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胖胖的拍怕熊

八十九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中，作为当时最强的地方军阀，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撤出山海关外，将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多万同胞拱手让人，也揭开了抗战的序幕。回顾这段历史，最让人扼腕叹息的莫过于明明拥有较大军事优势的东北军，却坐视国土沦丧。

东北开发时间很早，但真正使得东北成为一片热土，还在于清朝晚期及民国初期，铁路线的建设和大规模关内移民的到来。东北军脱胎于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军，创建以来，得益于东北优良的重工业基础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张作霖的苦心经营，一直属于国内各军阀中装备、训练较好的部队，也是当时各军阀中唯一海陆空三军兵种齐备的部队。

国内军阀中，东北军装备最精良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奉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编有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在随后的中原大战中，手握重兵的张学良成为了各方派系争相拉拢的对象。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服从南京政权，随即派遣于学忠、王树常率第1、2军入关，入关兵力合计９个精锐旅，3个骑兵旅及炮兵、工兵等附属部队，共计10万余人。张学良的选择决定了中原大战的胜负，也因此获得了平津地区作为回报，为了守住这些「家底」，入关的东北军并未回撤，而是分别驻守在平津地区。

东北军从法国引进的雷诺坦克

1931年7月，驻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军阀石友三，在汪精卫国民政府的鼓动下，起兵反对张学良，东北军随即又将3个步兵旅，2个炮兵团共计8万余人调往关内参战。

至此，东北军最为精锐的部队和大部分技术兵种都已经调往平津、河北及内蒙一线，驻守东北的仅剩12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及边防部队，加上配属的地方武装，合计20余万人左右，装备和士气较关内驻军更低，且驻防面积广大，分布在三个省份的广阔土地。

富饶的东北地区一直为日俄等列强所觊觎，除了日本人从朝鲜方向的不断渗透外，俄国人苦心经营的中东铁路也是横穿在东北大地上的一条锁链。苏联成立后，继承了中东铁路的权益和管理权，并因此与东北方面摩擦不断。

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孤悬在外的东北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认可，中东路矛盾日益凸显，1928年8月，东北军与苏军在黑龙江区域为主的东线，以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为主的西线爆发大规模冲突，双方动用兵力超过20余万人，并且使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炮艇等现代化装备，战至11月底，至11月下旬，东北军惨败，2个旅全军覆灭，黑龙江江防舰队全灭。

苏联红军缴获的东北军督战队军旗

中东路事件是对东北军内部的一次巨大冲击，初步完成工业化的苏联，爆发出了强大的生机，强大的制造能力也为苏军提供了更为充沛的装备优势，东北军内部的派系不和也加速了失败的过程。

比起战败造成的军事损失，更大的伤害，还在于对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高层的震动，以及对东北军战斗力的悲观预估。随后的东北军，开始全力经营关内新的地盘，寄希望于参与国内混战，为自己「回血」。

中东路事件导致了东北军在防备日本人的同时，与苏联的关系一落千丈，东北边防压力更大。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更加微妙，在冲突之前南京方面许诺的军力和资金支持都迟迟无法到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借苏联人削弱东北军，这也使得在随后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始终犹豫不决，既担心再次被借刀杀人，又担心损失太大动摇根基。

前排张学良与蒋介石

在整个30年代的中国高层，始终存在着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风气，不但南京政府如此，东北军政府也如此。张学良在九一八后一度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使日本不再扩大侵略行为，在此期间，东北军奉行漠视态度，除了部分中下层官兵自发抵抗外，东北军高层组织的抵抗行动几乎停滞，也客观上导致了东北三省大部分领土快速沦陷。

1932年4月，李顿调查团到达沈阳后，整个局势已经不可逆转，最后的报告书虽然作出了有利于中国方面的结论，但毫无实际影响力。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军

在寄希望于国联同时，张学良也寄希望于日本国内势力。事实上，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既融合又对立的矛盾进程中。国民政府很多军政要员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东北军的前身奉军在创建初期也有过日式装备，聘请过日式教官，双方高层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东北军方面，也对日本部分政党和政治家有过资助。

但是九一八事变本身，就是中下层军官为了军功的「下克上」事件，且不说以币原喜重郎外相为代表的日本内阁官员是否愿意约束暴走的军部，日本国内汹汹的民意也绝不会允许大正时代的重臣和政客们为了东北军的「政治献金」冒险。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

九一八事变最为悲哀的，不在于没有守住沈阳，没有守住长春，没有守住哈尔滨，而在于正规军不抵抗，高层不作为，白白浪费了底层官兵和民众的热血，并最终使得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战争的规模不断升级。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拥有40余万军队，即使是精锐尽入关内，重兵布防黑龙江防备苏联，但在沈阳等核心区仍然比日军有兵力优势，再加上广泛动员，仍有一战之力。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迫使一战之后的构建国际关系受到巨大冲击，也使得日本这种贫弱的后发国家，必须通过对外掠夺来转移危机和国内不满情绪，在这种零和博弈下的生死困局，不是靠着「政治献金」和国际同情能够改变的。

国联不可信、列强不可靠，九一八以血的教训铭记于史，但国民政府却始终未能吸取教训，以至于在随后的华北事变、七七事变中频频受辱于人，始终保存着幻想，就绝不会有决死求生的勇气，也绝不会有触底反弹的希望。

九一八事变中，沈阳警察部队进行了自发抵抗，图为日军缴械沈阳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十九年之后的的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丢掉了幻想的中国人用铁与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和平环境，百年衰败的国运自此逆转。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为何不抵抗？

作者：胖胖的拍怕熊

八十九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中，作为当时最强的地方军阀，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撤出山海关外，将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多万同胞拱手让人，也揭开了抗战的序幕。回顾这段 历史 ，最让人扼腕叹息的莫过于明明拥有较大军事优势的东北军，却坐视国土沦丧。

东北开发时间很早，但真正使得东北成为一片热土，还在于清朝晚期及民国初期，铁路线的建设和大规模关内移民的到来。东北军脱胎于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军，创建以来，得益于东北优良的重工业基础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张作霖的苦心经营， 一直属于国内各军阀中装备、训练较好的部队，也是当时各军阀中唯一海陆空三军兵种齐备的部队 。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奉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编有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在随后的中原大战中，手握重兵的张学良成为了各方派系争相拉拢的对象。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服从南京政权，随即派遣于学忠、王树常率第1、2军入关，入关兵力合计9个精锐旅，3个骑兵旅及炮兵、工兵等附属部队，共计10万余人。张学良的选择决定了中原大战的胜负，也因此获得了平津地区作为回报，为了守住这些「家底」，入关的东北军并未回撤，而是分别驻守在平津地区。

1931年7月，驻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军阀石友三，在汪精卫国民政府的鼓动下，起兵反对张学良，东北军随即又将3个步兵旅，2个炮兵团共计8万余人调往关内参战。

至此，东北军最为精锐的部队和大部分技术兵种都已经调往平津、河北及内蒙一线，驻守东北的仅剩12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及边防部队，加上配属的地方武装，合计20余万人左右，装备和士气较关内驻军更低，且驻防面积广大，分布在三个省份的广阔土地。

富饶的东北地区一直为日俄等列强所觊觎，除了日本人从朝鲜方向的不断渗透外，俄国人苦心经营的中东铁路也是横穿在东北大地上的一条锁链。苏联成立后，继承了中东铁路的权益和管理权，并因此与东北方面摩擦不断。

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孤悬在外的东北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认可，中东路矛盾日益凸显，1928年8月，东北军与苏军在黑龙江区域为主的东线，以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为主的西线爆发大规模冲突，双方动用兵力超过20余万人，并且使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炮艇等现代化装备，战至11月底，至11月下旬，东北军惨败，2个旅全军覆灭，黑龙江江防舰队全灭。

中东路事件是对东北军内部的一次巨大冲击，初步完成工业化的苏联，爆发出了强大的生机，强大的制造能力也为苏军提供了更为充沛的装备优势，东北军内部的派系不和也加速了失败的过程。

比起战败造成的军事损失，更大的伤害，还在于对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高层的震动，以及对东北军战斗力的悲观预估。随后的东北军，开始全力经营关内新的地盘，寄希望于参与国内混战，为自己「回血」。

中东路事件导致了东北军在防备日本人的同时，与苏联的关系一落千丈，东北边防压力更大 。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更加微妙，在冲突之前南京方面许诺的军力和资金支持都迟迟无法到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借苏联人削弱东北军，这也使得在随后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始终犹豫不决，既担心再次被借刀杀人，又担心损失太大动摇根基。

在整个30年代的中国高层，始终存在着寄希望于国际 社会 的风气，不但南京政府如此，东北军政府也如此。张学良在九一八后一度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使日本不再扩大侵略行为，在此期间，东北军奉行漠视态度，除了部分中下层官兵自发抵抗外，东北军高层组织的抵抗行动几乎停滞，也客观上导致了东北三省大部分领土快速沦陷。

1932年4月，李顿调查团到达沈阳后，整个局势已经不可逆转，最后的报告书虽然作出了有利于中国方面的结论，但毫无实际影响力。

在寄希望于国联同时，张学良也寄希望于日本国内势力。事实上，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既融合又对立的矛盾进程中。国民政府很多军政要员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东北军的前身奉军在创建初期也有过日式装备，聘请过日式教官，双方高层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东北军方面，也对日本部分政党和政治家有过资助。

但是九一八事变本身，就是中下层军官为了军功的「下克上」事件，且不说以币原喜重郎外相为代表的日本内阁官员是否愿意约束暴走的军部，日本国内汹汹的民意也绝不会允许大正时代的重臣和政客们为了东北军的「政治献金」冒险。

九一八事变最为悲哀的，不在于没有守住沈阳，没有守住长春，没有守住哈尔滨， 而在于正规军不抵抗，高层不作为，白白浪费了底层官兵和民众的热血，并最终使得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战争的规模不断升级 。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拥有40余万军队，即使是精锐尽入关内，重兵布防黑龙江防备苏联，但在沈阳等核心区仍然比日军有兵力优势，再加上广泛动员，仍有一战之力。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迫使一战之后的构建国际关系受到巨大冲击，也使得日本这种贫弱的后发国家，必须通过对外掠夺来转移危机和国内不满情绪，在这种零和博弈下的生死困局，不是靠着「政治献金」和国际同情能够改变的。

国联不可信、列强不可靠，九一八以血的教训铭记于史 ，但国民政府却始终未能吸取教训，以至于在随后的华北事变、七七事变中频频受辱于人，始终保存着幻想，就绝不会有决死求生的勇气，也绝不会有触底反弹的希望。

九一八事变十九年之后的的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丢掉了幻想的中国人用铁与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和平环境，百年衰败的国运自此逆转。

九一八事变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为什么不抵抗

东北军不战而退是张学良的意思，根据他的解释，他认为当时自己不太能打赢日本人，既然不能打赢，那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比较好。

1931年9月6日，事变爆发前几天还致电其心腹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同时致电臧式毅、荣臻等：“对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8号，东北边防军将日军架桥演习一事电汇张学良，得到的回复仍是静观时变。

所以在九一八发生当晚，荣臻传达张学良命令，表示对待日军不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