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霞飞
提到“老三篇”，略微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是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的合称。这三篇文章确实对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品格产生过极大影响。那么，这三篇文章为什么被合到一块儿称之为“老三篇”？它出版前后的情况如何？
人们爱读的三篇文章
提到毛泽东上述文章为什么被合称为“老三篇”，应该承认的是，这确实是人们爱读的三篇文章。
《为人民服务》一文，是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在这篇讲演中赞扬了张思德身上体现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提出了“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著名论断，并且把为人民服务上升到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提出了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价值观。毛泽东还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自身修养的根本出发点，提出了“对人民有好处”是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加强自我修养的立足点。非常明显，毛泽东这篇文章，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道德思想。中国经过几千年封建统治后转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陈腐的观念长期占统治地位，影响着国人的思想，中国人在忍受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受着落后观念的浸染，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在世界观、道德观、修养观方面，还处于迷离状态。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恰恰在此时树立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不仅和共产党的纲领相合，而且为中国人提升思想境界，改造精神面貌，指明了总方向。因此，毛泽东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受到共产党员和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喜爱。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宗旨和口号，而且成为一种全民拥护并努力践行的准则。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明确地指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其上升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核心的地位。正是因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具有这样的重大历史价值，因此，它受到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国人中流传，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
◆《纪念白求恩》。
《纪念白求恩》一文，是毛泽东于1939年12月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所撰写，原题为《学习白求恩》。新中国成立后将此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除了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外，更重要的是提倡一种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德，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他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把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加以高度概括，发表后即成为共产党人和积极上进者进行自我修养时可供对照也可供自励的简明扼要又道理深邃的读本。
《愚公移山》是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致的闭幕词。愚公移山这篇中国古代寓言成为展开全文的故事基础，并且直接作为文章标题。文章中倡导的愚公精神，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毛泽东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概括了这种意志，同时毛泽东也说明了共产党的上帝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我们一定要依靠人民的道理。可以说，《愚公移山》这篇文章，既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意志，又说明了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毛泽东上述三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有先后，但都无一例外受到了共产党员、人民军队指战员的喜爱。国统区追求进步的人们也很喜爱这些文章，当年国统区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中暗自传阅着这些文章的油印本。进步的人们为什么喜爱毛泽东这三篇文章？其实，从大的历史视角看，这与当年中国人民经历上百年黑暗和战乱，精神上陷入迷茫，迫切需要有一种健康的精神追求，有极大关系。也与共产党正在走向辉煌，它的理念正在播向全国人民有极大关系。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精神境界、奉献精神、坚强意志，正适应时代和人民的进步需求，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对于上述精神层面的追求，有普遍的认同感，并且达到了入心入脑的程度。
毛泽东上述三篇文章受到人们喜爱，还在于写得短小精悍，文字生动。毛泽东在写这三篇文章之前，写过很多文章，大都是文字雄健有力，逻辑推理严谨，道理阐述深刻之作。但这三篇文章为什么受到更广泛的欢迎？这与它们的特点有关：三篇文章中都有人物，有故事；三篇文章中都用简明语言阐述深刻道理；道理讲述入情入理，又十分深刻；三篇文章都通俗易懂；文化程度高的人为文章的逻辑和哲理所折服，文化程度不算高的人也读得懂，记得住。
当年，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艺、妇女学院，乃至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都先后把毛泽东这三篇文章作为学员必读的教材。由于这三篇文章都很短，讲的道理通俗又包含深刻道理，所以，学员们自觉地反复阅读，以至许多学员都能够将这三篇文章背诵下来。当年的这种背诵，没有任何校方或者老师提出过要求，完全是学员的自觉行为。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很多当年的老同志至今仍然对于在延安学习时读这三篇文章记忆深刻，认为这三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三篇文章，深深启迪了自己，引领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使自己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此自己的人生有了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确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
“老三篇”称呼的由来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新解放区的不断开辟，使干部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各地培训干部的学校也迅速建立起来。这些干部学校，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对干部的需求，一般学制都比较短。有的学习一年，有的学习半年，短的只学习三四个月，学员结业后即被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到这种学习时间不长的干部学校学习的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觉悟都不同，因此，办这类干部学校，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学员的立场、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这些学校除了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作为教材外，也把毛泽东的上述三篇文章作为基本教材。与《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不同的是，这三篇文章，几乎用不着教员深入讲解，学员们一读就懂，一读就喜爱，一读就记忆牢固，一读就解决思想问题，一读就提高思想境界。共产党在各地办的干部学校之间经过交流经验，很快就都认识到毛泽东这三篇文章，确实是最容易在短期内解决学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有效提高学员思想境界，使学员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的好教材，也是使学员由此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形成并提高共产党人的党性的简明教材，是速成干部学校迅速培养合格干部的捷径。于是，毛泽东的上述三篇文章就在抗日战争后期，在解放战争时期，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共产党办的干部学校中全面普及开来。应该提到的是，当年解放军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适应改造起义或者投诚的国民党部队的需要，创办了大量短期学校。几乎师一级单位都有这类学校。这类部队学校，既要培养新的军队干部，又要训练那些长期忙于打仗而没有机会学习的干部，还要把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干部集中起来学习。这些军队办的学校里，几乎无一例外，也将毛泽东的上述三篇文章作为基础教材之一。这些过去长期打仗的学员，文化水平普遍较地方办的干部学校中的学员低一些，教员们讲解《共产党宣言》，可能要反复深入讲解，他们才能懂，而教员只要读一遍毛泽东的上述三篇文章，他们马上就能听懂，而且记忆深刻。不仅如此，学员们还能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列出许多能够说明毛泽东文章中道理的新故事，谈出许多新体会。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启发，思想境界提升得非常快。因此，解放军办的学校中，便将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列为长期办学必列教材的一部分。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合订版。
既然学员们喜爱读这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又能够在短期内使学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和信念，共产党各地各级组织办的短期干部学校也就很自然地在培养每期学员时，将毛泽东这三篇文章列为必读教材。学员一期一期地结业，学校一期接一期地办下去，毛泽东这三篇文章作为必读教材这一点始终没变。共产党办培养干部的短期学校的这个经验，很快就被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招生和办学的各地正规学校所吸取。这些正规学校，包括各地的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各类高校，也把毛泽东的上述三篇文章选作学生入学后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之一。这些正规学校的学员们入学后，也非常爱读毛泽东这三篇文章，对于年轻的学生们来说，这三篇文章也确实在他们确立人生观、价值观时期起到了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上大学的人回忆起他们当年大学时代情形时，总不忘记他们阅读过的毛泽东这三篇文章对自己的正面影响。
由于各学校在培养、教育各届学员、学生中都将毛泽东的上述三篇文章列为必读教材，时间一长，便成了各地各级学校教学计划中的一种惯例。各地各级学校在招收新生后制定教学计划，列出教材名称时，为了简要表述，就形成一种现象：不再一一列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文章名，而直接称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老三篇”。
直接将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简称为“老三篇”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叫法，并不是哪个人的刻意发明。
“老三篇”的叫法，传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高层后，也被大家接受，也跟着这样叫了起来。出现这种情况，无非是大家觉得这种叫法十分简捷，能把毛泽东的三篇文章都包括进来，不用一篇一篇地念。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至经过5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许多重要著作都公开出版发行了，但从共产党高层到基层办校的同志，以及普通学员、学生，上下都这样把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单独列出来，称呼为“老三篇”，说明毛泽东上述三篇文章确实通俗易懂、譬理深刻、生动活泼，并且在确立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起着独特的、其他文章难以替代的作用。
虽然“老三篇”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称呼，但当时还没有重要领导人在重要讲话中公开这样说、这样写，更没有写到文件上。
林彪的教条化催生《毛主席语录》而非“老三篇”
战争年代，林彪曾倡导学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其它著作，他也曾认真读过。1959年9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的观点。1960年2月，林彪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学毛著要背警句的方法，他说：“我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辩证法就是那么几条，可是它的变化是无穷的，你不懂得怎么能够用它？一定要把最重要的话背下来。”1961年4月，林彪视察部队时提出，《解放军报》要经常选登与当时形势、任务有关的毛泽东语录。此后，按照林彪的这个指示，《解放军报》每期都在头版右上角显著位置，刊登一条毛泽东的经典语录。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部队和地方干部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很多受到林彪的话以及《解放军报》每期刊登毛主席语录方式影响的人，都把背诵毛泽东语录当作学习和掌握毛泽东著作的捷径。当年，军队不少干部、战士，包括地方不少干部，把《解放军报》上每期右上角发表的毛泽东语录认真地剪下来，自己装订成册，每日阅读甚至背诵。后来，军队和地方的一些干部直接上书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要中央直接印刷出版《毛主席语录》。1964年1月5日，由解放军政治部编印的16开本《毛主席语录200条》在军队内部发行。1964年1月10日52开本的《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修订后再版发行，为64开本，红塑料封皮。再版的《毛主席语录》刚刚发行几个月，“文革”爆发。1966年12月17日，《前言》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正式发行，很快成为“文革”中盛行的“红宝书”。林彪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教条化、庸俗化，最终催生了《毛主席语录》。
但“老三篇”的出版发行，却并不是林彪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教条化、庸俗化的结果。它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特别是单行本的出版有直接关系，而根基在于读者对这三篇文章的真心喜爱。
早在战争年代，一些根据地就出过《毛泽东选集》，其中收入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各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多种版本，收入的文章也各不相同。各根据地又都出版过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值得指出的是，各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尽管也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出版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油印本，并且文字上没有多少差别。新中国成立前后，共产党、解放军中办的各级各类干部学校，也印刷上述三篇文章，作为教材使用。笔者父母1946年进共产党干部学校学习时，就发到《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的油印单行本，他们曾经反复阅读，直到年老，仍然保存。
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回国后将斯大林这个建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中央政治局一致赞成。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负责毛泽东著作收集、编辑、整理、出版工作。在收集、编辑、整理毛泽东著作过程中，在成套出版《毛泽东选集》条件尚未成熟之前，陆续通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毛泽东著作单行本。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把读毛泽东著作教条化、庸俗化之前，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都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出版后很受欢迎，发行量也很高。但那时还没有将毛泽东这三篇文章合起来出版成一本书的情况。虽然没有这种情况，但在各地各级组织中，在干部学校中，在部队中，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把这三篇文章简捷地称为“老三篇”，已经是一种常态化现象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掀起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特别是解放军中推出了不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典型，如廖初江、丰丽生、黄祖示等。60年代初期解放军中涌现的模范人物如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的事迹中，学习毛泽东著作占有很大分量。解放军中学习毛泽东著作只是全国学毛著的一部分，当时，全国党内外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确实相当踊跃。
，◆学习老三篇。
为了适应人们学毛著的需要，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除了陆续出版《毛泽东选集》外，继续重视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963年，人民出版社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合起来出了两篇文章的本子。此书64开，平装，这就不算单行本了。1966年，外文出版社还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合出本译成英文，正式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外交官在与已经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欧洲国家外交官交往时，往往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合出的英文版作为礼物奉送。
1964年7月初，在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指导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其中的乙种本中收入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1965年6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第2版。第2版中，对第一版中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加上了一些新注释。其中乙种本上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字基本没有修改，但增加了一些注释。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合起来出一本书，并且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是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1965年6月第2版所载原文重排的。”
就在人民出版社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合起来出版前，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拟请林彪写一段话放在这三篇文章合出本前边，林彪欣然答应了。过了几天，林彪写的话拿来了，大家一看，都很吃惊，林彪写的话实在太短了，不算标点符号，总共只有59个字，全文如下：“‘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林彪这段话，写得虽然短，但有四个标志性的东西：一是首次由林彪这样的中央高层领导用通俗的话称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老三篇”，并且公开发表。二是指出“老三篇”虽然容易读，做到却不容易。三是提出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四是强调学习“老三篇”目的是搞好思想革命化。林彪的话很快被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通过，并且决定用林彪的手书字体印在书前。
“老三篇”出版后，受到了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前排起了长长的买书队伍。从1966年3月“老三篇”出版，到12月，就重印了13次，每次印刷的数量，不是以万计，而是以几十万计。“老三篇”的英文版不久也正式出版了，接着，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老三篇”版本，有维吾尔文、朝鲜文、蒙古文等，甚至还于1967年1月出版了中国人数非常少的锡伯族文字的“老三篇”。之后，党内外、军内外，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老三篇”的新热潮。
当年的人们学习“老三篇”确实起到了涵养人们的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肯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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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由来
庐山！就位于江西省的北部，它的北面，有一条大河滚滚而下，就是中国的黄金水道----万里长江，而它的东面和南面，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在地形上，它形成了一江一湖夹一山的格局。全山面积有三百多个平方公里，山体是呈椭圆形的，呈东北西南走向，并且全山由99座山峰组成，其中五老峰是庐山的代表山峰，但是它只是算比较险峻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有不同的造型，并不是最高，庐山的最高峰为汉阳峰。它海拔1474米，当然，较之于全国的其他一些名山来讲，庐山它算不上最高，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的好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次我们登临庐山将要去拜会一位仙人。 从高空俯瞰庐山就象一片清凉的薄荷叶、静静地帖伏在江河水泽（长江、鄱阳湖）之间。为此庐山有了“凉岛”之美誉。远古时期，在《禹贡》、《山海经》等书中记载，庐山当时并不是叫庐山，而是称“敷浅源”“南鄣山”“天子都”名字众多，山顶常被烟岚雾气笼罩，虚幻飘渺，神奇异常。春秋战国之前为“庐子国”属地，后被楚国兼并。相传在殷周时期，当时有一位姓匡名俗，字君孝的人，与几位爱好仙术朋友结伴，一同前往敷浅源，登上此山结庐修炼。那时有个周定王，非常爱慕匡俗等人的才华。想利用这几位在文治武功方面的才能。请他们出山辅佐朝政。就派使者带厚礼入“敷浅源”，使者登上山顶四处寻找打探，发现山巅有很多遗弃的草庐，就向当地农民，樵夫打听，询问匡俗等人的下落，当地人告诉说，这些人已“羽化登仙”而去。唯“人去庐存”以后人们就把匡俗等人留下草庐的山，称之为 “庐山”“匡山”。“匡庐”也因此而得名。宋代以后因要避赵匡胤，“匡”字讳，称“匡山”者渐稀少，遂直呼庐山。《诗经》中所说的“田中有庐，疆场有瓜” 就是当时人们认为的美好生活，意思是自家有几块田地，围绕着自己的房子，山坡上种植了一些瓜果，又与世隔绝，能避开战乱，可过着安逸自给自足的生活，庐山就是当时那种比较理想的地方。陶渊明的诗文可以得到佐证。 若要从外部看庐山，庐山险峻挺拔，四周多悬崖峭壁，而登上山顶后，山峰却显得平缓舒展，加之植被繁茂透出绵延秀丽的本色。因此有“磅礴五百里，奇秀甲东南。”之说。又因山体中间凹陷，象个竹筐，喻之筐山。这个竹筐的特点是“外险而内秀”。从地质学上讲，庐山形成于七千万年前中生代白垩纪时期，地质史称 “燕山运动”当时由淮阳弧形山系和江南古陆相夹持、挤压。使庐山呈断块山隆起、并产生了褶皱和断裂，有的地方上升为高山，有的地方下降为湖泊。庐山恰好是断层上升之地，山岩叠起呈断块地垒状。亦称“地垒式断块山”。距今三百万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纪，庐山顶部超出了雪线以上，又经数十万年间歇型冰川二至三次的洗礼，雪蚀冰削，形成了庐山典型的冰川地貌特征，铸就了庐山断岩沟壑纵横、流泉飞瀑密布的特征。自然风光奇秀。 如果（你）乘船从长江和鄱阳湖上北望庐山，就有毛主席诗中说的“一山飞歭大江边”的气势。如果（你）乘火车从京九线上南观庐山，就有苏东坡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味道。如果（你）站在庐山顶部看四周，就有李白说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的意境。所以庐山千百年来，游庐山的名士足踵相接、肩肘相磨。皆道出了许多不同说法。 早在三十年代，大文豪胡适先生就对庐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说庐山代表着我们中国的三大趋势“一是以庐山东林寺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二是以白鹿洞书院为代表的陈朱理学文化，三是以庐山别墅村为代表的西洋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如此深厚的文化，使得庐山能永久地保持她的青春，1996年，经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专家考证，庐山一次性通过并获得国际级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名山之称。 1858年《天津条约》签定后，九江、南京、上海等地相继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经商、定居、传教、租赁房产、买卖土地。这时庐山还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开发，群山中只零星地散落着一些小的寺院，没有真正的居民。1885年（光绪十一年）一位俄国商人，了解庐山是个逃避盛夏酷热的好地方，窜到庐山九峰寺马尾水附近，（因飞瀑如同马尾）发现此地景色绝佳，气候凉爽，就向寺院中的汇东和尚租赁了正殿后面的半间禅院和一些菜地，并给了汇东50大洋。50大洋在当时蛮多，约定第二年再来住几个月。这件事很快传遍了附近的乡里。当时这么多钱也的确让人眼热，乡里的头面人物和乡绅找借口说：“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住在这里，与伤化于风水。对风水不好。”纷纷到县衙去告状，汇东和尚害怕官府降罪于他，闻风而逃。就在这不久，英国传教士，也来到九峰寺要求买地。汇东潜逃在外，换了主持叫继慈，继慈怕沾上这件事不愿意在租地，英国人没办法，就百般纠缠，继慈与洋人语言不和，产生口角斗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就转向其他地方购地。祖宗基业不能随便向外国人出让，几处求购皆被乡里人告发终止。可李德立并不甘心，转向庐山山顶，发现山上长冲河一带地势平坦开阔，林木茂盛，环境幽雅，气候更佳，是个开辟避暑修养的宝地。为了购得这快地皮，李德立吸取了上几次的教训经验，改英国人姓名为中国人姓名，又通过第三者中国的一个传教士戴鹄臣和德化县举人万和赓撮合，用二百元银器贿赂九江县令盛富怀。购地和贿赂一起共用了五百多元的花消，购得庐山牯岭长冲河一带五百亩山地。九江县令盛富怀认为是个姓李名德立的中国人，草草签定了契约。但不久盛富怀得知李德立是个外国人时，就要收回契约。李德立坚决不同意，第二年就在租界地上着手建房。这时有人向朝廷告发，江西巡抚亲自过问此事，并拘押了几个促成此事的当事人，盛富怀脱不了干系，畏罪吞金自杀。案件随之被搁置，当时正是中法战争之际，1894年（光绪20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害怕再与英国人惹出事端，总理衙门敦促江西巡抚尽快结束此案，次年与英国驻九江领事签定了出卖庐山土地《牯牛岭案十二条》。协议，规定庐山长冲河一带永久租给英国人李德立，使购地合法化。 李德立随后成立了牯岭开发公司，将土地划分为3.7亩为一号，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登报出售，售价300元，几年之内全部售完，盈利丰厚，并在期间开通了登山小道，又将每一号地连成一片，牯岭租地事件对外影响很大，接着1897年俄国东正教牧师尼娑，买到芦林地域，1898年美国传教士海格思租到牯岭医生洼地段，1914年法国人樊体爱租到庐山狗头石地段，纷纷如法炮制，以后就有了葡萄牙、意大利、芬兰、瑞典、德国等二十五个不同国籍的商人、名流、政要来山建造别墅，构筑夏季避暑的安乐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庐山已形成一座具有一定规模，拥有多种异国风情的田园山城。这也是使后来庐山有了万国别墅花园的美称。这个特点在庐山东谷等地清晰可见。到目前为止庐山还尚存八百栋左右的外国别墅。由于近二十年来旅游事业发展，地皮紧张，危房叠出，很多单位将原有体量小的别墅推倒重建或扩建，房屋的密度不断增加，那种原汁原味的欧洲乡村风情在一点点消失。近几年由于旅游开发，认识上有所提高，有一些名人别墅正在抢救保护之中。并打算开发一些名人别墅供游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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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自然风光方面讲。庐山以飞瀑著称于世，它与黄山石笋，雁荡龙湫并为天下三奇。以傍大江大湖为特点。挤身于我国三大老牌避暑胜地之列。它与承德避暑山庄、北戴河齐名。且避暑效果最好。1920年随着长江上定期班轮的开通，庐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现代旅游，上海有专门组织客源来山旅游。当时胡适、丰子凯、林语堂、梁实秋等大批文人，就是通过此途径游庐山的，庐山也出现了多家专门接待游客的旅舍旅馆。而三十年代前后，庐山一度成为了民国政府夏季办公的“夏都”五六十年代又成为接待东欧国际友人和国内劳模的“凉城”。1978年成为首批开放城市。1982年成为国家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1985年成为国家最早的四大森林公园之一。1991年，列 为我国风景名胜四十佳。1996年12月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0年被列为首批4a级风景区，2001年3月首批荣获“国家地质公园”称号。2003年1月17日，被列为“中华十大名山”。 二、 从庐山文化历史方面讲。自东汉初司马迁在《史记》中，记有“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司马迁到庐山追考大禹、秦皇汉武足迹以来，名人足迹接踵。在东晋庐山脚下就出了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同期还有谢灵运，江庵等均写下了大量以庐山为题材的田园诗。到了唐代有李白、杜甫、孟浩然、张九龄、王唯、等文坛重量级人物涉足庐山，宋代名人来访更多，有周敦颐、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朱熹、岳飞、陆游、文天祥等等，元代有赵孟頫，明代上至帝王、下到普通百姓，能诗善吟者无数，其中代表有高启、解晋、唐寅、徐霞客等，清代更是名人佳士灿若星河，其中代表有袁枚、姚鼐等、晚清时有李鸿章、陈三立、康有为等，民国有吴宗慈、徐志摩、林语堂、胡适、张大千等，解放后有毛泽东、朱德、郭沫若、陶铸等名人名咏。可以这么说，庐山文化渊源，就象一条流动的长河，自东晋后，游历庐山的帝王将相，名人佳士从未间断。因为古时候庐山地处西路南下北上的交叉点上，长江水路贯穿东西，一些上任、谪贬人士皆要在此转道、停留。迁客骚人途经“匡庐”免不了要纵情山水，怀古伤今。庐山很好地担当了这个可释放感情，怀悟人生的载体。历经二千余年名人足迹不衰，留下名人名诗4000余首。被清人黄宗羲喻为“南北东西诗章交汇口”光李白咏庐山的诗就有24首之多，其中名诗六七首，白居易600余首。 三、 从宗教方面讲早在公元前385年，慧远率十余名弟子，为逃避北方战乱，打算去广东的罗浮山弘法，途经庐山，拜见师兄慧永，却意外地受到江洲（今九江）刺史桓伊的优待和挽留。慧远“见庐山闲旷，是理想的息心之所”，于是打消了去罗浮山的计划，在庐山西林寺旁筑“龙泉精舍”（之后称东林寺），开辟创立了“弥陀净土法门”亦称“莲宗”，或“净土宗”。东林寺“净土宗”是我国佛教八大道场之一。与禅宗一起，被视为汉地佛教最有影响里力的一分支。由于它的传播与发展使庐山一度成为我国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慧远在东林寺素食布衣“影不入俗，迹不出山”达三十余年，致力于佛教中国化，将儒、释、道三家经典之说融于一炉，兼收并蓄，请印度高僧达摩多罗、佛陀耶舍、等传经讲学，并翻译了大量经卷，教化信徒，当时就有123人发愿，来世共往西方极乐世界，留下了众多佚事佳话，将原宗教的排它性，改造成兼收百家之长的宗教，并使之简便易修。到了唐代（748年）扬州龙兴寺名僧鉴真来庐山传经讲律时，邀请了东林寺智恩等和尚十余人同往日本，把东林净土教义传到了海外，因此在日本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东向嵇首，献心庐岳”。每年都有日本高僧来东林寺朝圣“祖庭”。慧远之后，庐山的寺院有如雨后春笋，大林寺、云顶山寺、九峰寺相继建成，犹以南北朝时为鼎盛，先后建起了秀峰寺、海会寺、万杉寺、栖贤寺、归宗寺五大丛林，香火历经千年不断，庐山一时可谓僧海佛国。现如今庐山寺院经“太平天国”和“文革”的洗礼，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庐山不仅是个佛教名山，它又是个道教名山，公元461年道教泰斗型人物陆修静来山创立了“简寂观”道场，在此修行，采药炼丹，执笔注经收集药方、图符，奠定了我国“道藏”的基础，到了唐代道教被朝廷推崇为国教。宫观建设发展奇快，建有白鹤观、广福观、太平宫等，且规模宏大，全山道徒一度达到三千多人，盛况空前。上至宰相李林莆女儿李腾空，蔡侍郎的女儿蔡寻真，双双来庐山修炼。李白也送妻子宗氏来庐山寻仙访道。到了近代庐山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山没有的宗教。象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俄国东正教、藏传佛教等，因此有这样的说法“庐山七大教，名山找不到”。 四、 儒学在庐山的发展，使庐山有了教育名山的称号北宋：熙宁4年（1071年），理学创始人，周敦颐赴任广东，由于身体不适，请求改道南康任知军。在庐山莲花峰下建起“濂溪书院”从事讲学。到了南宋谆熙六年（公元1179年），理学家朱熹在南康任职，极力推崇“恢复建学”上书朝廷重建白鹿洞书院。在朱熹的苦心经营下，使庐山白鹿洞很快成为一所有纲领、有校规、有影响的、开放式讲学书院。一度繁荣鼎盛，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学术讨论和教育研究中心，为封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并荣获“海内第一书院”“庐山国学”的美誉。朱熹的教育理念统治 中国达700余年之久。 五、 庐山现代政治风云庐山与近代许多历史事件有牵连，有不少关系着中国的命运。这是在其他名山中绝无仅有的1.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几次对红军围剿失败，1933年夏，蒋介石叫啸“攘外必先安内”要把死了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在庐山搞了个《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针对山地游击战训练，训练军官达25041人，这些人很多参加了井冈山会剿。最后导致红军北上。2.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如果站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7月17日又在党、政、军、文化、教育、社会知名人士二百多人参加的集会上，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条件a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b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改变c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d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庐山谈话受到了世界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欢迎，毛泽东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作出的第一次正确宣言”。之后，周恩来、林伯渠来山促成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议的签定。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3.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儿为国共两党调停，及后来八上庐山。寻求划江分制的闹剧就发生在这里。到解放前蒋介石“民国政府”在庐山召开了党、政、军包括“三青团”会议在内的重要会议达十一次之多。4.解放后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导致国家进入一系列混乱状态。5.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与林彪产生了分歧。林彪的倒台，至使权利产生真空一批批庸人进入高层领导圈，象（陈永贵、吴贵贤、胡阿素、孙健）国家领导人成了工匠劳模的荟萃。“四人帮”想抢在这批大字不识之人前浮出水面，结果还是栽了。总之庐山自然风光旖旎，人文历史丰厚。内涵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洞天与福地
洞天福地是道教仙境的一部分，多以名山为主景，或兼有山水。认为此中有神仙主治，
乃众仙所居，道士居此修炼或登山请乞，则可得道成仙。分而言之，“洞天”意谓山中有洞
室通达上天，贯通诸山。东晋《道迹经》云：“五岳及名山皆有洞室。”所列十大山洞名与
十大洞天一一对应。《真诰·稽神枢》谓句曲山（茅山），“洞虚内观，内有灵府，……清
虚之东窗，林屋之隔沓，……真洞仙馆也”。陶弘景注云：
“清虚是王屋洞天名，言华阳与比，并相贯通也。”二书皆言句曲山又名为句金之坛，
“以洞天内有金坛百丈，因以致名”，即以“洞天”指谓山洞。“福地”则意谓得福之地，
即认为居此地可受福度世，修成地仙。《道迹经》云，句曲山（又为地肺山，七十二福地之
一）“居月弗地，必度世，见太平”。多为山洞泉源，与风水观念不无关系。道书所列福地
，多为地仙、真人所主宰，是次于洞天一级的仙境。
“洞天福地”的观念大约形成于东晋以前，编集上清派仙人本业的《道迹经》《真诰》
均已提到有“十大洞天”、“地中洞天三十六所”，《道迹经》还称引道书《福地志》和《
孔丘福地》。战国以来盛传“三神山”说和“昆仑山”说，但三神山是海中仙境，昆仑山则
远在西方。道教形成以后，随着道士入山隐居、合药、修炼和求乞成仙，群山壮丽的景色，
奇峭的峰峦，幽奥的洞壑，从洞中涌出的溪流，和山中变化的万千气象，都足以引起共鸣并
激发他们的幻想，加之原有的种种传说，从而逐渐形成大地名山之间有洞天福地的观念。早
期道经如《抱朴子内篇》《真诰》等都讲到，欲求神仙，须登山请乞、入山居住或合药。葛
洪按引仙经，其中提到华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
女儿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峨眉山、緌山、云台山、罗浮
山、阳驾山、黄金山、鳖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括苍山等二十余座，并谓：
“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难，不但于中以合
药也，”而其中不少就被道教认为是洞天福地。
按照道教观点，天、地、水乃至于人皆一气所分；仙境也是“结气所成”，它们相互感
通，构成纵横交织的立体网络；
但因气质清浊之异，而上下有别。故《天地宫府图序》称：
“道本虚无，因恍惚而有物；气元冲始，乘运化而分形。精象玄著，列宫阙于清景；幽
质潜凝，开洞府于名山。……诚志攸勤，则神仙应而可接；修炼克著，则龙鹤升而有期。至
于天洞区畛，高卑乃异；真灵班级，上下不同。”《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序》亦云：“乾坤
既辟，清浊肇分，融为江河，结为山岳，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圣上真主宰其事，
则有灵宫閟府，玉宇金台。或结气所成，凝云虚构；或瑶池翠沼，注于四隅；或珠树琼林，
疏于其上。神凤飞虬之所产，天驎泽马之所栖。或日驭所经，或星缠所属；含藏风雨，蕴蓄
云雷，为天地之关枢，为阴阳之机轴。”按照这一理论，不仅天上有仙境，而且地上海中皆
有仙境；不仅地上海中有仙山，而且天上亦有仙山。天上仙山乃真气所化，又下应人身宫府
。
洞天福地就是地上的仙山，它包括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构成道教地
上仙境的主体部分。除此之外，道教徒还崇拜五镇海渎、三十六靖庐、二十四治等，中国五
岳则包括在洞天之内。
洞天福地多系实指。历代道士多往其间建宫立观，精勤修行，留下不少人文景观、历史
文物和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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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洞天
《天地宫府图》云：“十大洞天者，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东晋
道经《道迹经》（编集东晋上清派“仙人本业”，实为《真诰》别本）胪列十大山洞及与此
相应的十大洞天，后为唐司马承祯《上清天地宫府图经》和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等道书所据。它们是：
第一，王屋山洞，号“小有清虚天”。在王屋县（今山西垣曲、阳城和河南济源等县之
间）；
第二，委羽山洞，号“大有空明天”（“空”，一作“虚”）。在黄岩县（今属浙江）
；
第三，西城山洞，号“太玄总真天”。未详所在，陶弘景《登真隐诀》疑在终南太一山
，杜光庭云在蜀州；
第四，西玄山洞，号“三玄极真天”。亦莫知其所在。杜光庭云在金州；
第五，青城山洞，号“宝仙九室天”。在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
第六，赤城山洞，号“上玉清平山”（《天地宫府图》作“上清玉平之洞天）。在唐兴
县（今浙江天台）；
第七，罗浮山洞天，号“朱明耀真天”（“耀”，一作“辉”）。在博罗县（今属广东
）；
第八，句曲山洞，号“金坛华阳天”。在句容县（今属江苏）；系上清道坛，茅山宗本
山；
第九，林屋山洞，号“左神幽虚天”（《天地宫府图》作“龙神幽虚之洞天”）。在洞
庭湖口，而杜光庭则称在苏州吴县（今属江苏）；
第十，括苍山洞，号“成德隐玄天”。在乐安县（今浙江仙居。主峰在临海县境内）。
■三十六小洞天
三十六小洞天是相对于十大洞天而言。《天地宫府图》云：
“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统治之处也。”《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序》
引《龟山玉经》则谓，三十六洞天“别有日月星辰灵仙宫阙，主御罪福，典录死生，有高真
所据，仙王所理”。三十六洞天一词，始见于东晋上清派道书。《真诰·稽神枢》云：“大
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据道书所载，它们是：
第一，霍桐山洞，名“霍林洞天”。在福州长溪县（今福建霞浦县南）；
第二，东岳太山洞，名“蓬玄洞天”。在兖州乾封县（今山东泰安），自汉以来认为系
考校死魂鬼神处；
第三，南岳衡山洞，名“朱陵洞天”。在衡州衡山县（今属湖南），《元始上真众仙记
》谓赤帝祝融氏治衡霍山。又云魏夫人（魏华存）治南岳山。按安徽霍山，古名衡山，一名
天柱山。《抱朴子内篇》所谓“衡霍正岳”指此。
第四，西岳华山洞，名“总仙洞天”，亦号“极真洞天”。在华州华阴县（今属陕西）
；
第五，北岳常山洞，名“总玄洞天”。在恒州曲阳县（今属河北），明清以后改祀于山
西浑源；
第六，中岳嵩山洞，名“司马洞天”。在登封县（今属河南）；
第七，峨眉山洞，名“虚陵洞天”。在嘉州峨眉县（今四川峨眉山市）；
第八，庐山洞，名“洞灵真天”。在江州德安县（今江西九江）；
第九，四明山洞，名“丹山赤水天”。在越州上虞县（今属浙江。山实在宁波市西南）
；
第十，会稽山洞，名“极玄大元天”。在越州山阴县（今浙江绍兴）镜湖中，或云为蜀
郡阳平山；
第十一，太白山洞，名“玄德洞天”。在京兆府长安县（实在今陕西周至、眉县、太白
等县间）；
第十二，西山洞，名“天柱宝极玄天”。在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
第十三，小沩山洞，名“好生玄上天”。在潭州醴陵县（今属湖南）。按小沩山洞，一
作大围山；
第十四，潜山洞，名“天柱司玄天”。在舒州怀宁县（晋置，治今安徽潜山）；
第十五，鬼谷山洞，名“贵玄司真天”。在信州贵溪县（今属江西），传为张陵炼丹处
；
第十六，武夷山洞，名“真升化玄天”。在建州建阳县（今福建崇安，晋属建阳县，南
唐置崇安场）；
第十七，玉笥山洞，名“太玄法乐天”。在吉州永新县（今属江西）；
第十八，华盖山洞，名“容成大玉天”。周回四十里，在温州永嘉县（今温州市），按
此与江西华盖山同名异地；
第十九，盖竹山洞，名“长耀宝光天”。在台州黄岩县（今属浙江）；
第二十，都峤山洞，名“宝玄洞天”。在容州普宁县（今广西容县）；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名“秀乐长真天”。在郁林州（今广西郁林）南海之南，或云和
州含山县（今属安徽）；
第二十二，句漏山洞，名“玉阙宝圭天”。在容州北流县（今属广西），传为葛洪炼丹
处；
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名“朝真太虚天”。在道州延唐县（今湖南宁远）；
第二十四，洞阳山洞，名“洞阳隐观天”。在潭州长沙县（今湖南浏阳县西北）；
第二十五，幕阜山洞，名“玄真太元天”。在鄂州唐年县（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
境处）；
第二十六，大酉山洞，名“大酉华妙天”。在辰州（今湖南沅陵）西北；
第二十七，金庭山洞，名“金庭崇妙天”。在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
第二十八，麻姑山洞，名“丹霞天”。在抚州南城县（今属江西）；
第二十九，仙都山洞，名“仙都祈仙天”。在处州缙云县（今属浙江）；
第三十，青田山洞，名“青田大鹤天”。在处州青田县（今属浙江）；
第三十一，钟山洞，名“朱日太生天”。在润州上元县（今江苏南京）；
第三十二，良常山洞，名“良常放命洞天”在润州句容县（今属江苏），近小茅山；
第三十三，紫盖山洞，名“紫玄洞照天”。在荆州当阳县（今属湖北）；
第三十四，天目山洞，名“天盖涤玄天”。在杭州余杭县（今属浙江）；
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扬地之一。这里的佛教和道教庙观，代表理学观念的白鹿洞书院，代表古代高科技建筑的观音桥，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景观之一。
庐山又称匡山、匡庐。中国江西省北部名山，位于九江以南，星子县以西。耸峙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鄱阳湖畔，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约25公里，宽约15公里。东西两侧为大断裂，山体多峭壁悬崖，相对高1,200～1,400公尺。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公尺。[1]
第三十五，桃源山洞，名“白马玄光天”。在玄洲武陵县（今湖南桃源）；
第三十六，金华山洞，名“金华洞元天”。在婺州金华县（今属浙江）
林彪粟裕是我军双子星座，两人军事指挥特色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蒋军的“五大主力”部队中，有两个是被东北野战军消灭的（新1军和新6军），有两个是被华东野战军消灭的（整74师和第5军），另外一个第18军得算是中野在华野的支援下共同消灭的。这五大主力被彻底吃掉以后，也标志着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要特别注意下时间点。
新1军和新6军是在东北剿总廖耀湘第九兵团编成内，于辽沈战役期间的1948年10月底，在辽西被围歼的。此时，东北野战军在兵力和火力上已占绝对优势，东野炮纵和其它各纵炮兵在攻击锦州时，仅75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就动用了600余门，战场火力完全碾压范汉杰和廖耀湘的部队。
同样，陈诚的老本第18军是1948年12月在双堆集被歼的，而第5军是淮海战役的收官阶段，于1949年1月初被歼灭在陈官庄。也就是说，这五大王牌军的四个，是在解放军夺得战略主动权以后的大决战中才被干掉的，而唯独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74军）是1947年5月16日全军覆灭的，并且是在周围蒋军10个整编师的眼皮底下。
张灵甫兵败身亡的时间节点，那是蒋军对我山东和陕北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的阶段，敌人在整体上还有一些军事优势，而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硬是在战略防御态势下，将整编第74师隔裂围歼。是故陈老总说这是“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的”勇气，而主席则评价：“整74师被歼，有两个人想不到，一个是蒋某人，一个是我”。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1946年春孙立人新1军和廖耀湘新6军投入东北战场起，就一直是东野的大敌，期间交手若干此，东野虽吃掉过两个军的一部，但始终未能给予毁灭性打击，东野干部战士中流传的“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的口头禅，一方面是表达求战的勇气，其实另一方面也透露出稍许无奈，因为周旋两年多仍不能得手。
有没有在野战中寻歼这两个王牌军的机会呢？有的，1947年的三战四平战役，以及1948年元月的后“彰武战役”阶段，新6军都是主动来援或者来战，但是林彪都没有选择与其决战。四平战役后期当新6军等援敌接近时，东野选择了脱离战斗，而彰武战役之后，面对三路敌人的尾追，林彪选择了吃掉其中最弱的陈林达新编第5军。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之和已不低于70万人，而东野首次全歼敌人一个整军的记录，即产生于1月4日的公主屯战役，新5军自军长陈林达以下20000余人全部就歼。而新1军和新6军这两个劲敌，仍然在东北战场上担负着机动作战任务，直到辽沈战役尾声阶段才灰飞烟灭。
所以说林彪用兵实在太谨慎了，没有绝对把握的战役轻易不会下决心，比如辽沈战役打响前，对西柏坡要求东野以主力迅速南下、置长春和沈阳之敌于不顾、坚决攻克锦州封闭东北大门的命令，在将近两个多月时间里顾虑重重犹豫不决。而攻锦部署完成后，又因为敌人增兵塔山的突发情况，战役决心一度动摇，西柏坡为此是发了脾气的。
注意，甚至连西柏坡也清楚，林彪绝不是怯战，而是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战场态势下“不赌”，这样的用兵方式可能会错过一些战机，但是不会出现大的失误。之后无论是平津战役、宜沙战役、衡宝战役莫不如此，没有第一时间揪住宋希濂和白崇禧的主力，主要还是战役部署求稳，兵力没有全部展开时不发动总攻，偏偏宋、白都很滑头，发现情况不妙撤的飞快。
粟裕将军可不同了，一般在战役筹谋有六分把握的情况下，就敢于进行大兵团决战，所以在1948年之前，仅有30万人上下的华野，已经连续吃掉了整74师、整26师、整65师、整57师、整46师、整73师等不少于六个敌人军级建制，确实把华东敌人打疼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主席军事思想的精髓，所以粟裕用兵敢于斗狠和“行险”。
事务都有两面性的，行险也同时意味着有马失前蹄的可能，比如南麻、临昫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第三阶段等等，都是在我军战场兵力不太宽裕的情况下，最后打成了“夹生仗”，部队也遭受了较大伤亡。华野在这几次战役的撤出战场阶段，其实是有点狼狈的，所幸粟裕指挥沉着有方，没有出现成建制损失的情况。
而林彪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只有四平攻坚战失利和青树坪因为失去联络被围一个师的意外，其它战役都是完胜或有序中止作战，没有八成以上把握轻易不会出手。顺便说明一下，1946年4月第一次四平保卫战失利是不能算的，那时候的“东北人民自治军”还没有彻底完成整合，来自若干解放区的部队并未形成整体战斗力，林彪原本也不打算死守，更不是做决策的东北局一把手。
在三大战役的“大决战”时期，东野的总兵力约70余万人（单指野战军，南下时增加到88万余人），而华野的总兵力仅有42万余人，就歼灭敌人正规军的数量而言，东野约计歼敌正规军150万人（渡江战役之前），华野约计歼敌正规军180万人（渡江战役之前）。所以单就数字来说，确实是粟裕的战绩更大一些。
但是又得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手里的牌不一样，出牌的套路也就不同，林彪实力雄厚碾压敌人，则排兵布阵较为厚重，一点点压垮敌人；而粟裕经常在兵力上不占多少优势，则习惯于剑走偏锋，在运动中调动和割裂敌人，再寻歼其一部。如果比喻成为两位剑客的话，前者是势大力沉，力求在整体上彻底压垮对手，而后者是轻盈飘逸，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而一击而中。
综合前述战史，笔者个人的看法是，不太同意题目中“异曲同工”这个词的形容，更准确的诠释应该是“各有千秋”。林粟都是我军优秀的大兵团作战高级指挥员，也分别主持两个最重要战略区的军事主帅，他们从劣势走向优势的过程，也代表着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逐步转入战略进攻，最终为全国解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作战指挥水平的排名无分先后。
林彪只能算是战术家。是在中央的指导下制定战术。起点高中央的战略目标是东北。才能得到苏联的帮助。把八路军的精英都调给他。还有海南岛也不是他指挥的。是他的部下指挥的。为什么金门会输一方面朝鲜战争暴发还有将介石在台湾没地方退了肯定会拼死抵抗。海南岛不一样。有琼牙纵队帮助还有那时的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了。无心念战了。守不住就退。粟裕就不一样 起点底。新四军是地方部队。本来在中央心中就是只要不败就行了。没有寄以厚望。是粟裕用他的战略战术打出的名气。边中央都主意到他。后来把山东兵团划给他指挥。起初为什么山东兵团有些指挥官不服主要还是你地方军指挥我中央军。后面打几仗下来没有一个不服的。林彪身边有罗荣桓 刘亚楼等一纵高级帮手。粟裕的战略战术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粟裕。因为他解放战争至少提前两年。如果当初粟裕率三个纵队南下。中原战场兵力那么熊厚。谁来打都不知能打成什么样。林彪的百万大军下来都不敢打。必竟将介石的老巢在那。
粟裕在战绩上，军事指挥才能远超彭总和林彪，只是在影响力和地位不如彭总和林彪。林彪军事才能进不了前四名，林彪打仗主要是打优势仗。硬仗难仗林彪显得力不从心。
林彪的指挥风格是用兵谨慎，讲究稳扎稳打，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动手。
这点从他在打锦州战役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会担心长春沈阳之敌，一会担心西线葫芦岛的援兵。犹犹豫豫，始终下不了决心，为这事主席没少发火。
后来朝鲜战争的时候，林彪之所以不愿挂帅出征，一方面是他身体的确不好，另一方面也是他用兵谨慎惯了，跟美国人交手，他心里没底。
而粟裕的指挥风格是大胆用兵，一场仗哪怕是五分把握，甚至是三分把握，他也敢打。
就是这种风格，才能让他打出孟良崮战役这种虎口拔牙和淮海战役这种大手笔。用刘伯承的说法，淮海战役就是一锅夹生饭,最后愣是让粟裕活活吃下去了，党内有胆量打这种仗的，也就他了，后来连林彪自己也承认过自己打不出来这种神仙仗。
没有，林彪与粟裕指挥风格完全是两个方向。
林彪比粟裕缜密多了，粟裕则比林彪天才多了。
这里不是批评粟裕大将，而是说林彪与粟裕将军作战风格是有本质不同的。
关于林彪指挥风格的问题，大家可以看看杨成武将军当年写的《林彪师团长教我当师长》这篇文章，里面把林彪指挥风格表现的淋漓尽致。
林彪指挥最大的特点就是缜密，他在开战之前会尽可能收集多的情报，多方面汇总信息，甚至还会自己亲自去第一线掌握情况，为的就是能尽可能准确判断敌情。
另外，如果林彪生活在现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大数据达人”，林彪对数据非常敏感，对各部战报要求非常细致，甚至细致到俘虏了多少军官，多少士兵、击毙了多少，俘获了多少、长枪缴获了多少，缴获火炮具体型号……统统都要具体上报。
正是因为林彪死抠细节，所以他才能在辽沈战役后期通过胡家窝棚战斗中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俘获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这些细微的差别准确判断出敌军野战指挥所位置，一举击溃敌军俘虏廖耀湘。
换言之，林彪指挥不是靠灵感，而是靠数据，或者说相比灵光一闪，林彪更相信数据。但是也往往由于过分依赖数据，容易贻误战机。
而粟裕大将指挥更看重“灵光一闪”，不是说粟裕将军不重视数据，只是相比数据，他更相信自己的灵感。
当然这也和粟裕在关内战区，四面皆敌，很多时候条件不允许粟裕将军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就要立刻做判断。
这个时候将领个人的天才就更重要了。
所以我们看到粟裕将军果断的把淮海战役从“小淮海”变成“大淮海”，几乎没有过多的犹豫，就凭借有限的信息很短时间就下定了决心。
但是，实话实说，这种指挥风格也容易导致失利，因为一个将领闪现的灵光不可能永远正确；俗话说得好，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比如南麻临朐战役以及在山东与范汉杰兵团较量中，粟裕将军都不算占上风；甚至范汉杰兵团在一定时间段还隐约压制住了粟裕将军。
也不要说华野装备差什么的，1948年1月粟裕将军亲口说过“我们一兵团的一、四、六3个纵队，装备火力并不比蒋军的头等主力差。”
当然，总的来说两位将军指挥各有千秋，也都同时被放在了最适合自己的战场；如果粟裕将军在东北，林彪在关内，恐怕两人的发挥都不会比 历史 上更好。
必须要说的是林彪与粟裕的军事才能都十分卓越，他们对解放战争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众所周知，国民党军有五大主力，而蒋介石在解放战争初期还幻想着用五大主力横扫全国，彻底剿灭我军。结果其中两支主力亡于林彪之手，又有两支主力葬于粟裕之手，还有一支则是被华野、中野联合消灭。林彪、粟裕分别在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两开花，确实堪称我军的双子星。
那么二人在军事指挥上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其实很难这么去说，因为二人的风格差别着实是有些大。林彪打仗非常求稳，几乎不怎么打无准备的仗。也正因如此，很少见林彪会吞下什么大败。林彪往往能指挥军团在稳扎稳打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辽沈战役就是最佳的例子。林彪始终洞察八方，尽量在规避风险。
不过林彪的这个风格也是把双刃剑，林彪本人多次犹豫不决，甚至差点贻误战机，令中央相当苦恼。其中关于打锦州问题上，林彪与中央甚至产生了分歧，最后在毛主席的不断催促下林彪才做出了最终决定。林彪后来讲到自己之所以养成这样的风格，是因为长期担任着保卫中央的重担，所以打仗比较慎重，不愿意打风险大的仗。
相比之下，粟裕则显得大胆许多，不仅仅敢于在敌人包围圈中不断穿插，在胜算不高的情况下就敢于调动大兵团与敌人决战，可以说是十足的军事冒险家。不过粟裕的军事才能毕竟是相当过硬的，他往往能够赌赢战争，他的这种指挥风格把国民党军打得七荤八素。但不得不承认，粟裕的这个打法显然也有缺点，那就是部队战损较为严重，而且许多战斗中最终没能吃下敌方，比如沙土集战役等等。
林彪同样分析过粟裕的指挥风格的养成原因，他认为粟裕是因为长期远离中央，并且还要在敌人包围中作战，很多时候不得不去冒险，从而养成了这一特点。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官，指挥风格虽有巨大差异，但确实是各有千秋。
实在要说出他们异曲同工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贯彻中央的战略思想，最终实现了全国的解放。所谓“全国一盘棋”，战略思想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军最大的制胜法宝。蒋军其实也不缺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但他们根本没有受到成体系的战略思想的指导，这也是蒋军最缺乏的东西。
我军双子 星座 是彭德怀、林彪二位元帅，毛主席军事上的左膀右臂，粟裕只是一个大将，根本不够层次，一个野战军副司令，陈老总手下战将，连陈老总都没法和彭林相提并论，粟裕更不行了。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双子星，粟裕和林彪两人的对比，一直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如果说两人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为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两人的作战风格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各有千秋。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的指挥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最明显的特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动战能力强，捕捉战机能力强。粟裕没有上过军校，完全是在战争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将领，尤其是在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中，粟裕虽然只率领着千把人的队伍，但也是独当方面，独立生存和发展，又是在敌占区活动，所以对战机的把握非常重视。
用毛主席说桂系的话说，这个时期粟裕的队伍盘子小，很灵活。重点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和敌人争一时短长，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同时还要在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壮大自己。因此，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不会放过，是坚决要打的。如果发现战场态势变化，对自己不利，也会坚决撤退，不会犹豫不决。
所以，粟裕打仗往往是五成把握，就敢打。比如与东战役，林彪认为就只有五成把握，但粟裕就坚决打了。尤其是在黄百韬兵团已经突破阻击线，战场态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粟裕不仅没有马上撤退，反而企图直接来一把大的，把黄百韬兵团就地报销。这种战场应变能力是非常出色的，敌变我变，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轻易动摇。
第二，善于在敌我对比对我不利的态势下作战，而且能够捕捉战机，不断消灭敌人的机动力量，不断削弱敌人。这同样是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形成的作战指挥风格。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所处的环境始终是非常恶劣的，是敌人处于绝对优势的环境，但粟裕仍然能够不断的创造战机，捕捉战机，消灭敌人。
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的作战区域在华东，无论是苏中地区，苏北地区还是山东地区，都是敌人精锐云集、重点进攻的地区。解放战争之初，按照一般的战略眼光来看，这个地区距离敌人腹心地带太近，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已经不适合继续内线作战，只能分散游击，袭扰敌人，但粟裕仍然斗胆直陈，创造了内线作战苏中七战七捷的奇迹。
第三，擅长在大兵团运动战中捕捉敌人主力，打歼灭战，整建制的消灭敌人。这也是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要求，但粟裕始终坚持这一点，而且可以说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每战都不是以击溃敌人为目标，而是要成建制的消灭敌人，同时还可以通过缴获来补充自己。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始终坚持的就是要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且经常是出其不意的违背我军十大军事原则，在敌人多路进攻的时候，不是先打弱敌，而是先打强敌。这其中最经典的战例就是孟良崮战役，在敌人十个整编师的战线中，突然把敌人的核心主力整编七十四师从战线中挖出来全歼，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没想到，但粟裕就敢干。
所以，整建制消灭敌人精锐和主力部队数量，在解放战争前两年中，华东战场是最多的。东北战场直到1948年初才整建制的消灭了国军军以上单位，但粟裕不仅早就开始整建制消灭敌人的整编师或者军，而且在莱芜战役、鲁南战役中已经能够一次性消灭敌人两个整建制整编师以上的部队，单次战役消灭对手五万人以上，迫使敌人改变战术，一个军已经不敢单独行动了。
第四，虽然围点打援是早在红军时期就形成的战术打法，在解放战争中，粟裕也不是第一个采用这个打法的，而是刘伯承在上党战役中先采用的，但粟裕无疑是把围点打援战术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无论是苏中战役，豫东战役，还是淮海战役，实际上都有明显的围点打援的特点，甚至济南战役也是企图围攻济南，吸引邱清泉兵团来援，然后围歼。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粟裕指挥作战不遵守一般的条条框框，而是非常机动灵活的，完全是根据战场态势随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的，能围点打援则围点打援，不能围点打援，也会采用其它战法。比如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就都不算事围点打援，而是在敌人分路进攻的时候，突然的声东击西，通过大兵团运动和兵力转用来创造战机。
第五，因为粟裕长期在远离中央直接指挥的环境下独立生存和发展，所以粟裕养成了能够独立思考的习惯，不唯命是从，而是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向上级提出自己的想法。当然，这也是因为在北上抗日先遣队时期，乐少华、刘畴西等人过于机械的执行中央的命令，导致部队连战连败，最终几乎全军覆没的刺激，粟裕特别重视实际情况。
因此，在解放战争之初，中央实际上已经有意放弃苏中根据地的情况下，粟裕提出了内线歼敌的思路，结果打出了七战七捷。最大胆的则是在中原始终无法打开局面的情况下，中央要求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袭扰敌人后方，但粟裕综合考虑之后，斗胆直陈，请求暂缓南下，在长江以北打大歼灭战，改变了中央决策。
相比之下，粟裕虽然也打过败仗，但作战指挥特点非常鲜明，而林彪则是显得过于谨慎，始终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哪怕是只有七成把握，都会表现得非常犹豫。比如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还是打长春的问题上的争论，以及打锦州已经开始了，听到廖耀湘兵团增援的消息，一度决心动摇，企图又回头去打长春，这是兵家大忌。
这种犹豫不决，如果是在和对手旗鼓相当，或者是实力相差不远的情况下，对手如果不犯错误，就很难创造和捕捉到比较好的战机。比如说，如果把粟裕换到东北去指挥，可能辽沈战役会提前就打，但如果把林彪换过来指挥淮海战役，结果可就难说，还能不能打成都很难讲。毛主席和刘伯承都承认，淮海战役是一锅夹生饭，粟裕就敢干，以林彪的性格，就不一定敢打。
林彪和粟裕二人在我军的战争舞台上战神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对战场和战役的指挥把握也是异曲同工的。
一，两人都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两人加上邓华是我军仅有的指挥过百万大军的三名高级将领。
二，两人都善于运动战，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三，解放战争中，两人所辖的部队是我军歼敌人数最多的两支部队。
四， 两人的差异在作战指挥的思路和风格不同。
林彪在作战时努力做到算无遗策，一般不喜欢冒险，他指挥的战例很多都是以多打少。
粟裕的指挥作战往往出奇制胜，大多是以少胜多，是我军最能打硬仗，恶仗，险仗的将领。
正因为 两人具有成熟的战争指挥艺术，所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俩是志愿军最高首长的第一第二人选。
粟裕，属于自学成才那一种，从南昌起义是班长，到解放战争能指挥几十万，一步步走出来的。看看对他的评价就知道了。
1946年2月，粟裕在组织大兵团作战中，他用兵灵活，不拘一格，被陈毅誉为“愈出愈奇，越打越妙”。
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发电报《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粟裕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
1949年，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1949年，刘伯承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
1955年8月27日，粟裕被评为“十大大将”之一。
1988年10月，粟裕被中央军委评为“中国共产党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王希先发表文章《浅谈粟裕的军事思想》说：“粟裕是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
林彪呢，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蒋介石都评价他打仗厉害。虽然是第四期学生，指挥能力却不差。可以见得，林彪有多厉害。两个人各有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