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政策，在中可谓是“历史悠久”了。早在北宋宋太宗时期，就一度出台了海禁政策，元朝初期也一度实行。不过宋元时期的海禁都是临时性的措施，并未上升到国家战略。到了明朝初期，海禁开始长期和全面的推行，时间长达200年，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有所松动。到了明朝后期，海禁又反复推行。因此，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进行海禁的时代。明朝的海禁给中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是中国走向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开端，也是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开始。

明朝初期，朱元璋就下令实行海禁，其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统治根基未稳，“海疆不靖”。当时活动在东南沿海的主要是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海上残余势力。张士诚、方国珍原来都是盐商，经常出没于海上。元末战争中，他们割据一方，拥兵数十万，和朱元璋抗衡。在明朝建立后，其残余势力大部分逃亡沿岸地区，继续和明朝为敌。

不仅如此，他们还和海外的倭寇相勾结，《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優乱》记载“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闻、浙、东粵、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他们甚至在南洋建立许多据点，于海外反明势力联合。倭寇侵犯，从元朝以来就成为了中国主要的边患之一。明朝初期，倭寇更加猖獗，他们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沿海之地皆患之”。因此在明朝初期，倭寇成为了和蒙古并列的明朝两大敌对势力，并称“北虏南倭”。

戚继光抗倭

对于这些海上敌对势力，明朝是无法彻底肃清的。他们流动于海上，不断袭击明朝漫长的海岸线，北到鸭绿江口，南到两广，让明朝地方政府无可奈何，疲于奔命。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陆国家，不擅长海上作战，对于这些海上的流动势力，也只能采取“海禁”的消极政策来对抗，为了配合海禁，明朝还在沿海修建了海疆长城，这和在北方修建长城抵御流动的游牧民族有异曲同工之妙。

浙江临海长城

但对付海上敌对势力并非是朱元璋实行海禁的根本原因，其深层的决定因素早已深入了中国小农经济的基因中。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具有了自给自足的特点，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也就是说，中国就算断绝和外界的经济上的交流，也不会改变国内的经济发展趋势。朱元璋曾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也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放弃了宋元时期对商业的相对重视，转而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重农抑商政策，制定了空前严密的户籍政策，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而海禁政策，也就符合了朱元璋的统治政策了。

小农经济

实行海禁，经营大陆，成为了朱元璋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将明朝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琉球、小琉球（台湾）等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以免贪无用之功，耗费国力。当然，推行海禁并非代表明朝就并非不和外国进行了来往，明朝官方和各国依然保持着“朝贡”。甚至实行海禁的的一起目的就是让各国只能通过“朝贡”这一条道路和明朝取得联系，并得到丰厚的回报，以达到宣扬国威，制造“万国来朝”的盛世假象。

非洲人“贡”的长颈鹿

明朝的海禁内容主要是禁止民间贸易和海上经济活动。《明史・朱纨传》中记载朱元璋规定所说:“片板不许下海”。这无疑是断了沿海人民的生存之计，因此违禁出海时有发生。针对这样的现象，朱元璋又不断颁布海禁命令，一次比一次严格。《明实录》和《国權》中记载朱元璋每隔两三年就要重申海禁令，如洪武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三十年都曾发布过命令。但是严令并未阻止沿海居民入海，于是朱元璋试图从经济上着手。

《倭寇图卷》

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取缔“番货”，禁止国内买卖和使用外国物品。当时明朝许多香木来自于海外和两广地区，为了防止海外香木的流入造成混杂，朱元璋甚至规定了两广地区的香木也不能运往外地出售。禁令一出，以前原本公开交易的香木转入了私下交易，无法禁绝。朱元璋又规定禁止沿海居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渔”。

朱元璋命令将海禁写入了《大明律》。《兵律》中有“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明朝法律鼓励告发“私通外夷”之人。《户律》中“舶商匿货”条载，也就是沿海船舶到岸，必须马上如实报官抽分。如果不报告官府就“杖一百”，货物没收。如果供报不实，罪行和不告一样。而告发之人，能够得到官府的赏赐。朱元璋时期严格的海禁，对当时东南沿海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倭寇之船

朱元璋看到海盗势力以船为家，以渔为业，于是在洪武十五年下令,“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时蛋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实际上就通过在沿海加重兵役、劳役的方法来和海盗争夺有生力量。当时明朝在泉州一带实行了“四丁抽一”，就是每4个人就要出一个人当兵。在征兵的同时，又在沿海大规模修建城墙，“置卫所，深驻重兵，严行查”。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命令汤河巡视沿海，修建“海上五十九城”，洪武二十年又命令周德兴在福建“筑海上十六城，籍民为兵”。这样的海上防御工事一直到万历时期还在修建，最终形成了“海疆长城”。

临海长城

不过明朝的海禁并非一直如此严格，在朱元璋之后，海禁政策基本贯穿明朝一代，但是严格程度却有所不同。明成祖时期，海禁稍稍有所松动，“以小民衣食所赖，遂稍宽禁”。到了宣德八年，又重新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并且明文标出告发着可以得到犯人一半的资产，如果知而不告，按照同罪论处。此后长期一段时间，明朝的海禁到了空前严格的程度。嘉靖二年，宁波发生了日本“争贡之役”，嘉靖于是废除了福建、浙江、广东的市舶司，也就是来官方主持的“朝贡贸易”也被禁止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唯一的一次。

争贡之役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才使得海禁有所松动。需要注意的是，这次“隆庆开关”并非完全开放对外贸易，主要是朝贡贸易被开发了，而民间贸易依然受到种种的限制，如出海需要官方发布的“由引”作为凭证，对船舶的数量和贩卖的物品有限制，不能够和日本进行贸易等。如果私自和日本贸易，那就按照“通倭”之罪处理。而在开放的地点，仅仅为福建漳州府月港一处，就全国其他地方而言，依然实行着严格的海禁。不过，隆庆开关依然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能够和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西方国家进行一些交流，使得西方的文化开始传入中国。而美洲的高产作物也开始传入中国，为后来清朝人口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条件。

隆庆开关示意图

明朝海禁基本贯穿明朝一代，实行了时间长达200多年，历史罕见，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首先，最直观的影响发生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古以来，沿海居民以海为生，或渔或商，海洋成为了他们的衣食之源。而海禁政策则断绝了其谋生之路，这无疑严重打击了沿海的经济发展。尤其在福建，该地区山地居多，土地贫瘠，“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在海禁推行后，他们只能铤而走险，私自出海，许多人沦为海盗。

泉州

徐文定《海防迁说》说他们：“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寇，激裂以出。”因而海禁不仅不利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导致沿海地区的治安状况堪忧。这些沿海居民不断入海成为了“海盗”，有使得明朝东南沿海的边患从未断绝。明朝一带，也是中国海盗最多的时代，十分有名的就有汪直、徐海、郑芝龙等。明朝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倭寇”，常常也是这些海盗集团。《中国海盗史》说：“这些所谓的倭寇，他们的领导者都是中国人。船员中九成是中国人，他们的团队中只夹杂了个别的日本浪人”。因此，海禁并未肃清边患，在后期反而是边患的制造者。

郑氏活动范围

海禁的另外一个直观影响，就是造成“朝贡贸易”繁荣的假象。明朝断绝民间贸易，外国商人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和明朝官方进行贸易。而明朝官方对这种“朝贡”也十分支持，往往会以数倍的价格来报酬朝贡者，称为“厚往薄来”。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外国商人冒充国家使者，打着“进贡”的旗号来和明朝进行了交易。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此后，明朝政府也意思到了朝贡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如琉球国“一岁常再贡、三贡。天朝虽厌其烦，不能却也”，因此规定了各国来朝的次数。明朝末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对认为这种朝贡并非是外国对明朝朝贡，反而是明朝向世界朝贡。

下西洋

而海禁政策的对中国的深层次影响也就更严重了。在明朝之前的几百年，中国领先于西方国家。从明朝开始，中国就开始落后于世界潮流了。由于在海禁政策下，人们闭门造车，妄自尊大，导致中国人不了解世界局势，也难以和西方国家进行了更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明朝中后期以来，西方国家已经进行了新航路开辟和殖民扩张，资本主义开始在西欧兴起。而明朝依然还停留在农耕文明阶段，只有苏杭等个别的城市的个别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也因为重农抑商和海禁等政策的推行而无法发展壮大。

新航路开辟

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开端，是海禁政策的出现吗？

海禁政策，在中可谓是“历史悠久”了。早在北宋宋太宗时期，就一度出台了海禁政策，元朝初期也一度实行。不过宋元时期的海禁都是临时性的措施，并未上升到国家战略。到了明朝初期，海禁开始长期和全面的推行，时间长达200年，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有所松动。到了明朝后期，海禁又反复推行。因此，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进行海禁的时代。明朝的海禁给中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是中国走向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开端，也是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开始。

明朝初期，朱元璋就下令实行海禁，其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统治根基未稳，“海疆不靖”。当时活动在东南沿海的主要是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海上残余势力。张士诚、方国珍原来都是盐商，经常出没于海上。元末战争中，他们割据一方，拥兵数十万，和朱元璋抗衡。在明朝建立后，其残余势力大部分逃亡沿岸地区，继续和明朝为敌。

不仅如此，他们还和海外的倭寇相勾结，《明史纪事本末沿海优乱》记载“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闻、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他们甚至在南洋建立许多据点，于海外反明势力联合。倭寇侵犯，从元朝以来就成为了中国主要的边患之一。明朝初期，倭寇更加猖獗，他们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沿海之地皆患之”。因此在明朝初期，倭寇成为了和蒙古并列的明朝两大敌对势力，并称“北虏南倭”。

戚继光抗倭

对于这些海上敌对势力，明朝是无法彻底肃清的。他们流动于海上，不断袭击明朝漫长的海岸线，北到鸭绿江口，南到两广，让明朝地方政府无可奈何，疲于奔命。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陆国家，不擅长海上作战，对于这些海上的流动势力，也只能采取“海禁”的消极政策来对抗，为了配合海禁，明朝还在沿海修建了海疆长城，这和在北方修建长城抵御流动的游牧民族有异曲同工之妙。

浙江临海长城

但对付海上敌对势力并非是朱元璋实行海禁的根本原因，其深层的决定因素早已深入了中国小农经济的基因中。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具有了自给自足的特点，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也就是说，中国就算断绝和外界的经济上的交流，也不会改变国内的经济发展趋势。朱元璋曾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也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放弃了宋元时期对商业的相对重视，转而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重农抑商政策，制定了空前严密的户籍政策，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而海禁政策，也就符合了朱元璋的统治政策了。

小农经济

实行海禁，经营大陆，成为了朱元璋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将明朝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琉球、小琉球（台湾）等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以免贪无用之功，耗费国力。当然，推行海禁并非代表明朝就并非不和外国进行了来往，明朝官方和各国依然保持着“朝贡”。甚至实行海禁的的一起目的就是让各国只能通过“朝贡”这一条道路和明朝取得联系，并得到丰厚的回报，以达到宣扬国威，制造“万国来朝”的盛世假象。

非洲人“贡”的长颈鹿

明朝的海禁内容主要是禁止民间贸易和海上经济活动。《明史朱纨传》中记载朱元璋规定所说:“片板不许下海”。这无疑是断了沿海人民的生存之计，因此违禁出海时有发生。针对这样的现象，朱元璋又不断颁布海禁命令，一次比一次严格。《明实录》和《国权》中记载朱元璋每隔两三年就要重申海禁令，如洪武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三十年都曾发布过命令。但是严令并未阻止沿海居民入海，于是朱元璋试图从经济上着手。

《倭寇图卷》

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取缔“番货”，禁止国内买卖和使用外国物品。当时明朝许多香木来自于海外和两广地区，为了防止海外香木的流入造成混杂，朱元璋甚至规定了两广地区的香木也不能运往外地出售。禁令一出，以前原本公开交易的香木转入了私下交易，无法禁绝。朱元璋又规定禁止沿海居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渔”。

朱元璋命令将海禁写入了《大明律》。《兵律》中有“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明朝法律鼓励告发“私通外夷”之人。《户律》中“舶商匿货”条载，也就是沿海船舶到岸，必须马上如实报官抽分。如果不报告官府就“杖一百”，货物没收。如果供报不实，罪行和不告一样。而告发之人，能够得到官府的赏赐。朱元璋时期严格的海禁，对当时东南沿海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倭寇之船

朱元璋看到海盗势力以船为家，以渔为业，于是在洪武十五年下令,“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时蛋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实际上就通过在沿海加重兵役、劳役的方法来和海盗争夺有生力量。当时明朝在泉州一带实行了“四丁抽一”，就是每4个人就要出一个人当兵。在征兵的同时，又在沿海大规模修建城墙，“置卫所，深驻重兵，严行查”。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命令汤河巡视沿海，修建“海上五十九城”，洪武二十年又命令周德兴在福建“筑海上十六城，籍民为兵”。这样的海上防御工事一直到万历时期还在修建，最终形成了“海疆长城”。

临海长城

不过明朝的海禁并非一直如此严格，在朱元璋之后，海禁政策基本贯穿明朝一代，但是严格程度却有所不同。明成祖时期，海禁稍稍有所松动，“以小民衣食所赖，遂稍宽禁”。到了宣德八年，又重新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并且明文标出告发着可以得到犯人一半的资产，如果知而不告，按照同罪论处。此后长期一段时间，明朝的海禁到了空前严格的程度。嘉靖二年，宁波发生了日本“争贡之役”，嘉靖于是废除了福建、浙江、广东的市舶司，也就是来官方主持的“朝贡贸易”也被禁止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唯一的一次。

争贡之役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才使得海禁有所松动。需要注意的是，这次“隆庆开关”并非完全开放对外贸易，主要是朝贡贸易被开发了，而民间贸易依然受到种种的限制，如出海需要官方发布的“由引”作为凭证，对船舶的数量和贩卖的物品有限制，不能够和日本进行贸易等。如果私自和日本贸易，那就按照“通倭”之罪处理。而在开放的地点，仅仅为福建漳州府月港一处，就全国其他地方而言，依然实行着严格的海禁。不过，隆庆开关依然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能够和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西方国家进行一些交流，使得西方的文化开始传入中国。而美洲的高产作物也开始传入中国，为后来清朝人口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条件。

隆庆开关示意图

明朝海禁基本贯穿明朝一代，实行了时间长达200多年，历史罕见，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首先，最直观的影响发生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古以来，沿海居民以海为生，或渔或商，海洋成为了他们的衣食之源。而海禁政策则断绝了其谋生之路，这无疑严重打击了沿海的经济发展。尤其在福建，该地区山地居多，土地贫瘠，“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在海禁推行后，他们只能铤而走险，私自出海，许多人沦为海盗。

泉州

徐文定《海防迁说》说他们：“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寇，激裂以出。”因而海禁不仅不利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导致沿海地区的治安状况堪忧。这些沿海居民不断入海成为了“海盗”，有使得明朝东南沿海的边患从未断绝。明朝一带，也是中国海盗最多的时代，十分有名的就有汪直、徐海、郑芝龙等。明朝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倭寇”，常常也是这些海盗集团。《中国海盗史》说：“这些所谓的倭寇，他们的领导者都是中国人。船员中九成是中国人，他们的团队中只夹杂了个别的日本浪人”。因此，海禁并未肃清边患，在后期反而是边患的制造者。

郑氏活动范围

海禁的另外一个直观影响，就是造成“朝贡贸易”繁荣的假象。明朝断绝民间贸易，外国商人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和明朝官方进行贸易。而明朝官方对这种“朝贡”也十分支持，往往会以数倍的价格来报酬朝贡者，称为“厚往薄来”。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外国商人冒充国家使者，打着“进贡”的旗号来和明朝进行了交易。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此后，明朝政府也意思到了朝贡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如琉球国“一岁常再贡、三贡。天朝虽厌其烦，不能却也”，因此规定了各国来朝的次数。明朝末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对认为这种朝贡并非是外国对明朝朝贡，反而是明朝向世界朝贡。

下西洋

而海禁政策的对中国的深层次影响也就更严重了。在明朝之前的几百年，中国领先于西方国家。从明朝开始，中国就开始落后于世界潮流了。由于在海禁政策下，人们闭门造车，妄自尊大，导致中国人不了解世界局势，也难以和西方国家进行了更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明朝中后期以来，西方国家已经进行了新航路开辟和殖民扩张，资本主义开始在西欧兴起。而明朝依然还停留在农耕文明阶段，只有苏杭等个别的城市的个别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也因为重农抑商和海禁等政策的推行而无法发展壮大。

明清海禁政策和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