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早夭的小弟，周氏三兄弟幼年时期，虽然大哥鲁迅有些如父如兄的家长式霸道，除去应当还是关系不错的。

周建人小大哥七岁小二哥四岁，相比之下幼年时，不如周作人与大哥关系更为密切。在周作人晚年回忆所作中，曾提及诸多趣事。

鲁迅曾和作人引经据典，也取个带"人"的名字，俩人叽里咕噜地咬文嚼字，背诵一些古文，最后说“侃”字好，什么“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尚书公，投绂理石。”意思是刚直和乐、从容不迫。

可是过了一天，老大樟寿对三弟说，这“侃人”二字，读起来有点拗口，不如改为“建人”吧，于是松寿就叫周建人了。

建人尚小不理解大哥，因家变而少年老成起来，有时抱怨他家长式的专横。作为仕宦之家中的长子，鲁迅被寄托了更多振兴门楣的希望，压力山大，性格也变得早熟了。

在《风筝》文中，鲁迅就17岁时故意弄坏小弟的风筝感到愧疚，而对建人旧事从提时，他淡淡地说不记得有这事了。

而二哥周树人性格不那么激烈，和三弟建人的关系更温和些。当年祖父入狱，父亲病重，建人和作人去大舅家寄住。在周建人的回忆中，大哥有事心中藏，二哥则更溢于言表，比如对小弟病亡，周建人写了好几首诗和多篇怀念之文。

因当说在北京八道湾宅兄弟失和前，周建人和大哥关系更为亲密，为新文化运动共同出力，两人文风各异，但打仗亲兄弟，无论总角之情还是事业交集，都胜过与三弟建人的。只是他们后来到了上海，又加上留京周作人的道不同不相与谋，从此彻底绝裂了。

此后鲁迅与三弟建人的关系除了同在沪地，加上无政见之分外，还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味道，毕意他们都有过不幸福的婚姻。

1912年周作人的妻子生了儿子后，她的妹妹羽田芳子也来到绍兴。十五岁的芳子天真活泼，又学会说简单的绍兴话，成为信子与周家之间的桥梁，与二十四岁的周建人也产生了感情。大家认为亲上加亲，是好事，于是由大哥说合母亲主持下，1914年建人和芳子结了婚。

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出生，不幸于一岁余夭折。这对芳子刺激很大，患上了类似疯癫的病症。两年后先后生了女儿鞠子和儿子丰二。1919周建人一家随同全家，住进鲁迅购买的北京八道湾住宅。

周建人到京后没有工作，1920在北京大学旁听攻读哲学，间或写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处发表，但稿酬甚微。这样生活了将近两年，周建人不甘于寄人篱下的生活，芳子又常埋怨丈夫没有挣钱的本领，从冷言冷语发展到大吵大闹，使周建人受尽苦处。

他只得由鲁迅托蔡元培、周作人托胡适帮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找到了一个校对工作，每月工资六十元。工作辛苦而收入很少。后来芳子生下儿子丰三。工资微薄的周建人每月拿出几十元钱寄给芳子，可这点儿钱根本不够芳子花销，非常羡慕阔绰的信子，越来越依赖姐姐了。

周建人多次写信给芳子，有次甚至回北京亲自去说服芳子，要她带着孩子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但芳子听姐姐的话，舍不得离开家人，也舍不得八道湾富裕的生活不肯去上海。周建人和昔日学生王蕴如也产生了感情有意同居。

从1931年以后，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兄弟，虽为一母同胞兼连襟，不仅因羽田信子的关系而闹僵，更由于周作人对日伪的投怀送抱而决裂。

但相对而言，二人私下的交集要多点。周作人投敌后，鲁迅还是禁不住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让建人较交，虽无效也算仁至义尽了。

周作人不仅跟大哥老死不相往来跟三弟也是感情不和，不和的原因很简单，都是日本娘们儿惹出来的，后期闹到周建人连生活费也给她们母子断了，这件事让周作人大动肝火，后来周建人投身革命，两兄弟最终成了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