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是当下年轻夫妇焦虑的重要来源之一。

托不托、托给谁、怎么托，1000个家庭有1000种想法。而他们共同面对的，却是为数不多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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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不托？适合需求就挺好

8090后是当下生育大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被“996”洪流裹挟，披星戴月奔忙，以“社畜”自嘲。然而，谁也不想输在起跑线，许多新手爸妈早已熟识“生命早期1000天”“早教”这些字眼。要不要送托育机构、如何选择一家靠谱的托育机构是他们育儿焦虑的最初来源。

“带学龄前孩子真的是上班族的一大困扰，太难了”“其实很多父母也想亲自带孩子，但总抵不过经济压力”“主要不放心这么小交给别人”……网络上观点多样，却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无奈。

在某公司亲子工作室，小朋友们在吃点心。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这里面有多少是父母或祖辈带，又有多少是交给别人带呢？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该中心调查发现，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在成都石室小学，张策棋和爸爸张关强（右）在足球课上进行“携手带球前进”练习。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 摄

浙江省2020年10月在台州、金华和丽水3市，抽取36家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设施）和365名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6.3%的受访家长表示目前婴幼儿照护主体仍是家庭成员，其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护占44.7%，自己或爱人照护占41.6%，机构照护占19.2%。问及没有选择去托育机构的原因，表示“有父母等家人带，没必要”的比例最高，占41.9%；“费用高无力承担”“机构少很难找”“不放心机构质量”也是受访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亲自带娃固然有好处，但在快节奏的都市往往条件不允许。老人帮忙带可以减轻压力，但可能难保科学育儿。托或不托没有定论，取决于每个家庭的现实条件和需求。

因为要孩子晚、工作不顺心，北京80后上班族小樱（化名）在37岁那年毅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我想亲自带娃，因为看不惯我妈带娃的一些做法。”

能辞职带娃的毕竟是少数。对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双职工马乘波而言，他给孩子选择的托育园不仅解决了孩子托管、接送难题，还通过引导，让孩子从最初自顾自玩耍变得享受和小朋友一起玩。他和爱人也从托育园微信群和定期举办的免费线下讲座中，学到不少科学育儿的理念和方法。

哪个选择更好？都挺好。关键要让有托育需求的人有适合自己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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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给谁？选择多元质量为先

如果娃没人带，你会选择哪种托育模式：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社区办点、企业福利、幼儿园办托班，还是家庭“邻托”？一项1700多人参与的小型投票调查显示：选择幼儿园办托班、社区办点的最多，各占31%；其次是企业福利，占19%；选择家庭“邻托”和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的，分别占10%和7%。

人们相对青睐传统托育机构及“正规组织”，而家庭“邻托”、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等形式还显得有些非主流。不过选择结果并不是特别显著，很难说哪种托育方式更受欢迎。

“老百姓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但又有一些犹豫不决。”杭州市下城区副区长包晓东介绍，区内将近4500个家庭需要托育，占全区1/3；94%的家庭希望托育费用控制在每月4000元以下。“但如果真的让家长去选择2000多元的托育机构，很多家长又不放心。”

人们对托育机构的选择日益多元化，而信任危机、经济压力、理念不同等主观原因及服务质量等客观因素，决定了人们如何选择。

杭州市富阳区丰丰小朋友的妈妈章群莺说，当初家人反对送丰丰去托班，一开始送去，她每天都非常担心孩子不适应。坚持下来发现，这家民办托育园老师的专业指导不仅解决了让人头疼的戒尿布问题，还通过让其他小朋友主动邀请丰丰参与游戏的方式，缓解丰丰不敢主动社交的问题，让他的语言表达流畅了很多。

丰丰所在的托育园，属于公办民营的普惠型托育机构，每个月收费3500元。这说明，只要解决好托育机构质量安全、近便程度和费用等方面的问题，不管姓公姓私，托给谁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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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托育”从年轻人焦虑清单上划掉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一年也因此被业内称为“托育元年”。关于这份文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佘宇认为，它的核心要义是“家庭尽主责，社区为依托，市场有所为，政府起作用”。

家长和小朋友在太原市图书馆内看书。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如果以盈利为目的的上市公司都在这个领域掘金，那肯定会提高价格。”贺丹认为，民办托育机构正在艰难成长，“十四五”期间，国家应帮助其降低成本，达到普惠价格后还能可持续发展。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些托育机构无法开张，颗粒无收。杭州市下城区专门出台扶持政策：“补砖头”，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激发积极性、增强信心；“补人头”，鼓励发展普惠性的、老百姓负担得起的收费模式。

社区和单位也是发展普惠托育的重要依托。“杭州市正在构建社区统筹型、单位自建型、幼儿园办托型、社会兴办型、成长驿站型等模式多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体系。”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主任陈建芬说。

托育机构备案数全国排名第三的安徽省，也在以类似思路推出社区公办民营试点等福利性托育举措。有的县区还将托育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

在国家层面，规范托育行业发展的各种文件正在陆续出台，顶层设计日渐清晰。我们期待，5年后，“托育”这个事项将被年轻夫妇从焦虑清单上划掉。

(来源:半月谈微信公号)

国家发改委：探索家庭托育模式，这种模式能提高生育意愿吗？

我认为这种模式是不能够彻底地提高生育意愿陷入低的，很多家庭之所以会减少声誉，主要是因为生活压力比较大。

国家发改委强调探索家庭托育模式，这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那就是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对家庭照顾孩子进行扶持，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绝对不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社会当中的很多家庭所面对的压力非常大，一方面是资金方面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是时间的压力，必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现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比较追求自我，而且会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国家的生育率才会出现下跌，必须要改变年轻人的观念，才能够提高我们国家的生育率。

很多家庭除了资金方面的压力之外还面临着时间方面的压力，因为现如今社会当中的很多家庭都处于双职工的生活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照顾孩子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的。除此之外，体制外的工作环境其实并不是很好，加班的情况比较严重。

绝大部分的90后群体之所以减少了生育，孩子的数量主要是因为这个社会当中的各种物价比较高，而且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超出了很多年轻人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大，所以才会减少生育孩子。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发改委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生育率，但是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进行解决，必须要给年轻人提供更好的生育环境，我们国家的生育率。

年轻人可不可以不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