奋战在抗日及辽沈平津战役中的传奇将军曹里怀作 者 袁 在 平

一

长征途中，曹里怀因表现出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率部北上抗日的坚定立场，而险遭张国焘杀害；时因朱德挺身相救，方免一死。但最终曹里怀则被张国焘撤销了一局局长的职务、开除党籍，被降职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军事教员。后因曹在红军大学任教成绩卓著而恢复了党籍，并奉命任该红军大学上级干部指挥科科长。是时南下川蜀地区的我红四方面军，因野心家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挥，而遭受到很大损失、且处于了极困难险境；故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唯有再度北上与第一方面军（即中央军）会合，这既是最正确的、且方才会有更光辉灿烂的前程。 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1936年10月，曹里怀则不失时机地立即率全科100余名学员第二次爬雪山、过草地，向陕甘宁边区挺进，于同年底到达延安。曹里怀抵延安后，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第4队、6队队长。1937年9月，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留守大后方担负起保卫中央边区、保卫党中央伟大使命的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正式成立；留守兵团由肖劲光任兵团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1938年春，留守兵团计有兵力15000余人。留守兵团所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日寇攻占华北后，计部署了4个师团及一个旅团的兵力，从东面严重威胁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北、西、南又有国民党军达20多个师，且由国民党顽固派所发动的摩擦及严重摩擦事件时有发生；而于边区内，又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几十股土匪经常发动袭扰。面对这一复杂局面，留守兵团均一一冷静应对，高度重视战略策略，并均取得了彻底胜利。尤其是在对日作战上，我兵团则充分利用我方地理上的绝对优势，实施以“积极防御，主动进攻”的战略战术。边区东岸，面临着水深浪高的浩瀚黄河，岸边是悬崖峭壁千丈、群山纵岭延绵，自古号称“天险”。兵团于边区东岸北起府谷、南至宜川约500余公里沿线的高岩峭壁间，构筑起了无数极其坚固隐蔽的防御工事，号称“千里河防”。自1938年春至1939年底，日寇相继对我留守兵团黄河防线，进行了计23次猖狂进攻；所出动的兵力少则2000余人，多则20000余人。然而最终，日寇均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自1940年2月，八路军120师主力奉命回到晋西北根据地以及八路军主力于同年8月发动了“百团大战”之后，均一次次地予以了日军以重创；日军损失惨重，致使其对我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已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曹里怀将军于“黄河千里河防”兵团司令部工作战斗整整五年。他作为兵团参谋长，紧密配合司令员肖劲光，总是冲锋在前、亲临一线，冒着敌人飞机的疯狂轰炸及雨点般飞来的炮弹、毒气弹的疯狂轰击，指挥兵团战士与敌周旋、避实就虚、后发制人；与日寇展开了一次次殊死的决战，不仅大量有效地歼灭了敌人，且一次次地彻底击溃了敌人的进攻。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千里河防”保卫战中，曹里怀和他的战友共同创造和有力实践了“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极著名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曹里怀还将此二术作为于“千里河防”保卫战中所取得的两条极为宝贵的经验，而写入了他撰写的《河防战斗的检讨》一文中，并经上级批准，将该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曹里怀于《难忘的回忆》书中对“半渡而击”战术阐述曰：“我方的主要火力是轻重机枪，在敌人未达到我火力所及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不过早开火；否则，既是拼无谓的消耗，又会暴露我方的火力点。待敌人进入我武器有效射程，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全部火力的优势，或击敌于对河船上，或击敌于船渡之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以达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曹里怀于同一书中关于“主动出击”战术阐述曰：“我们打的是防御战，但不是单纯的防御。消极地等着挨打是守不住、也打不退敌人的进攻的。我们要善于选择时机，或于敌立足未稳、或于敌遭我火力打击处于混乱之时，派出精干得力的部队迂回渡过河东，突击敌人的侧后，以配合正面的防御。这一条要奏效，及时准确地获得情报是个关键。”自曹里怀于边区留守兵团工作战斗整五年后的一天，毛泽东主席相约曹里怀、耿飚到枣园谈话，并亲自向他俩布置新任务：要耿飚到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要曹里怀到冀鲁豫军区任参谋长。谈完话后，毛泽东主席还请他俩在自己家里共进午餐。那顿饭“还烧了几个青辣椒，喝了一杯葡萄酒”（《难忘的回忆》）。1944年5月，新的冀鲁豫军区正式成立，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新的冀鲁豫军区自成立之日起，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便积极组织和开展起了一系列粉碎日伪军“扫荡”的重要战斗和战役。 如此，不单粉碎了“扫荡”，且还极有效地重创和歼灭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个个的伟大胜利。194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讲话，号召各根据地军民“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把这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在条件下可能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同上）。我冀鲁豫军区遵循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精神，自1945年春起，强有力地加大了猛烈的攻势作战，接连组织发动了南乐、东平、阳谷、海子、安阳以东等等重大及重要战役，摧毁了日伪军的许许多多据点，消灭了一大批日伪军，使许许多多原为日伪军占领的“沦陷区”变成了解放区。从而，使冀、鲁、豫的广大地区连成了一片。在这一系列攻势作战战役中，曹里怀亲自参加了南乐、海子、安阳以东等战役的指挥与作战。其中，历时3天3夜由我军所发动的南乐战役，计歼灭日伪军达3400余人，缴获敌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68挺，步枪2600余支，战马50余匹，攻克南乐县及其周围据点达32处。从而解放了南乐、大名、广平以东的广大地区，使我冀鲁豫南北纵深连成了一片。其中，由曹里怀参加指挥作战的安阳以东战役，计摧毁日伪军据点达20余处，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46挺，步枪700余支，歼灭日伪军达1540余人。曹里怀所指挥的安阳战役的胜利开展，为太行八路军所发动的摧毁长期盘踞在安阳、磁县地区的日伪顽军、扩大解放区的整体战役，起到了紧密配合与呼应的重要作用。

二1945年是夺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击溃国民党顽固派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极其重要而关键的一年。苏联以两个方面军的虎狼之师，进攻东北日本关东军，全歼日军。同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故是时的东北，成为了我军与国民党顽固派争夺、占领的一个焦点。8月，党中央作出了“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的重大决策，并迅速调集大批干部和军队开赴东北。中央军委原调曹里怀到太岳军区任司令员；然曹里怀主动请战赴东北，最终中央批准了曹里怀的请求。同年9月中旬，从各解放区紧急抽调的约2万名党政干部及10万人部队，便陆陆续续日夜兼程开赴东北；同年10月，曹里怀从冀鲁豫根据地率一个团兵力及干部到达东北。曹里怀抵达东北后，为东北局内部任命为长春市警备司令部司令，率部驻扎在长春郊外。长春是东北的重要战略要地，是东三省的中枢，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及日本关东军大本营的所在地。1945年8月下旬，苏联远征军占领了长春。然而，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及抢占东北，不惜派遣汉奸赵君迈于同年12月13日以国民党政府伪市长的名义“接收”了长春。紧接着，蒋介石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下，将早于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所组建、由大汉奸姜鹏飞任司令的号称“铁石”部队，在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便成了“国军”的一支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滔天罪行的地地道道日伪匪军的国民党“靖安军”，从天津空运到了长春。时长春城所驻扎的名为“国军”、实乃日伪匪军，除大汉奸姜鹏飞所指挥的“铁石”部队外，又还有伪吉林省保安大队、骑兵大队、警察中队及日军残余部队等数十支顽敌，总兵力达2万余人。侵占东北达14年之久的日本关东军，将长春营造成了一座如钢铁般坚固的军事城池！市内公路铁路四通八达，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无比坚固，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大街小巷障碍火网林立，每一座楼房便是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每一座街心公园便是一组火力配备齐全的碉堡群。这股以奸淫烧杀抢掠为本性的据守长春的日伪顽军，将长春人民再度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故解放长春，既是长春人民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党我军争夺整个东北的需要。1946年4月11日，我吉辽军区司令部正式制定了攻占长春战役的作战计划，并组织起了东北纵队、西南纵队、东南纵队计3个攻击部队的优势兵力。战役总指挥乃东北民主联军之现任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其中，曹里怀任攻城部队东北纵队司令员，谭甫仁为该纵队政委。就在4月14日苏联远征军撤出长春的当天，我各个攻击部队进入了长春市郊，并立即向长春外围守敌发起猛烈进攻。仅激战数小时，便将外围固守之敌全歼殆尽。4月15日凌晨五点，东北纵队、东南纵队、西南纵队分别从三个方向向长春发起总攻。其中，曹里怀亲率东北纵队历经无数次激战、血战、恶战，相继攻下了长春火车站、击溃了日伪“铁石”部队的顽强阻击，攻占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及伪满宪兵司令部等等，为长春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时至4月18日，长春解放之役大获全胜。除极少数敌军逃窜外，计歼灭、生俘日伪军达16500余人，并生擒了伪长春卫戍司令部中将司令陈家祯、伪吉林省代主席王滨华、伪长春市市长赵君迈、伪长春警察局局长张炯等重要头目；计缴获轻重机枪450余挺、炮50余门、长短枪11500余支、子弹110余万发、飞机一架及其他重多的军用物资等等。正当我军攻占长春之际，国民党军开进东北的总兵力达31万余人。在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东北局立即作出了我军于同年5月22日拂晓前，全部撤出长春、“隐蔽两厢”的重要决定。我军撤离长春后，曹里怀先后担任吉林军区司令员、吉北军分区司令员；于此期间，曹里怀应西满军区之请，亲率部队进发到农安、前郭尔罗斯等地区大力开展剿匪活动。1946年11月，曹里怀任独立师师长兼吉北军分区司令员。1947年7月，曹里怀调任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是洪学智。当年，曹里怀率部积极投入了东北野战军发动的大规模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直至取得了伟大胜利。历经了这三次大攻势作战之后，东北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民党在东北的卫立煌集团军总兵力约55万人；其主力越打越少，其地盘也越打越小，最终龟缩到了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孤城之中。而我东北解放区，在取得了与国民党军作战、积极开展剿匪反霸及土地革命运动等的一个个伟大胜利之后，则已拥有了东北境的97%以上的土地及86%以上的人口，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力物力十分充足。至1948年8月，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了103万人。1948年3月，曹里怀被调任为四野第1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天佑任1纵司令员，梁必业任政委。于辽沈战役中，曹里怀紧密配合李天佑、梁必业率1纵勇猛投身于该战役的首场大战——攻打锦州。辽沈战役自1948年9月12日发动，至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曹里怀率部自始至终参加了该战役。辽沈战役中，我军计歼灭国民党军达47.2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

三辽沈战役后，四野1纵改为38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曹里怀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很快，曹里怀及其所在38军随四野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中的天津大战。时盘踞天津的守敌达10万余人。我军攻打天津实以“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然后分割围歼”的战略战术。1949年1月14日，总攻开始。我38军、39军并肩从天津西面突击攻城。在我军的猛烈攻势下，进攻仅十几分钟，38军的一个突击连便把红旗插上了天津西门城头。然而，当我军突进到天津纵深时，则为城内横七竖八、迂回狭窄的街道障碍及敌人所精心构筑的密集碉堡及高楼大厦的坚固防御工事所阻。时38军有两个师的主力拥挤在不到两华里的街道小巷地段上；有的或“走错了方向”，有的或“插乱了建制”等等。而敌人则利用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次次进行顽强抵抗；敌军炮火也一阵阵地向我军突破口发起猛烈轰击，将我方的多条电话线路炸断，从而使我军不少下级部队与上级指挥失去了联系。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曹里怀向军长李天佑提出自己亲赴一线指挥的请求。该请求经最高总指挥部刘亚楼总指挥批准后，曹里怀立即带着两位警卫员及一位参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城区战场奔去。他们在花园大街找到了38军所属113师师指挥部。一问情况，师长贺东生报告说，因电话线路不通，下面的情况报不上来；师部已派副师长及师参谋长到前面去了。曹里怀发现，师部门口正停放着两辆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装甲车。经商议决定，该师政委留师指挥部坐镇指挥，而师长贺东生则随曹里怀一行乘坐一辆装甲车开往一线。当装甲车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开进到永明街一带时，只见前面便是敌人老城区西门一带的一道坚固防线，敌军凭藉着坚固工事以猛烈的火力进行顽抗。而我军数个团的兵力则被阻在了永明街一带的街道小巷。我突击部队组织多次连续突击，均因后续部队施展不开、跟不上去而未能成功。曹里怀派参谋找来112师、113师数个团的团领导就地开会。会上，曹里怀在进一步强调“要尽快拿下金汤桥”、实现与从东面向西进击的友军部队胜利会师这一战略目标之后，经与师长贺东生商议，对眼下突破老城区西门守敌的这道坚固防线的作战部署又作了新的调整部署：除从正面发起攻击外，又组织部队从两冀同时发起突击。最后，由贺师长向113师所属部队及由曹里怀向112师所属部队分头下达了作战命令。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敌军的防线很快土崩瓦解；我军两个师的兵力像潮水般涌入了天津市老城区。在曹里怀所率乘坐的装甲车胜利挺进到老城区一个大丁字路口时，街头立着一座巨型地堡，敌人从地堡里正用轻重武器向开阔无任何遮掩的街面猛烈发动顽抗扫射；我军又再一次被阻在了一个个狭窄的街道、巷道、胡同口。曹里怀灵机一动，决定以装甲车开路，掩护部队向前冲锋。曹里怀一声令下，装甲车直向地堡冲去；车上的几挺机枪同时向敌人扫射，我军大部队一拥而上。瞬息间，敌人的地堡被摧毁，敌军的又一道坚固防线被彻底瓦解。当几位战士发现坐在装甲车里指挥的是曹里怀副军长时，边冲锋边大声喊道：“同志们，车里坐着的是二0三首长（曹里怀副军长代号），快冲呀！”这一喊，部队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时至当日午夜，38军的计4个师的兵力已自老城区向南、向东南、向北全面展开进击。当曹、贺乘坐装甲车开抵鼓楼北大街时，冲锋在前的部队自老城区越过鼓楼西大街直插老城北部；在攻下了几个敌军据点及几座仓库后，捣毁了天津守城敌军总指挥部。我军俘虏敌军无数；38军的属部，还活捉了敌总指挥陈长捷。 凌晨两三点钟，38军与从东面向西进击的友军在金汤桥胜利会师。此时的曹里怀已顾不上坐装甲车了，而是徒步与大部队一起向前冲去。天亮后，天津已全城解放。天津战役自总攻开始至胜利结束，历时约20个小时。在通讯联络失灵的情况，曹里怀将军亲乘装甲车上一线指挥，并为部队开路，率我军战士向敌军冲锋陷阵！这既是一个壮举，这也已成为了解放战争中的一段佳话。这段佳话在大型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中，以较长时间的特写镜头得以了极为真实而生动的再现；同时，此生动的事迹与业绩，在曹里怀一生中的记忆与感受中，其印记也特深、特重。他在《难忘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我戎马一生，参加过无数次战斗；然而，天津之战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因为它是我军从东北入关后的第一仗，也是我第一次坐上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装甲车，突进城区去指挥作战。”2020年11月初稿于宜昌2022年3月修订于宜昌

作者简介袁在平，1944年生，湖南资兴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湖北省宜昌市群艺馆副研究馆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地方刊物编辑和文史研究工作，在国家、省、市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文史文章、学术论文100余万字。《宜昌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副主编、首席主笔，《中国民俗志.伍家岗卷》（中国文联出版社）总纂。参与了第二届《宜昌市志》（方志出版社）撰稿。与夫人龚兴华合著出版有68万字文史专著《三峡史海钩沉录》（长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