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中华文明探源与追寻最早中国的起源，尧舜禹时期大洪水的产生与治理，无疑是中华国家文明形成中的关键事件。只有破解了中国大洪水产生的具体地理位置，才能从根本上建立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才能使得中国考古学成为世界文明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科学贡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文明起源的本源问题，认识人类文明产生的客观规律。

在人类文明产生的上古时期，全球性大洪水的产生，似乎成为相当一部分历史学者的共识。认为上古时期世界性的大洪水，促进了世界各地人类文明的产生，这一学术性认识，不仅荒唐而且违背地球地形地貌的客观事实。人类产生以来，各地高山大川的形成，不仅不会产生世界性的大洪水，也不会形成延续数年的大洪水。世界长期存在大洪水的地方，那是海洋；地区长期存在大洪水的地方，那是湖泊。因此，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世界大洪水、世纪大洪水。

在中国考古界，对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的认识，有一种认识认为四千年前在黄河上游的大地震，形成的堰塞湖，导致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洪水，以中国考古学在青海省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喇家遗址为代表。中国考古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认识，也是相当荒唐与违背客观规律的。堰塞湖溃堤，只会产生一次性的、毁灭性的洪峰，是无法预知的小地区灾害，也是早期人类无法抗衡，是无法治理的天灾，更不会成为中华文明产生的原始动因。

虽然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如此描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给人们对尧舜禹时期的洪水印象为全天下都遭受了洪水，全中国都处于洪水之中。但是，在四千年前万国鼎立的上古时代，这里的“天下”与“中国”实际上是尧舜禹统治管理下的上古中国，万邦之一中文明高度发达的原始“中国”，而非今天地理意义上的全中国、全天下。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在地球的地质演化历史中不过是一瞬间，因此，今天中国大地上的地理地貌与四五千年前地理地貌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今天的中国地理地貌也反映了四五千年的古中国地理地貌，今天中国洪水频发地区实际上也就是古中国的洪水频发地区。

西北高、东南低是中国的总体地势，而东南低的代表就是以淮河为标志的淮河中下游干流。淮河干流中游的涂山地区淮河水位海拔14.17米，涂山上游的正阳关水位17.73米、润河集18.99米，涂山下游的洪泽湖水位12.23米，可以说淮河涂山上下游的广大地区水位落差只有5米多，淮河干流水位平均海拔只有15米，是中国地势的锅底，形成淮河中下游南北万河汇流淮河干流的地势地貌。因此，从地势地貌方面来说，我们称谓以淮河涂山为代表的淮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国地势最低的“天下”，万河汇流的“天下”，是恰如其分的！

由此可见，“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不仅是中国文献典籍的历史记忆，更因为涂山地区丰富发达的河流水道，为万国诸侯提供交通的便利，成为万国诸侯的汇集之地，为大禹在涂山地区建立夏王朝、诞生“最早的中国”，提供原始的便捷高效的水陆交通条件，促进淮河涂山“天下”“中国”文化的广为传播。

因此，孟子所记载的“天下犹未平”实为淮河涂山地区的洪水仍没平息；“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是因为淮河涂山地区发生洪水，导致禽兽与涂山地区人民争抢高地避难，以大禹为代表的涂山人民就是最早的中国人。

《说文解字》云：“洪，洚水也”，水、共两范式叠加，很多很多水一起来是洪之范式。也就是说，“洪水”不仅是指大水泛滥，而且是很多很多水一起来、汇集一地，才能称之为“洪水”。因此，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的中国上古“洪水”，是具有特殊地理意义的特殊称谓，而非广泛意义的“大水泛滥”。

对此，孟子进一步记述上古“洪水”的特征，“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上古“洪水”不仅是很多很多水一起来，而且形成河流下游水往上游倒流的情景。这种“洪水”的产生，就需要特殊的地势地貌才能形成，需要河流地区地势差别很小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以黄河、长江为代表的广大地区，黄河长江的上中下游各段地势落差上千米、数百米、数十米，在黄河长江的各个区段也不可能产生黄河长江干流河水倒灌支流的情况。那种认为尧舜禹时期大洪水，产生于黄河中下游的所谓学术观点，不仅荒谬而且荒唐，显示了其学术研究水平的浅薄与无知。

淮河涂山地方志记载：淮河在县东南二里，源发豫之胎簪山，至桐柏山而始大，书曰遵之，东行数百里至于荆山，至淮浦入海。水经云：淮水出荆之左，迂回以入涡，麓高水汇为患，禹鑿（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鑿（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 “断梅谷在荆涂二山间，或曰二山本为一脉，禹以桐柏之流泛滥为害，乃凿山为二以通之，今两山之间有断梅谷，滨淮为胜。”

从涂山古地图及今之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涂山附近的淮河干流，在南北东西分别有数支支流汇入淮河：涡河、芡河、天河、洛河、洱河、北淝河等大的支流，真实再现了“很多很多水一起来是洪之范式”。当淮河上游的来水汇聚于涂山之南，淮河干流水位抬高必然会导致淮河干流之水倒灌各条淮河支流，形成孟子所记述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的尧舜禹大洪水情景。

尧舜禹时期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初始时期，形象文字已经孕育产生，并成为中华形象会意文字的主导。既然尧舜禹大洪水产生于淮河涂山，那么“洪”字的象形与会意以及历史痕迹必然有所遗留。在夏季的雨水季节，天降大雨于淮河涂山大地，涡河、芡河、天河、洛河、洱河、北淝河等河水从东南西北汇入淮河，成为“洪”字象形与会意文字产生的原始来源。近年，通过现代考古发掘，涂山南麓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禹会村，通过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得以证实。在禹会村的南北不远处，也就是东流的淮河受到丘陵的阻挡被迫北流的地方，有一山峰名“大洪山”；在淮河北流受荆涂二山的阻挡被迫西流的地方，也就是“麓高水汇为患”的地方，有一古老村庄名“上洪村”。这两处古老地名的存在，为我们破解尧舜禹大洪水的来历，提供了另一原始证据与线索。

“麓高水汇为患，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四千年前，大禹带领淮河涂山人民在上洪村“凿山导淮”，疏通取直了淮河水道，使得上洪村与大洪山之间淮河汇聚的“洪水”得以排解，消除了大洪山与上洪村之间汇聚的“洪水”，淮河“水乃安流”“至淮浦入海”。至此，大禹“凿山导淮”以疏通大洪上与上洪村之间“洪水”的努力取得成功，根本治理了“天下”“洪水”。“夏之兴也以涂山”，不仅是中华文献典籍记载的历史史实，更是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史诗性地发展，建立了夏王朝。

究竟是淮河大洪山与上洪村之间的“水汇为患”产生了“洪水”，还是发生了大洪水后才有了上洪村、大洪山？这恐怕会成为中国考古学中“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希望能得到中国考古学家的明确解答，成为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突破自我的学术成果。但不论哪个才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真相，大禹治水的历史都与“天下”“中国”的“洪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与上洪村、禹会村、大洪山历史地名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禹治水解决了涂山南麓上洪村与大洪山之间的“洪水”，“水乃安流”“至淮浦入海”，但是淮河中下游低洼平坦的地势，淮河“洪水”并不能完全消除，“洪水”只是发生了地区转移，转移到了淮河下游。在淮河涂山以下的淮河河段，随着淮河下游“很多很多水一起来、汇集淮河”，加以后世黄河夺淮阻塞淮河入海口，由于黄河居高临下，倒灌入淮，黄淮合流，流量增加，水位抬高，将淮河下游的富陵湖、破釜塘等大小湖沼、洼地连成一片，汇聚成湖，产生了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泊——洪泽湖。

上游进入洪泽湖的主要河道有：淮河、漴潼河、濉河、安河和维桥河，这些河流大多分布于湖的西部，还有怀洪新河、池河、新汴河、濉河、徐洪河、老汴河、团结河、张福河等，汇水面积为15.8万平方公里，其中淮河流入量占流入总量的70%以上，洪泽湖成为名副其实、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的“很多很多水一起来的洪之范式”。

综上所述，产生尧舜禹文化的天下大洪水，并非今天中国全境的世纪大洪水，而是特指诞生中华原始文化的淮河涂山南麓上洪村与大洪山之间的“洪水”。尧舜禹时期“洪水”产生后，形成了“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的夏民受灾后的情景。只有、也只有淮河中下游的低下、平坦的地势所形成的洪水，才是“洪水”之标志范式，才是中华文献典籍记载中的“洪水”。（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