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4日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经济衰退。

在这样的局势下，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与世界“脱钩”。中国离不开世界。为什么？

用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看，过去四十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下的“产品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缺陷在于一直处于“没有产品的生产”的境况，即在全球化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从政经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促动了中国的发展。

尽管最近这些年中国一直致力于走向自主创新，并期望用技术创新的方式来创造新的竞争力。但是，随着世界政经秩序的摇晃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部性”导致固有国际秩序的紊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就变得至关重要。

水哥尝试用一个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来阐述“中国离不开世界”的原因。必须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因为对国家与民族的爱和未来之路的关切，更需要从相对客观理性与历史本质的层面上来抽茧剥丝，民族自信的同时更需要看见问题以及不回避问题。第二，世界就是“海洋”，每个国家就是“河流”，没有“河流”的共同交汇，就成不了“汪洋”，但离开“海洋”，“河流”也会干涸——只能是“靠天吃饭”了。所以，切忌回到中世纪的“孤岛化”模式。

另外，本文较长，同时有些文字相对抽象和晦涩，不利于愉悦阅读，还请见谅。也欢迎随时互动留言与沟通探讨。但反对一切的语言暴力和“扣帽子”行为。

壹 “中国优势”的真假象

“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这一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国发院卢锋教授所提出，并通过这个概念刻画了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按照卢锋教授在《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论文中的观点，产品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实际上，产品内分工，与管理学“供应链”、“商品链”和“价值链”概念，是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达。采用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产品生产的投入产出过程延伸为供应链或商品链流程，生产活动的价值创造内涵展开为价值链系统。而关于产品内分工，卢锋教授认为至少有这样几个典型的行业：汽车业、计算机业、纺织服装业和玩具业。

不可否认的是，产品内分工是区分传统行业间和行业内分工的一种新型国际分工类型，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关键解释变量”。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展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入点；同时也给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攀升，提供了持续成长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在产品内分工时代，积极利用全球化环境是后进国家成功发展战略的不可或缺要素。”而“利用产品内分工国际环境谋求自身经济发展，是中国过去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因此，产品内分工对于解释中国的经济成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产品内分工”由于牵扯着一个链条，各个不同的工序或环节需要紧密一体，若任何一环节或工序出现问题，整个链条的压力也自然显现出来。这无疑充满着危险性。而这也正是笔者重点阐述的内容，需要各个工序或环节都要为努力为“同一个价值体系”而负责。

尽管中国的发展实践通过积极的开放经济以及“产品内分工”的潮流，得到了大发展大跨越，包括中国的本土企业，但我们同样质疑的也恰恰是这一点：中国以及中国的企业，是否患上了“产品内分工”的依赖症？“产品内分工”的实质之一是对比较优势的遵循和把握，但问题是否恰恰在于此？缺失了技术能力的中国以及中国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攀登全球化分工的价值链中上游？面对未来，中国以及中国企业的可能性，到底是来自于“产品内分工”还是其他？这些问题早在很多年前就成为各界关注的命题。

产品内分工既可以通过纵向延伸方式来建构，也可以通过横向扩展方式来实现，因而包括了纵向和横向分工两种形态。此外，产品内分工是区别于行业间分工与行业内分工的，行业间分工是由要素结构和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国际分工，行业内分工则主要由规模经济派生的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同时，也离不开两个重要背景。第一个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全球化虽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根据客观的观察来看，它也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对于经济表现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产品内分工是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关键解释变量”。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展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入点；同时也给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攀升，提供了持续成长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在产品内分工时代，积极利用全球化环境是后进国家成功发展战略的不可或缺要素。”而“利用产品内分工国际环境谋求自身经济发展，是中国过去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产品内分工对于解释中国的经济成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旦进入这个轨道以后，只要你有足够的聪明，有足够的学习能力，你就有可能沿着产品内分工链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最初就是简单组装，接着开始生产简单配套零部件。这应该能够从一个角度解释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些阶段性的进步。

此外，产品内分工的概念，也恰恰解释了为何类似富士康（或鸿海）这样的企业，能成为某些方面的“世界第一”的原因。而在《世界是新的》作者阿格塔米尔看来，这样的企业，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候，随着“行业”分解的潮流，不胜枚举。比如：在韩国，浦项制铁集团附近在没有任何原材料——铁矿石或煤炭——来源的情况下敢于创建一家大型钢铁集团。而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在没有消费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半导体工厂，从而改写了IBM和因特尔等电子行业巨人的发展趋向和模式。

之前是怎样的呢？阿格塔米尔感慨说：“创建钢铁公司要邻近矿产区；创建造纸厂要邻近林木茂盛地区；IT服务公司必须是’内向型’的，以利于提供便捷的服务；计算机芯片的装配必须邻近最终产品的‘诞生地’。在世界发生真正的转变之前，以上这些规则都是不可改变的商业定律。”但如今，这个商业定律被彻底地颠覆了，“集中于核心生产活动，外包非核心的生产活动”正成为潮流。

当然，在“产品内分工”中，既有类似苹果这样的“发包方”，也有类似富士康这样的“承包方”。而这两方，相对而言，是比较优势的互补，并可能都走向规模经济的效应。当然，也有“把外包模式颠倒过来”的英雄，如巴西的飞机制造商安博威公司。

但随着全球重商主义的回归以及中美关系的起伏、世界政经秩序的摇晃，“产品内分工”的环境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旦与世界“脱钩”，中国的“产品内分工”的优势就遇到挑战，作为曾经“世界工厂”的中国比较优势与劳动力优势在最近这些年已经呈现衰退之表现。

贰 “没有产品的生产”

“产品内分工”的确为中国的代工企业在全球化分工中谋取一席之地，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正如19世纪的英国是世界的制造中心，美国在20世纪是世界的制造中心。这样的成就，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这种开放政策打开了中国经济的大门。“尽管启动时间较晚，但是走向工业化的道路比日本和韩国之前所走的更快。”

学者路风教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国主要是扮演了一个亚洲“加工中心”的角色，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受益于这种国际分工。但这种模式真的好吗？

路风给出了否定的意见：“通过从事低附加值加工组装活动大量出口的方式不仅引发了反倾销浪潮，而且中国在付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代价之后所获得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如果外资攫取了财富增加值，就会产生使中国经济陷入’贫困’增长的危险。”

怎么办？路风教授直言不讳地认为，如果不转变依靠粗放消耗资源和低端加工贸易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逐渐枯竭，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实现以技术能力成长为动力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而这种需要恰恰暴露出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动力不足——大多数中国企业至今仍然没有技术研发活动，而是依靠引进技术、加工组装别人的产品或低水平复制原有产品进行生产。这种状况使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只能靠价格竞争，并经常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问题；而更长远的问题是，在市场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没有技术的中国企业可能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致力于产品内分工的高端以及价值链的高端，从而致力于出口向高端转型的努力。但这一切的归根结底是技术能力的实现和提升。无此，一切都是妄谈。

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早在多年前就已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水哥著作的《谁人不识宁高宁》一书中，曾记载原中粮集团董事长、原华润集团总经理宁高宁这样的一段历史：

宁高宁曾在日本参观过为丰田汽车生产配件的一家小企业。这家企业墙上挂了一排历任社长的照片，看来历史已不短，据说是生产一种密封圈的最好企业。可企业因为完全附属在丰田的需求之下，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任何发展。在汽车产业的这个位置上，谋生可以，但企业的真正价值创造难以实现。不知哪一天，如果丰田把这个零件的生产转移到中国，这个企业就没有了。

宁高宁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即使完成了某些方面的转型，企业面对的挑战和真正的竞争也还没有开始，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也还没有开始，因为即使效率很高的专业化企业也会因为行业格局的变化，受到不可抗拒的排挤和淘汰，也会因为自身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在低利润、低回报的区间里苦苦挣扎。”

“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不是因为它们的人民特别聪明、勤劳，而是因为它们的企业都转到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相对贫穷，是因为它们的企业大都在行业价值链的低端，都在为别人的战略目标服务。转型做一个专业化、有技术、有品牌、有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我看不出还有别的路可走。”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依赖于“加工环节”、仰仗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获得了经济增长；但也习惯于这种模式，从而忽视了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提升，陷入到比较优势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从而弱化了真正的竞争力。最突出的一个行业就是中国汽车业“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陷阱，终于发现这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比如一汽、上汽、天汽等。而在有些学者看来，实际上，在中国汽车工业“以合资模式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与风潮之前，并不缺乏自主的技术研发，但可惜是中断了，没有坚持下去。水哥曾专门对夏利汽车做过研究，并出版《夏利中国》一书。本书详尽披露了夏利汽车从出生到辉煌再到被收购的整个历史过程，不免让人掩卷长叹息。其中，美国人乔森纳·曼特尔在其名作《汽车大战》中这样写道：“继东风轿车之后，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乘坐的VS红旗轿车也问世了。在天津工厂生产出了凤凰大轿车和有六个座位的装饰华丽的和平轿车。”这在乔森纳·曼特尔本身就对中国汽车工业着墨不多的文字中写出这样的文字，可见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的举动并非平常，也从侧面上反映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努力。

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引进技术”对于中国工业技术能力发展的贡献最多只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通过“引进技术”、合资组装外国产品以及外资设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虽然可以在中国生产出来看上去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却越来越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状态。问题不是出在学习外国技术的必要性上，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努力的行为上，这使“技术引进”成为没有技术学习内容的技术依赖。

因此，“比较优势论”已消减，甚至在如今世界局势下不再存有优势，自然谈不上以此来参与全球分工不能带来真正的持久的竞争力，本来就较低的盈利水平也一定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尽管路风教授也认同这样的事实：许多传统工业的价值链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生了分离，即发达国家的企业掌握着品牌管理、产品设计、核心元件供应和营销等产生高附加值的环节，而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的环节被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路风教授同时认为：“在这种波浪式的技术变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价值分配地位取决于该国企业能否不断在高端经济活动（领导部门和价值链高端环节）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中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落后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等级结构的下方。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改变自己的结构地位，所以必须把发展技术能力置于重要地位”。

这样的观点，其实也得到了《变革中国》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的呼应。他毫不掩饰地批评道：尽管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在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这些企业依然在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的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的商标之后销售。对于要重返世界第一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窘况，我们姑且称之为“没有产品的生产”，实在不敢恭维。

科斯的批评其实不无道理。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劳动生产力依旧远远落后于美国；同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重启制造业复苏的计划和全球供应链再造行动。按照这样的逻辑和趋势，中国能否撑得起“世界工厂”的称谓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更不要说中国制造业如何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了。

因此，科斯在《变革中国》里这样毫不留情地戏谑：“即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像众人所预测的一样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生产力依旧只能排在中游水平，如果她无法显著提高其创新能力的话，这将成为现代人类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叁 历史不应出现“倒退车”

科斯所说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就是“技术能力”的实现与提高。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往往是通过一群企业的竞争力来体现的，而这就需要考验的是创新与生产力，即能否通过自主创新与生产力的提高来积极创造新产品并进而创造新行业，就像当初的美国和日本一样。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亦或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都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而共同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能力”实现全球竞争力。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其本质并不是“技术能力”所获得的，而是通过“产品内分工”的低端环节或区段来获取的。相应的，中国经济也就自然表现出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也自然导致一个见怪不怪的“中国式现象”。

对此，科斯给了这样的形象描述：我们既能在沃尔玛找到“中国制造”的身影，也能在高端百货商店里看到中国的产品。从鞋类、服饰，到家具和电子产品，中国的制造业如今已经可以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消费品。中国出口商品数量的剧增，已经让全球消费者以“中国价格”享受到了琳琅满目的各种消费品。但是，大部分美国消费者记不起任何中国品牌，即使他们的家中已经遍布中国制造的产品。究其本质，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处于低端环节或区段，没有“技术能力”，没有品牌效应，没有占据价值链的中上游。

尽管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通过“产品内分工”的低端环节或区段实现了经济的大增长和突破，以及背后所时刻听到的一声声历史的叹息声，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看好中国的未来与前景？

第一，开放经济应当成为全国共识，历史不应出现“倒退车”，否则就是灾难。

历史已经证明，开放经济的确能继续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新鲜的元素，同时会进一步打破垄断，营造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但目前因为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在这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二，“技术能力”的实现与提升，往往是通过内生组织来成就的，而非单纯的“拿来主义”。中国依旧建构企业家型社会。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在“技术能力”方面没有大作为，但却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们的“心病”与“心声”——一个国家的工业精神，往往要看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是怎样的——在中国，不乏有一批意志坚定、勇敢创新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自主创新和研发，从而实现并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进而在全球分工中进入中高端环节或区段。

正如路风教授所言：在改革开放时期，使中国工业不仅能够提高产品技术水平，而且导致技术能力显著成长的力量源泉，既不是“技术引进”，也不是外资的涌入，而是中国竞争性企业的崛起。这些竞争性企业的技术能力源头是深深滴植根于已经消逝的“自力更生”阶段。“在那些今天仍然能够自主开发产品和工艺的工业（如核能、航天、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等），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技术能力都不仅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自主开发经验一脉相承，而且只能在保持自主开发传统的前提下成长。”

如果稍微分析一下部分成为标志性的自主创新企业，就会确定无疑地发现这些企业最初的研发团队都是来自具有技术研发经验的老企业或研究所，同时这些企业始终处于激烈竞争的领域。由此，路风教授得出这样的观点，“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要发展就要有竞争力，要有竞争力就要有能力，而获得能力的惟一途径是自主的学习、创新和管理变革。中国自主开发/竞争性企业的崛起轨迹证明了市场竞争和自主开发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寻求竞争优势的努力必然导致自主创新。”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这样一句缺乏严格定义但却形象、感性的俗语，已经成为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共识，比任何标语口号都更为有效地为自主创新打下了社会基础。于是，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方位竞争反而使‘自力更生’精神显示出了被忽略的历史价值。”

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如此感慨：“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

第三，“思想市场也是一个生产要素市场。”而技术能力的实现和提升，不仅仅期望通过单纯的自力更生而成就，其背后的坚强支撑是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恰恰源于一种思想和文化的真正解放。因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将直接导致科技创新的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行业致命的软肋。

因此，接单生产而不是发明属于自己的产品，成了大部分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策略。”“没有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就很难继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无法进入全球科学和技术的领先行列。”

值得担忧的是，目前国内国外的民族情绪都正给世界时局带来影响，这种影响非常值得警惕。若稍有不慎，我们就容易步入深渊。最后有两句话：第一，没有创新，再多的贸易也无济于事。第二，没有开放，再强的身躯也孤掌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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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韦三水

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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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

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

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

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

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

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

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引发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