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学”中的认识论学说，但也同时分为各有侧重的学派。
“理学”，自北宋产生，盛行于南宋和明，衰落于清。这期间，涌现众多学派，影响广及千年。
朱熹，与程颢、程颐属于狭义“理学”，以“理”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被称为“程朱理学”。
因此，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理一元论哲学”的认识论。
二百多年后明代王守仁，号阳明，与陆九渊为“心一元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格物致知”认识论，自然以“心”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理一元”和“心一元”，就是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学说的最大区别。
一朱熹和王阳明，分别是宋儒和明儒之翘楚。他们的理论，皆根源于先秦的儒学。
“格物致知”，载于《礼记.大学》。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据称为西汉今文经学创始人之一戴圣所作，是学习孔子传下来的“礼经”的笔记，因而称“记”。
关于《大学》，郑玄说：“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礼记》的这篇文章，主要论述君子个人修养与为政治国的关系；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总纲”；然后具体讲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七个步骤。这七个步骤中，“修身”是根本。
“格物”，唐孔颖达《疏》云：“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这是说，“格物”，就是探究事物的原理。
“致知”，孔《疏》云：“初始必须习学，然后乃能有所知晓其成败”。“知”，指知识。孔颖达认为“致知”，就是通过学习获得知识。
二朱熹，认为《大学》这篇文章很重要。于是将其与《礼记》中的另一篇《中庸》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将《大学》置于首篇。
朱熹的儒学前辈程颐，已经将“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来论述了，只是还不是高度重视。
朱熹则在程颐研究的基础上，上了一个档次，不仅高度重视“格物致知”，还总结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论”。
这里要插上几句。前面说到，朱熹属于“理一元论哲学”。他在程颐融合佛教观念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即“总合天地万物之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又各自有一个理；然而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一个理的体现”。
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关于“理”的认识论。
他说，“格”，为至为尽；“物”为事。“格物”，是“即物而穷尽事物之理”。“致知”，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
他进一步说，从格物到致知是认知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过程，也是积累到贯通的过程。格物与致知是认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三宋朝，和朱熹同时，还有一个大儒，叫陆九渊，号象山，家学深厚。
他创建了著名的“象山书院”，培养大量弟子，时称其与兄陆九龄为“江西之学”，与朱熹的“闽学”，并称“朱陆”。
陆九渊对《大学》的理解，换了一个角度，他认为，心即是性，即是理，由此开创了理学中的“心学”一系。
王阳明，属于陆九渊“心学”一派。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他认为，“格物”，是为“正心”；“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
王阳明的弟子，在《传习录下》中，将老师“格物致知”的理论总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后人，称这四句话是“王门四句教”。
四《礼记.大学》所讲的“七步骤”，包括“格物、致知”，原意是作为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
但从宋代理学的程颐开始，则将其上升到联系“本体论”的“认识论”高度。
比如朱熹，他认为，“理”为“本”，“气”为“具”——“理”是“本体”，“气”为具象。他以此说，与稍长于他的张载的“其本论”哲学相抗衡。
比如王阳明，他认为，心的“良知”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就是说，“心”在本体论方面是事物的源泉。
各自不同的本体论，也使朱熹和王阳明对于认识论功能的认识上，形成了很大不同。
朱熹说，“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穷理”。就是必须通过事物的具象，而深入认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理”。
王阳明说，“格物致知”，在于“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知。
五用任继愈老先生的话说，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王阳明，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宋明理学，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代表人。在“格物致知”认识论的研究上，也呈现多元局面。
明代的罗钦顺，是当时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他与王夫之，都受朱熹影响，关于“格物致知”，在“尽吾心中之理”方面，有所发挥。
明末清初的颜元，则对“格物致知”各种理论作了一番总结，认为，“格”就是“手格猛兽之格”，即亲自动手去做；“格物致知”，就是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强调了认识和习行的结合。
宋明理学，是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的结晶和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理学各家对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重大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大大深化了中国古代的理论思维水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总体上，理学，作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统治起了稳定和维护作用。
另外， “理一元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心一元哲学”中强调的道德主体价值和个体自觉，都对后世思想家有一定的思想解放和早期启蒙的作用。
理学在东北亚和东南亚，都有广泛传播和影响。所传及之国，往往形成了源自中国而又结合其本国情况的的“气学派”、“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
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后，最早，“科学”的汉译是“格致”。
19世纪70年代，在英国人麦华陀倡议下，中国学者徐寿和英国学者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成为当时西学东渐和中外人士研讨西学的中心，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风俗的转变。
通过这两件事，可见“格物致知”影响之深。
从个人角度出发，我眼中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一句话：存天理、灭人欲！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也是一句话：知行合一！
朱熹和王阳明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朱熹认为天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规律，这个规律掌管着天下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礼义廉耻还是人间烟火，统统都在这个规律之下。
但这个规律并不是随便一个人能达到的，必须按照他老人（以及孔孟两位圣人）的指导，严格遵守并一点一滴的实践。消灭自己作为人，身上存在的诸多欲望和问题，最终就能成为像孔孟一样的圣人。
而王阳明也认为天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规律，但这个规律并不需要每个人都要像孔孟一样做的那样好，才能成为圣人，而是让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统一起来，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去发现天理并做好它，这个人就是一个圣人。
朱熹说的那种圣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连他自己也做不到。但因为这样做，像他这样的读书人才能掌握话语权，成为这个社会的上层人。
所以他的这些理论，我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