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何会把陪都定在重庆呢,抗日期间的重庆政府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正式爆发。蓄谋已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战斗力强劲的日寇,接连从上海和北方两个方向发动进攻,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尤其是集中了当时全国最精锐部队的淞沪会战失败后,无险可守的南京岌岌可危。

卢沟桥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和常凯申也意识到了 这一点。为了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从长远角度出发,于1937年11月20日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从这时开始,国民政府开始被称为重庆国民政府,重庆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陪都。也从这时起,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和统治中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

庐山谈话

为什么重庆会被定为国民政府陪都呢?而不是成都或其他城市?

第一,重庆拥有悠久的历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代的发展,重庆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最发达、工业最先进的城市。也就是说,当时的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的大城市之一,具备了承载国民政府和大量人口迁入的能力。

同时,重庆紧靠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也使得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可以拥有足够的物资供应。这也是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的极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包括庞大的国民政府机构及军队在内,重庆长期驻扎数十万完全脱产的人口。

民国时期的重庆

而在战时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为如此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生活和生产物资,在当时的中国绝大部分精华地区被日寇占据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几个城市拥有如此的承载能力,而重庆正是这极少数城市之一。

第二,重庆是著名的山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与此同时,重庆又有长江流过,交通便利。这也是重庆被定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时期,由于敌强我弱,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最为惨烈的焦土政策,以空间换时间,也因此,中国大部分精华地区沦陷。而作为首都,也必须考虑面对日寇大举进攻,能否守住的问题。

重庆作为首都的地利

事实上,在首都南京面临沦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考虑的迁都目的地并非只有重庆一个,同时考虑的,还有成都、武汉、洛阳、西安等地。但是,交通便利、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却极易受到日寇攻击,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却不具备守住武汉的可能。

洛阳与武汉的情况较为相近,自然也不在选择之列;西安地区位置过于偏僻,再加上地处西北、土地贫瘠,不具备承载大量政府人员和军队的能力;而成都虽然地处四川盆地,经济和工业发展也颇为不弱,但是位于四川腹地的成都过于偏离前线,且没有铁路相通,只能作为“最后的守备地带”,而不是首都。因此相比较而言,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显然是最合适的。

抗战形势

第三,则由于四川军阀的态度。众所周知,从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始终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诸多四川军阀中,存在两支最为强大的军阀队伍,分别为占据了重庆地区的刘湘,和以成都为根据地的刘文辉。

刘湘在多次军阀混战中都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国民政府进驻四川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在刘湘统治下的重庆。而刘文辉则不同,刘文辉多次通电反蒋,与蒋介石关系比较紧张。

军阀割据的四川

“二刘大战”刘文辉败退西康以后,位于四川腹地的成都等地区,则盘踞着大量四川军阀。如果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强行进驻成都,势必会激化与四川诸多军阀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团结抗战。

相反,占据重庆等地的刘湘多次表态积极支持抗战,并亲自率领川军出川抗日。刘湘在抗战问题上顾全大局,也是重庆成为战时陪都的极重要原因。

刘湘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何会把陪都定在重庆呢,抗日期间的重庆政府

抗战时期为什么陪都是重庆而不是成都?

当时的国民政府经过多次会议商讨和军事论证才从几个城市中选定了重庆,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在几个备选城市里本来就没有成都。川西平原号称天府之国,成都自古就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但没有工业基础,二战已步入现代战争,任何一个政府的首脑都不会选择一个农业城市来作为首都,而且是国难当头之时。当时中国的城市规模都不大,像成都那种集中式的平原城市,城区就集中在老皇城一带,无任何的山体等自然屏障,根本无法承受日军的一次无差别战略轰炸,历来战争打到成都城都是一攻即破。重庆清朝时就开埠,是我国最早的开放口岸之一,在民初时就已经是西南最大的商业基地,也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再加上重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水资源丰富,袍哥帮派讲的是忠义,人民的斗志高,在战争时期无疑是最好的大本营据点。当时的中国几乎无防空能力,重庆能抗住日本长达6年又8个月的无差别战略轰炸,换做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恐怕早已被彻底摧毁了不知几十几百次了,特别是成都这种无水资源的古代小皇城,被轰炸几次,仅污染缺水就能引发内部骚乱不攻自破。大饼城市在中国太多而且根本无法承受现代战争,而重庆这种既是江城又是山城的城市在中国是绝无仅有,就算是核战争,平原城市只能承受一枚核弹,而重庆的山地天然屏障可以削弱冲击波,自带防御属性,这优势是平原所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国民政府立法将重庆定为永久战时首都,是有道理并且是最明智的。

1940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正式确定重庆为国民政府的永久陪都,在这份命令中,就提到了重庆作为陪都的一些有利条件,比如说“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顽固西南,控扼双江, 尤为国家重镇。”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东临三峡,西近成都,南达滇赣,北接汉中平原,是川康锁钥之地,水陆交通方便。同时重庆又占有绝对的地利,它背靠青藏高原,东南北三面有巫山、娄山和大巴山作为屏障,这些山脉平均海拔均高于1000米,易守难攻。而且重庆段的长江两岸,高耸的峭壁夹着湍急的水流,使得使用江上舰队逆流而上发起攻击变得相当困难。

简单来说就是,前方有屏障,后方有粮仓保障物资。成都就不一样了,首先虽然地处盆地,但是几乎一马平川的平原,并不是最佳的地理位置,缺少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很容易再被攻陷。而从南京迁都重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换个楼,换点人的问题,跟着南京政府一起走的有大量的人员,实业还有设备,档案等等,因此要在迁移前就做好准备,选好地址。

战略位置上来看,攻击重庆的路线不是没有,自宋朝以来,就有多条线路,比如说从陕西翻过秦岭,从四川这边走蜀道到重庆。或者顺着长江逆流而上,路过宜昌,水路到重庆。还有就是从湘西到贵州再到重庆,或者从广西这边到贵州云南,再到重庆。再或者之接从云南到成都,顺着嘉陵江到重庆。光是从路线上来看就可以知道,重庆作为陪都所具备的天险是多么重要,只要军队依据天险坚守不放,因地制宜,机动灵活,可以说就没什么问题可以守住重庆。之后的事实证明,日本的确对于重庆束手无策,只能通过恐怖轰炸的方式,因为普通的路线根本接近不了重庆。

蒋介石丢掉沪宁杭等等广大地区后,第一次迁都武汉,但武汉地形地貌为平原和大丘陵地区,加之日军分军攻势凶猛,武汉无军事依托能力,无险可守,迫于无奈,只好再次迁都重庆。蒋介石迁都重庆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军又兵分三路,合围四川,第一路由武汉向宜昌进攻,宜昌在敌我双方的誓死争夺下,川、鄂、湘军民同心齐德,把宜昌定为保卫陪都重庆的屏障,双方数次展开拉锯战,你争我夺,宜昌城几经易手。第二路日军集结了6~7万兵力,激进湘西,打算由湖南湘西进犯入川。当日军进攻到湘西雪峰山地区时,被当地苗族,侗族,土家族,汉族居民,配合当地军队武装和有正气的土匪,对日军给予了迎头痛击。当时的日军在湘西喊下口号,一天时间内就由湘西攻入四川秀山(现归重庆直辖县),急得蒋介石忙从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武隆,涪陵,忠县,石柱抽调大量民夫,在秀山县城内,城外清溪坝子,分别修筑了两个机场,由于工期紧,累死,病死,偷逃打死的人,数以几万人记。第三路日军由缅甸攻入云南,已经打到贵州独山县。后来,这三路日军人马合围重庆都不同程度受到重创,加之当时日本帝国已是强弩之末,日军被迫在湖南怀化芷江签署了降书,至此,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这个问题首先是由我们的敌人,小鬼子决定的。

经过“淞沪会战”,国民政府看到我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

事实后来武汉会战也证实了,国军很难阻挡日军的铁蹄。

这就是日军的现代化军事实力。

再看看成都,虽说是天府之国,地理上说是成都平原。这在古代来说的话的确是国家避难的好场所,“安史之乱”唐明皇的例子可以看出,近代火器的飞速发展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下成都不在那么保险。

最后我们说说重庆,重庆是最安全的地方。

都知道重庆是座山城,崇山峻岭,可谓易守难攻机械化部队的坦克,大炮攻不进去。飞机也很难攻击到下面的目标,石山的重庆飞机投的炸弹也很难啃的动,前面有武汉,长沙,成都等军事重镇把守。如果日后战局扭转,可以顺长江而下。这正事重庆为什么做为陪都的关键。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8456条回答。

原因就是这几个。


第一,主要是交通。

作为一个国家首都,交通是非常重要的。

长安为什么从唐代开始就推出了中国首都的行列,其一就是运输物资困难。

从黄河溯江而上,要通过危险的三门峡,导致长安耐以生存的水上粮食运输极度困难。

同样道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北京、南京、这些首都都是距离海不远,而且不是靠着大运河就是靠着长江,主要就是为了交通考虑。

作为首都,交通蔽塞是绝对不行的。


而当时重庆就在长江边上,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

相反,当时从重庆到成都的铁路,刚刚修建抗战就爆发。

那么,如果将首都设置在成都,公路距离至少有三四百公里。

在当年,中国的卡车奇缺,这三四百公里运输也是相当头疼的。

所以选择重庆基本是必然的。



第二,防空问题。

谁都知道,成都就在大平原上,防空方面很差劲,日军飞机可以肆无忌惮的轰炸。

抗战爆发后,南京、武汉都被日军反复轰炸,导致首都运作困难。

相反,重庆地处山地,不但是长江嘉陵江汇合,又有高山屏蔽,气温高,最终出现了大量雨雾情况。

可以说,重庆可以说是全中国不适合轰炸的城市。

根据统计,重庆年平均大雾日是104天,而雾都伦敦只有94天。


最夸张的是,远东雾都的日本东京也只有55天。

重庆璧山县的云雾山全年雾日多达204天。

日军后来为此头疼不已,每每轰炸机飞到重庆上空,由于雨雾却什么都看不见,只能胡乱丢下炸弹就返航。

另外,重庆是山城,山地对于日军轰炸是很不利的,很容易低效炸弹的威力。

同时在山地上修建一些防空洞,抵抗轰炸效果是最好的。

第三,重庆的发展程度不错。

很多人不知道,重庆曾经也有大量的租界,是洋人在四川投资的一个重要支点。

尤其是20年代重庆建市以后,发展更是迅速。

到了30年代,重庆人口已经有三四十万,放在全国也属于大城市,商业蓬勃,商铺众多。

到抗战前,重庆的基本设施诸如电力、自来水等等都有长足发展,基本可以满足现有人偶的需要。

所以,首都搬迁到重庆,也有着很好的基础,不需要大发展以后才能维持未来的发展。



第四,政治角度考虑。

谁都知道,成都是四川王刘湘的大本营,也是四川军阀的大本营。

虽然刘湘支持抗战,并且在1938年初就病死。

但至少在1937年抗战打响以后,国民政府不太合适直接迁都成都,这看来很像鸠占鹊巢的抢地盘。


况且,四川军阀盘踞四川省已经20多年,势力根深蒂固,还是需要笼络而不是威压。

这种情况下,迁都重庆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重庆是山城啊。地形地势对武器装备相对落后的我们,有遮蔽掩护的作用,成都是平原,轰炸机来了,根本无处藏身。四通八达想围剿太容易了,地势复杂,挣扎机会更多啊,能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嘛。

主要是两方面因素:政治环境以及自然条件决定的。

首先是政治环境的影响。

抗战时期,四川的省政府法定角度是在成都,但是实际上却在重庆。从民国5年(1916年)至民国24年(1935年),四川省长多不愿去成都就职,因此在重庆先后七次被设为四川省长行署、四川行署、四川督军公署、四川省政府,重庆实际是四川的政治中心。公元1926年,刘湘占领重庆后,在重庆这块宝地一呆就是十年,连担任四川省长也不愿意去成都,而是把省府定在重庆。这十年,重庆未沾战火,成为四川境内唯一一个和平发展了十年之久的大城市。在四川军阀中,刘湘一直和蒋介石关系非常好,他的军火很多都是蒋介石支援的。刘湘本人也一直努力带领四川融入全国这个大盘子。刘湘能统一四川很大程度上依赖蒋介石的帮助,仅在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5000支步枪,外加500万发子弹。

经营西南是蒋介石一直的想法。

在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关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在会上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

平心而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同时不能否认,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于抗战初期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首都南京告急,国民政府决定放弃南京。在国难危急情况下,作为爱国将领的刘湘数次建议民国迁渝。蒋开始就迁渝一事在内部小范围打招呼。1937年11月9日,率军出川抗日的刘湘再次到南京,催促蒋介石搬迁到重庆。11日,蒋和林森会面,决定了迁都重庆。从此重庆作为陪都就确定下来了。

其次是地理环境的影响。

从战略位置上看,重庆,它是四川盆地的门户,它东面有长江三峡贯穿以及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可以说是依山傍水,日军地面机械化部队无法挺进,海军也无法上溯三峡。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它的山地条件能够弥补中国制空权上的缺失。所以,只有重庆才能扛得住日本长达5年的轰炸(注:重庆大轰炸指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死者达10000人以上)。重庆和成都最大的区别主要是交通问题。那时成都与外界没有铁路,成渝铁路规划了好多年也没有动工。成渝之间的公路也十分糟糕。战时有大量物资从南京武汉后撤,只有通过重庆的长江水路,到了重庆再转往成都十分困难。再加上重庆在刘湘的数十年的经营之下,基础设施要比成都要发达,所以战时陪都选择重庆而非成都。

没有查阅过这方便 历史 资料的论证,更不知道当初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要员之意图。就按常识猜测吧!我想是重庆工业基础好些,水陆空交通更发达些,又有不少军工产品,又是山城,地型适於打仗,易守住,山洞又多,可作人和机关,工厂要害的自然防空掩体,所有这些优於成都吧!

因为重庆:

一、是山城,不利于空袭

二、地处长江航道

三、在交通上,北上可达陕西,东下可抵武汉,西可通成都、贵阳、昆明和缅甸、印度

从天地环境来说、重庆依建大长江、又是三峡天险上游重镇、据有水路运输的独特条件、四面环山、抗战八年、日本鬼子都未踏入重庆一、重庆紧阾两江、水源充足、、所以具有天然的战略地位、其陪都非它莫属。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何会把陪都定在重庆呢,抗日期间的重庆政府

抗战期间,为何重庆会被定为陪都,而不是成都等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正式爆发。蓄谋已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战斗力强劲的日寇,接连从上海和北方两个方向发动进攻,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尤其是集中了当时全国最精锐部队的淞沪会战失败后,无险可守的南京岌岌可危。

卢沟桥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和常凯申也意识到了 这一点。为了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从长远角度出发,于1937年11月20日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从这时开始,国民政府开始被称为重庆国民政府,重庆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陪都。也从这时起,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和统治中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

庐山谈话

为什么重庆会被定为国民政府陪都呢?而不是成都或其他城市?

第一,重庆拥有悠久的历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代的发展,重庆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最发达、工业最先进的城市。也就是说,当时的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的大城市之一,具备了承载国民政府和大量人口迁入的能力。

同时,重庆紧靠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也使得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可以拥有足够的物资供应。这也是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的极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包括庞大的国民政府机构及军队在内,重庆长期驻扎数十万完全脱产的人口。

民国时期的重庆

而在战时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为如此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生活和生产物资,在当时的中国绝大部分精华地区被日寇占据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几个城市拥有如此的承载能力,而重庆正是这极少数城市之一。

第二,重庆是著名的山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与此同时,重庆又有长江流过,交通便利。这也是重庆被定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时期,由于敌强我弱,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最为惨烈的焦土政策,以空间换时间,也因此,中国大部分精华地区沦陷。而作为首都,也必须考虑面对日寇大举进攻,能否守住的问题。

重庆作为首都的地利

事实上,在首都南京面临沦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考虑的迁都目的地并非只有重庆一个,同时考虑的,还有成都、武汉、洛阳、西安等地。但是,交通便利、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却极易受到日寇攻击,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却不具备守住武汉的可能。

洛阳与武汉的情况较为相近,自然也不在选择之列;西安地区位置过于偏僻,再加上地处西北、土地贫瘠,不具备承载大量政府人员和军队的能力;而成都虽然地处四川盆地,经济和工业发展也颇为不弱,但是位于四川腹地的成都过于偏离前线,且没有铁路相通,只能作为“最后的守备地带”,而不是首都。因此相比较而言,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显然是最合适的。

抗战形势

第三,则由于四川军阀的态度。众所周知,从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始终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诸多四川军阀中,存在两支最为强大的军阀队伍,分别为占据了重庆地区的刘湘,和以成都为根据地的刘文辉。

刘湘在多次军阀混战中都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国民政府进驻四川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在刘湘统治下的重庆。而刘文辉则不同,刘文辉多次通电反蒋,与蒋介石关系比较紧张。

军阀割据的四川

“二刘大战”刘文辉败退西康以后,位于四川腹地的成都等地区,则盘踞着大量四川军阀。如果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强行进驻成都,势必会激化与四川诸多军阀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团结抗战。

相反,占据重庆等地的刘湘多次表态积极支持抗战,并亲自率领川军出川抗日。刘湘在抗战问题上顾全大局,也是重庆成为战时陪都的极重要原因。

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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