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里，精英主义已成贬义词。

精英主义（elitism）在今日的社会愈来愈无立足之地，从最近两宗新闻可见。

堪称美国文坛祭酒的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离世，《纽约时报》这份本应是知识分子读物的报章，竟在讣闻中盖棺论定，说他是“美国最声名狼藉的文评家”（the most notorious literary critic in America）。

布鲁姆死后负上“声名狼藉”的恶名，全因他毕生推崇的是所谓“西方正典”。 （资料图/图）

这是包装成“反精英主义”的“庸俗主义”。无数人读过莎士比亚，但只有布鲁姆读出莎翁怎样“发明人性”（《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是他论述莎士比亚文学成就的专书）。他的巨著《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写大作家试图以“误读”（misread）经典的方式抚平前人对他们影响的焦虑，于是“误读”变成“新解”，“盲点”变成”创见”，这是一家之言，至今已被翻译成45国文字，乃大学文学系课程的指定读物。

这样一盏文学世界的指路明灯，死后却要负上“声名狼藉”的恶名，全因他毕生推崇的是所谓“西方正典”。他教导学生、忠告读者和奉劝世人不要浪费时间。要读书，就要读他心目中的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他那本《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出版不久即成全国畅销书，但由于他歌颂的作家以白种男人占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等对他的攻击也从未间断。

这很荒谬。时间是最严苛的评审员，而它是色盲和性别盲的。我们到今日还在读莎士比亚和珍·奥斯汀（Jane Austen），还被他们所折服和感动，与他们是男是女，来自地球哪个角落无关。

社会日趋平庸、民粹和反智，谈论政治（politics）的人愈来愈多，懂得美学和诗学（poetics）的人愈来愈少。奥地利作家汉德克（Peter Handke）获颁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媒体关心的只是他的政见。他们无法原谅他在1999年的巴尔干战争中所持的立场。当时，汉德克站在塞尔维亚一边，谴责北约空袭。至于他的作品像《柏林苍穹下》和《守门员的焦虑》有什么文学价值，在争议中鲜有提及。新闻媒体眼中只有“politics” 没有“poetics”，原因很简单：“politics”是众人之事，“poetics”却是精英的玩意儿。

精英主义被打压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文化后果。如果传媒、教育工作者和意见领袖根本不懂分优辨劣，又怎能期望他们可以发掘、培养和重用人才﹖倘若我们一开始就将平庸和优秀等同，我们追求卓越的过程将注定以失败告终。

这种鱼目混珠、混淆优劣的“拉下去”现象（define excellence down）广泛地出现在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这个自诩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城市大行其道，跟当地传媒的推波助澜，不断为这股潮流提供思想上的“合法性”大有关系。

香港的一些报章杂志和电视，以及网媒和社交媒体，多年来大力鼓吹一种“文化民粹主义”(cultural populism)。它们将文化商品化，有关文化的报道与写作皆突显文化活动的商品本质和消费性特征，却磨平了它的尖锐性和批判性。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媒体与受众将信息的传播与接收变成了一个“垃圾入、垃圾出”(garbage in，garbage out)的废物处理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学者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的话说，这样的媒体是把“启蒙的可能”变成了“野蛮化的可能”，使大众成为一群愚民。

由于个人自主和独立判断能力是民主参与的先决条件，传媒的愚民政策愈成功，便愈有可能将民主变成“笨主”(Dumbocracy)，无孔不入的洗脑式广告和市场推广活动已把群众变成“广众”(admass，即被广告牵着鼻子走的大众)。

这个情况在可见的未来尚难改善。作为资本主义的体制化机构和一盘赚大钱的生意，传媒必须摆出讨好、奉承大众的姿态。因此在商业上愈成功、愈大众化的传媒，反精英主义的倾向愈明显。

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里，精英主义已成贬义词。难怪十年前《时代周刊》的文化评论员威廉•亨利(William A. Henry III)撰文鼓吹精英主义，也要将书名改为《为精英主义辩护》(In Defense of Elitism)。其实精英主义何须辩护，它又不是庸俗主义、失败主义或者裙带主义。那些主义即使请来最好的辩护律师，也只会罪有应得。的确，只要是置身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之内，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城市负担得起反精英主义的奢侈，因为精英主义就是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及各行各业里向最出色、最卓越、最优秀的标准看齐。

精英主义的基本认知是人才有优劣之分，思想有深浅之别，贡献有大小之分，成就也有大小之别。只有当人们懂得明辨是非和分优定劣，精英主义才有望落地生根，逐渐成为社会中一股更新、进步和向上的力量。

林沛理

谢瑞的评价

《荒年里的收割者或后神华时代的歌手》/赵文
面对诗歌，谢瑞葆有着一贯的朴素和真诚。他强调普遍的生活也强调个性和自我，为表达的欲望而忍受着焦虑与惶惑，却又在表达中享受着快意和颤栗。他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也许正是因为海子的这样一句诗，我们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写作。”这可以被视作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省察，尽管方式上限于直觉稍显随意，却并不影响他对真相的揭示。尽管这种认识只是针对某个与偶然性密切相关的开始，既无力对当下做出有效界定也无意对他者提供价值标识，却也不乏深刻、普遍的现实寓意。
1999年，海子十周年祭，张闳撰文《抒情的荒年》，认为海子之死是当代中国诗歌的一个象征性事件。“这个抒情王子以其青春的肉身与冰冷坚硬的现代物质机器（现代化的象征？）接触，迸发出最后的光芒，照亮了晦暗窒闷的诗歌与时代，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时代——一个浪漫抒情的时代——的终结。”以急迫暴烈的燃烧和明亮刺目的火焰，来表达和验证肉体的自我对神性艺术的忠诚，灿烂与晕眩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持久和浓重的阴霾与压抑。
海子之死似乎和抒情的终结成为了同一事件。浪漫主义由此走向顶点，表现主义由此达到极致，而现代主义则因此而确立。几乎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11月，《饿死诗人》问世，以此为代表的对精英主义的清算也随即展开。海子诗歌的经典意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其追随者的备用语词也被挥霍一空，同时被瓦解了的还有表达的信心和崇高感。于是，“麦地”被“广场”取代，“酒馆”被“咖啡厅”替换，“少女”出入于歌舞厅，星光掩不住灯红酒绿，爱情让位于夜生活，口水诗和“肉体主义”借用了媒介的优势并因此被无限夸大……诗歌在一个黯淡无光的日子里，变得谨慎而自律。诗写者将视线从高处和远处移向身边和近处，在现代－世俗的语境里，收割着有限的“表象”和“事件”，并努力从中榨取汉语美学的诗性意味。
也许，当我们尝试着将视角向历史的深处延伸，海子之死和海子的诗歌还具有更为深刻的意味。1989年，骆一禾在病中写下了号称“短论”的《海子生涯》。“他（海子）是第一个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生活。”这是密茨凯维支谈到拜伦对东欧诗人的影响时的一段话，骆一禾之所以引用这段文字，其用意在于一方面强调海子诗歌的重要性，一方面基于对海子长诗的文化考察而做出的悲剧性判定。海子的诗歌无意成为一种高度，却又无疑成为了一种高度。它提供了一种绝对的尺度，本能，纯粹，原始，占据了抒情与诗歌的核心。西川同样对海子的诗歌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的《怀念》（《海子诗全编》代序二）用间隔反复的修辞格和圣经体的表达方式，从诗歌的背面最大可能地呈现了作为诗人的海子的形象，其中关于“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的论断，似乎又暗示着一个神话时代的终结。反观西川90年代之后的创作，在艺术上，“从具有唯美气质的高蹈抒情，转向一种包容复杂异质性成分的综合技艺，从结构的整饬转向结构的瓦解”（姜涛《被句群囚禁的巨兽之舞》），表明文本的异化已然成为当代诗歌的不争的事实。
与海子之死在时间上较为切近的几件事情，似乎都在暗示着90年代诗歌的重要转型。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写到：“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诗歌通过揭示内在体验追悼命运多舛的异域诗人，对亲历时代的谨慎地反思与歌咏与倾诉形式的有效契合，暗示着“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隔着遥远的时空在语词空间中期待着响应。朱朱以《在楼上》向历史－人生－诗歌写作的青春期告别，欧阳江河以《傍晚穿过广场》宣告了诗歌对抗现实的历史性终止。几乎与此同时，被称为90年代首次重要聚会的“中国现代诗的命运与前途”的讨论在北京大学举行，谢冕做了题为《苍茫时刻》的发言，指出现代诗的自我调整的基本纬度在于“由热情向着冷静，由纷乱向着理性”。“诗人们充满忧思而不无绝望地向历史告别的心境”（张桃洲《黑暗中的肖邦》），既是社会转型的忠实写照，也是文本转型的重要内因。后神话时代的诗歌抒写由此展开，一个语词与现实合而为一的时代随之到来，语言的现实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诗歌……
之所以过多地谈论海子之死以及9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的诸多变化，是因为相信谢瑞的诗歌创作与这样一个巨大的甚至有些纷乱的背景不无关联，更相信谢瑞的诗歌创作对当代汉语诗坛葆有着极其强烈的参与意识。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谢瑞的诗歌创作一方面坚持着对现实的对抗，并以独具个人色彩的方式在一个抒情的荒年里收割着坚硬的果实，一方面却又并不拒斥纷乱现实对词语构成的大规模的深刻的冲击，从而最大可能地给予了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变革因素以热切的关注，为后神话时代的诗歌抒写拓展着音域。
“诗歌作为一种语言实践，它的文化依据存在于想象力的自主性。”（臧棣）诗歌的抒情正在于主体借助想象力，通过对文化、文体、语言秩序的拆解，努力推动 “虚构”向着“现实”最终实现升华的过程。“用厚重的低音将情绪铺开\用高音守望”（《给一个地名》），谢瑞近乎任性、忘我地正视并体味着孤独、无望、死寂与黑暗的袭扰，以及对抗的短期失效、他人的无端苛责与梦境般地乡土回归所形成的张力。“我们在渐次剥离的年轮里\相互成为对方的另一个远方”（《远去的村庄》），意味着当某种相对绝对的尺度在抒情的语境中展开，现代性概念所包含的二元对立和现代生活中个体关系的疏离只能由自觉的主体从词语的倒影中窥见。对于诗歌的抒情，隐秘的内心已毫无意义，而如何将内心中的隐秘借助情感的形式呈现出来，则成为决定抒情品质优劣的关键因素。“你看见了我手里的刀\但你没看出来\仇恨让我无法再把它举起来”（《给仇人》），表明固执并非使情感走向粗陋的根本原因，隐秘的情感获得美学效应的重要方式在于呈现的完整和细腻。
最大可能地逃避和借用话语权力的历史性操控，从现代生活的变乱与繁复中摘取“意象”之花，以期实现诗歌对现实的回应和欲望性改造，是先锋艺术的本源动机。然而，这又是一个及其危险和充满刺激的话题。“当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和经济活动的优先权巧妙地结合合纵连横，从而使金钱合权力的联手与大众媒介的商业化操作所诱导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潮流彼此呼应，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性支配力量，而这一切又和人们对现代生活的迫切向往纠缠在一起时，我们甚至难以确切地勾勒出所谓‘灾难性’的边界。”（唐晓渡）谢瑞的诗歌创作对此做出的反映是以饱含乡土意识的人文情结解构城市主题。一方面，技术和机器的冷酷猥亵着生命与灵魂的体面，“青霉素”和“正在打造的棺木”（《落草》）通过潜在地缔结盟约获得了各自的合法性，却将市民阶级的希望和信任推向明亮的幽暗之境。另一方面，失控和事故与规划和建设之间的目的性悖反，使肉体的疾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夸大的同时，也将“肮脏”、“羞耻”、“荒凉”、“躁动”（《我患上了内分泌失调症》、《北京路纪事》）等精神痛楚推向了无法不去正视的境地。
T·S·艾略特说：“文学批评应该用明确的伦理和神学观点的批评来加以补充。”价值观念的混乱也许会对我们解读诗歌作品带来多层次的不利影响，以至于我们最终在判定文本的优劣时不能达成意见的一致。然而，这似乎又并非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别的，而是解读。文学作品的实现自身的角度是多纬度的，或深入，或浅出，总是能够为阅读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受益。谢瑞的诗歌创作正是这样的，无论是抒情的个性化后神话时代的现实抒写，都为读者通过阅读产生共鸣预留了极大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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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义
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看似相反而实相生，因此顺利的转型就当是：不要民粹主义，但不能不顾人民；不要寡头主义，但不能扼杀精英。“大众”与“精英”在个人尊严与公民基本权利上应当平等。 近年来国内一些论著开始重视反对民粹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民粹主义也成了“全球”性的话题，“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主张“革命”的激进思潮实为害群之马，应当大力清除之，而代之以权威主义；民粹主义会带来灾难性的“大民主”，远不如明君加顺民的“传统”制度好。另一种较缓和的意见则认为：民粹主义重视“人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流为“拜民主义”的极端，应当以精英主义来纠正它或至少是调和它，实现大众与精英兼顾、下层与上层妥协的主张。 这些看法的共同点在于：都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对“人民利益”、“人民立场”的强调，因而主张精英至上、权贵本位的人倾向于全盘否定它，而主张上下兼顾的人则倾向于否定其极端并调和之。这一共同点恐怕是从“民粹主义”这一名词给人的印象而来。民粹主 义这一译名其实有欠准确，它的英、俄原词都以“人民”为词根，应译为“人民主义”或 “平民主义”，从这一字面上看它似乎是很排斥精英倾向与权威倾向的。但考诸史实则大不然。历史上的民粹派其实不但不反对权威，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权威崇拜者。他们不仅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 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民粹派最著名的领袖特卡乔夫曾说过大意如此的一段话：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少数人强迫大多数人接受前者所赐予的幸福。当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第一场论战就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的。民粹派反对西方式的民主，认为 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 。因此“对人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专制的沙皇还比立宪的沙皇好些。”而马克 思主义者则严厉抨击这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 彻尾的民粹派份子的观点”，并坚持认为议会民主决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它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工具。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者也决不反对精英主义，而且甚至还是极端的精英主义者。俄国民粹派当年的“英雄驾驭群氓”的著名理论就是典型，这种理论主张英雄创造历史、英雄主持正义，而人民则是无关紧要的“背景”和无知或只知“模仿”的群氓。 当然，从民粹派主张中更能找到无数尊崇“人民”、强调“民主”的词句。那么这些 话与上面所引的那些精英主义、权威主义言论如何统一呢？是否其中有一方为主而另一方为次、一方为真话而另一方只是说说而已？显然不是，实际上与其说民粹派是平民主义者或精英主义者，不如说他们首先是整体主义者，与其说他们和平民主义或精英主义构成对立，不如说他们首先与各种“个体主义 ”构成对立。而他们的平民倾向与精英倾向，“民主”倾向与专制倾向，正是在这一点上得到统一的。
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这不假，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无论这个“人”是劳动 者即所谓“平民”，还是知识分子即所谓“精英”。民粹主义中最缺乏的就是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在民粹派看来，一个个的“人”只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工 具，前者在后者面前微不足道，只要后者的“利益”需要，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拿前者作牺 牲，而不必考虑他的意志。俄国民粹派崇尚农奴制时代的传统农村公社（米尔），主张“ 在米尔的集体中消解自我”，就是基于这种整体主义观念。
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尤其崇拜当时占俄国人口大多数而且生活在米尔公社中的农民。他们因此常被认为具有重农主义倾向、轻视城市工人等等。然而这种“重农”与崇尚自由经济的法国重农学派截然相反，民粹派所崇拜的农民只是农村公社精神的化身，而对于现实中个体农民摆脱米尔束缚的要求十分敌视。在民粹派著作中，这些独立农民被骂为“守财奴”（即кулак，这个词后来被汉译为“富农”，其实它最初只是俄语中一个骂人的词，既无“富”也无“农”的词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俄国民粹派一方面极言知识分子的虚伪、委琐于农民朴实、崇高，甚至提出“知识分子应当拜倒在农民脚下”，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束缚农民，据说农民一旦“脱离土地，忘记‘务农’，那么俄国人民、人民的世界观、人民发出的光和热便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空虚的灵魂、‘完全的自由自在’、可怕的‘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于是，说出知识分子应当“拜倒在农民脚下”的同一个民粹派思想家在另一个场合又严厉地宣称：“公社最凶恶的敌人就是‘当家的’、‘当家作主’和‘有产有业’的农民”。
同样，民粹主义者崇拜“英雄”，但与像卡莱尔、胡克这类西方市民社会的“英雄” 论者截然不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只是共同体的人格化身、整体意志的代言人。民粹 派一方面要求一个个的农民都要听命于代农村公社立言的“英雄”，另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的小知识分子要拜倒在整体“人民”脚下。“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人民 崇拜”与救世主意识、个人对“大众”的负罪感与英雄对“群氓”的优越感在他们那里是完全融合为一体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以“精英主义”或权威主义来反对（或平衡）“平民主义”或民主主义，并不能跳出民粹主义的陷阱。这就正如在民主问题上“多数决定”机制的缺陷不能用“少数决定”或个人独裁来弥补一样。为避免“多数决定”侵犯“少数”或个人的公 民基本权利而形成多数暴政，必须确立每个公民（无论其属于多数还是少数，甚或只是独 立的一个人）都享有基本权利的原则，这些权利既不能被“多数”（甚至是“整体”）剥 夺，当然更不能被少数人剥夺。
通俗地说，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它认为五个人只要一致决定就能剥夺第六个人的财产 。（或生命，或个人意志）。这种想法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了纠正它决不能倒过来，让一个人有权决定剥夺那五个人的财产。实际上，这样的“颠倒”恰恰可以从民粹主义本 身的逻辑中推出来：既然五个人的决定就有权剥夺第六个人，那末作为“五人共同意志” 之化身的这个人便可以剥夺这第六个人，同时也可以以同样理由剥夺那五个人中的任何一 个，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人有权剥夺五个人。显然，要避免这样的危险，既不能强调“多 数特权”也不能强调“少数特权”，而只能强调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际含义是承认每个公民都有在市 场竞争中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尽管竞争结果实际上只能有一部分人作为赢家得到了更多 的利益，但只要他们没有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就不能以“整体”的名义（例如以“共同富裕”的名义）剥夺他们。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只给少数人以追求个人利益的特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 不能理解为只给这部分人（哪怕他们是“精英”）“富起来”的权利或机会。恰恰相反， “富起来”的权利与机会应当是给予每个公民的，至于他们怎样利用这种权利与机会并且 取得了怎样的结果则是另一个问题。农村大包干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实践，但作为 致富机会的土地并不是只给了“一部分人”，而是基本平均地分给了全体社员，就是这个 道理。
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改革的“人民性”，这个“人民性”是决不能以“精英主义” 来取消或调和的。然而现在的确有一种可虑的观点，即以反对民粹主义为由损害改革的人 民性，把允许部分人先富变成了只给部分人以致富的机会与权利。这是必须反对的。 改革的确应当破除民粹主义观念，即破除那种以整体主义侵犯公民个人尊严与基本权 利（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尊严与权利）的想法与行为。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这个任 务与破除“寡头主义”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只有制止那种以“第一级火箭” 、“原始积累”之类理由损害改革公正性的寡头主义倾向，才能有效地排除那种以整体利 益为理由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民粹主义危险。同样，政治观念上的“拜民主义”与“拜官 主义”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正如历史上的民粹派既鼓吹“人民专制”又鼓吹英雄救世 一样。以“拜官主义”反对“拜民主义”，也正如以寡头主义反对民粹主义、以不公正的 “竞争”反对“反竞争的公平”一样，只能造成恶性循环。 如今不少论著强调民粹主义危险主要产生于社会转型期，这大致不错。但人们往往忘记指出：不公正的转型方式是产生这种危险的主要土壤，而寡头主义则是转型期不公正的主要表现。俄国民粹主义在19世纪只是一种知识界思潮，使其“到民间去”的种种努力当时均未奏效，而到世纪末它在知识界也已失去影响。正是以“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这一寡头主义设想为标帜的斯托雷平改革，使民粹主义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很快发展为一股 社会大潮，最终冲垮了斯托雷平体制，并使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成了这一体制的殉葬品。而伊朗巴列维王朝大搞“权贵资本主义”的“白色革命”，也激起了以伊斯兰教为符号的又一次民粹主义狂潮，并使公民权利成了巴列维王朝的陪葬。相反，公正的转型方式是民粹主义的最佳免疫剂。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一直不成气候，这既不是因为美国的“文化”与欧洲有多大不同，也不是因为美国缺少据说是民粹派土 壤的“公社”（美国最早的殖民拓荒者也多经历过公社生活，而且从欧文、卡贝直到今天的摩门教徒，各种“公社”的实验在美国从未停止过），而是因为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封建 等级制遗产，在向工业社会迈进时少有寡头主义的扭曲，因此人们更相信公平竞争而不相信民粹主义的“反竞争的平均”。当代的“捷克模式”也是个例子，在东欧诸国中最富于 左派传统的这个国家对激进转轨的阻力反面最小，转轨过程的公正防止了民粹主义情绪的产生是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