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凯迪
越南，这个曾经的中国藩属乃至于直属领土，今天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近一亿人口的东南亚强国。这个所谓的“南天小中华”，不仅曾经气势汹汹地在东南亚东征西讨，更时刻不忘挑战北方中国所建立的政治地缘秩序。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历史不难发现，这个让我们尴尬的地方与中国的两广地区几乎是同时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中。
然而，为什么在数千年的文明交融中，两广成为了大中华坚定的南大门，而越南则最终成为了域外之地呢？
图/越南地图
01 难以克服的气候地理问题在今天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北回归线从我国广东、广西与云南省的南缘穿过。在北回归线之南的地方一年基本属于热带气候的范畴，一年之中基本只有旱季和雨季的区别，且这些地区树木繁盛，潮湿异常，多有中原人难以克服的“瘴气”存在。
从秦始皇的南征大军到历来流放岭南的大量文人，大量来自中原乃至于长江流域的汉人都因“瘴”而病倒，乃至于尸骨无存。而处在岭南更难的越南，这种问题则更加严重，终年酷热多雨的气候外加茂密的树林对无数到此而来的汉人移民而来简直是灾难的存在。
图/越南北部的原始森林
与两广相比，越南没有足够连接全境各个地区的珠江水系作为便捷水运交通网，也没有如珠江三角洲一般足够肥沃的农耕用地与适宜的港湾群，更为重要的是并不直接毗邻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因此，这里始终难以吸引足够数量的汉族移民来形成主体民族的文化与血缘优势，也就无法形成对中央王朝足够的政治向心力。
02 困难的地缘角逐不同于对中原具有多元通道的岭南地区，越南的整个地理环境是封闭而狭长的。越南东北方向是广西十万大山余脉，西北方向则是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西面则是绵延千里的常珊珊面，东面便是汪洋大海。中原王朝对越南进行控制力辐射的方式只能是穿越北方的山脉孔道或者近海运输，这种资源输出的方式不仅代价高昂，而是耗时较长，更何况就连两广一带在隋唐之前都是具有强大独立性的蛮僚地域。
不能否认，中原王朝近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于越南一带的文化整合，但是这种文化整合的进程必然是阶段性的，也就是说对越南地区的消化必须建立在一个具有高度忠诚的两广地区的基础上。可惜的是，即使是广东地区的中原化也不会早于唐末，更别说广西地区在明朝仍然是少数民族起义多发的危险之地。因此，可以说中原王朝对越南的文化消融要远远滞后于军事征服与政治管辖。从汉朝以至于隋唐时代的越南“郡县化”时代，都是流于形式的表象。
图/11世纪的广东移民情况
03 安南地区的独立势力从东汉时期的二征姐妹开始，越南当地土著势力的反叛便此起彼伏。不过，直至唐朝中期之前，当地的独立势力都无法真正形成可以与中央王朝抗衡的强大力量。
这一局势的逆转出现在安史之乱过后。由于唐朝中央军花费了大量军力与财力投入对叛军的作战中，战后更面临着来自南诏与吐蕃等强大的军事压力，唐王朝不得不大大减少了在安南地区的军事存在。代宗在位时期（767年），就有一批来自爪哇的“昆仑闍婆”入侵安南都护府，甚至一度攻陷州城，尽管后来李光弼部将张伯仪收复失地，但是当时安南地区的虚弱程度可见一斑。
图/唐代安南都护府
更为重要的是，出于自身政治传统，唐朝在当地的行政管理上大规模使用了当地的土著豪强。这种开放的胸怀尽管一定程度上将当地上层吸纳为自身的统治基础，但也潜藏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公元9世纪初，安南都护府就曾经发生了驩州（越南中部）刺史土著杨清起兵反叛攻杀安南都护李象古的事件。尽管这次叛乱最终为唐王朝迅速扑灭，但是这明显显现出当地土著豪强实力的不断坐大之势。
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安南都护府被南诏国全面攻陷，唐朝军事存在在此地基本团灭，安南都护府只能寄治在今天海防一带。尽管唐王朝在六年之后收复了安南都护府，但其所凭借的大部分是当地的土著豪强之兵，而非内地的中央武装。随后，中央设置设置静海军节度使兼领安南都护，实际上是默认这一地区成为了中央难以直接管辖的藩镇。
图/南诏攻陷交趾
公元878年，黄巢起义爆发，叛军的声势席卷全国， 出身于安南鸿洲（属今越南海阳省宁江县）的世家大族曲承裕趁机割据一方，趁机架空了当地的安南都护，收复安南各地土著人心，掌握了对安南各地的实际控制权，同时自称静海节度使。公元906年，最后一任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被朱全忠逼迫自尽。即将寿终正寝的唐朝政府被迫承认既成事实，认可曲承裕静海军节度使之职，并加封同平章事。
自此，越南完成了事实上的独立政权，尽管在名义上依旧效忠于后来的后梁政权，但是其在政治与军事层面已经获得了绝对的自主权，并在当地土著中形成了极高的本土威望，形成了一个大区域内的民众归属认同。从这一刻起，越南就注定成了中国的番外之国。
图/越南人眼中的“南帝山河”
参考文献：1.中国全史百卷本
2.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