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 避孕套「性疫情和避孕套」

封面图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文|风马牛 (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01

升还是降,这是个问题

先来做一个竞猜题:疫情两年来,避孕套的需求是上升还是下降了?

答案有点复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2020年疫情之初,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马来西亚康乐公司曾发出「避孕套将出现短缺」的预警。康乐公司的依据是,一方面工厂产能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更加强劲——全球大部分人都被迫禁足在家,有大把的时间做「爱做的事」,但任何人都不会想要在这种时候要孩子,避孕套自然成为刚需。

人们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看似毫无漏洞的逻辑。全球避孕套告急,民众加紧囤货,工厂开足马力生产,避孕套概念股利好。国内「避孕套第一股」人福医药——杰士邦的母公司,也应声大涨。

时隔两年,今年年初,康乐公司CEO 再次接受采访,说出一个令人遗憾又震惊的事实:过去两年中,公司的避孕套销售额下降了40%。

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杜蕾斯是最早察觉到「不对劲」的避孕套品牌。杜蕾斯的母公司、英国利洁时集团在2020年4 月就指出,由于人们的「勾搭」次数减少、焦虑程度增加以及「可供亲密的场合」变少,避孕套的购买量正在下降。

到了2020年夏季,因为当时英国放宽了社交限制措施,人们得以「重新点燃他们的性生活」,避孕套销量随之上涨10%。2021年春天,杜蕾斯又发现,疫情卷土重来导致的二次封城,销量重又大幅下滑。

5月,管制再次放松,英国零售商Superdrug 的数据表明:酒吧和餐馆开业的那一周内,避孕套的销量增加了 65%。这家公司指出,数百万人「在封城期间错过了亲密关系」。

这确实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避孕套产业繁荣的希望,并不在封闭的卧室之内,而在于人们走出房间之后——这跟疫情初期的预判刚好相反。

《性学》杂志2021年初发表的一篇关于「COVID-19大流行是否影响人们的性生活?」 的论文也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前相比,新冠期间人们的性活动频率减少了数倍。

但人们确实没法谴责康乐公司当初的预警完全出于营销目的。无论是基于逻辑的推演——没有人想在这时候要孩子,还是历史的经验,这个说法好像都没错。

从历史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几个月,避孕套销量大涨。外媒形象地比喻为,「人们躲进被窝里,以避免听到有关经济的坏消息。」那时候,美国人最爱抢购的物品是卫生纸、枪支和避孕套。心理学家认为,经济萧条给人带来压力和恐惧感,而追求快乐是克服这些情绪的方法。

更早的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情况同样如此。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爵士时代的快乐时光终结,安全套行业却愈加兴旺。这一经济现象被后来者称为「避孕套悖论」,跟「口红效应」类似。

这次情况却不同了。

康乐公司列出了几个原因:疫情之下人们被焦虑的情绪所困扰,无暇他顾;发生亲密关系的场所减少了——尤其是酒店和汽车旅馆;各国政府和NGO组织的采购减少了。

上海的情况可以为第一种解释提供例证。

封控期间,上海居民们以楼为单位,自发开展了互助性质的以物换物行动。有网友总结出一张交换价值表:可乐是硬通货,可以交换万物;烟是绝对的稀缺物资,是男人的最后堡垒;避孕套却处于需求链最底端。那张交换清单上这样为避孕套的价值盖章定论:没有市场,换不了任何东西。

斗室之内,人的欲望和身体似乎一起被封印住了。相比爱人之间的亲密行为,人们也许更容易沉迷于游戏、短视频和刘畊宏的运动操。

此外,正如康乐公司所说,酒店是避孕套消费的重要场所。拿最近两个月的上海和最近一个月的北京来说,避孕套商家显然失去了酒店这个重要消费阵地。

尤其逢年214、520和七夕,旅馆和酒店生意红火,餐饮、鲜花巧克力、避孕套等商家喜笑颜开。尽管人们早已识破这些节日「消费主义陷阱」的本质,依然乐此不疲地买单。

但今年的520,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酒店都停摆,为数众多的情侣们「荒废」了一个情人节。今年的「520」很特别,陷阱没了,消费也没了。

02

东京奥运与低欲望社会

被疫情禁锢的欲望不止在卧室,还有东京奥运会的赛场。

自 1988 年首尔奥运会以来,为运动员发放避孕套已成为惯例。发放的避孕套数量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达到顶峰,高达45万个。

去年东京奥运会之前,日本著名避孕套厂商相模公司原本打算借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旗下0.01 毫米产品全面推向市场。但这一梦想被疫情打碎了。

此次东京奥运会只向运动员发放了16万个避孕套,并附带了一个奇葩要求——带回家去,不得在奥运村内使用。鉴于新冠疫情的流行,东京奥组委希望参赛者避免在运动之外进行其他亲密接触。

可运动员们显然不这么看。「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处于体能巅峰。比赛结束后,他们想要释放自己的能量。」一位运动员说。还有人把主办方提供的只能承受一人重量的纸板床戏称为「anti-sex bed」。

日本避孕套厂商寄希望于奥运会这场全球盛事,也是有苦衷的。

数据显示,上世纪60-80年代,日本人使用安全套的数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是美国的3倍,而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两倍多。那也是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期,人们斗志昂扬,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接下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泡沫破灭,日本逐渐滑入「低欲望社会」,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重,日本年轻人沉迷于网络世界,更少「实战」,被称为「草食系」,这些都导致安全套销量显著下降。日本安全套厂商无力唤回国内年轻人的「欲望」,只能寄希望于海外市场。

2016年,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指出,是中国人拯救了日本安全套大厂。「过去十年,日本全国各地药店的安全套货架空间以每年5%的速度在减少。但是感谢中国人,这一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那段时期,从电饭煲、马桶盖到避孕套等日货抢购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道奇景。随着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激增,日本产的超薄避孕套被抢购一空。相模的股价在2015年前十个月上涨了137%,其竞争对手冈本更是大涨156%。冈本甚至宣布,计划2016年在中国广东开设工厂。

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情侣在所有国家中性欲最低,每年性行为次数为45次,而中国人是96次。

也是2016年,中国宣布放开二胎,这年的出生人口达到1883万人,为近十年来第三高。但紧接着便进入了一个逐年下降的通道。

去年6月,中国又宣布放开三胎。中原地产集团主席施永青建议:生育两个孩子后,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被网友口诛笔伐。

避孕套从来不只是普通的消费品。它是当下人们心理和精神状态的一面镜子,也是切开社会剖面的一把手术刀。避孕套的销量反映了个人多种层面的需求,又关乎国家的人口大计,与一些经济运行指标似乎也存在着隐秘的关联。

日本的情况或许能带来一个启示:比低生育率更可怕的,是生育率和避孕套销量两个指标的双降——后者意味着人们连欲望都失去了,那是生命活力的一种象征。反观历史上数次经济大萧条时期,避孕套市场依旧红火,或许反而说明情况还没坏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03

避孕套败给医用手套

面对前途未卜的避孕套市场前景,康乐公司不打算坐以待毙。这家公司已经宣布投入新的生产线,生产在疫情中需求激增的医用手套——这两种产品的原材料都是橡胶。马来西亚是全球最大的橡胶制品生产国,以及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出口国。

去年马来西亚橡胶手套制造商协会宣布,本国手套出口收入在2020年增长超过一倍。

疫情之下,避孕套败给了医用手套。人们的欲望之火,就这样被一副手套掐灭了。

不只是康乐公司,国内一家避孕套生产商桂林恒保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桂林恒保旗下同时拥有避孕套品牌倍力乐,以及医用手套品牌麦迪斯。

就在疫情之初康乐公司预警避孕套缺口时,桂林恒保CEO胡智强就表示,对于旗下避孕套产品倍力乐而言,这或许是天降大任,公司愿意以一己之力填补上这个空缺。后来,大概是受到疫情期间广西螺蛳粉走红的启发,桂林恒保还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推出过一款酸笋味儿的套套,掌握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营销玩法。

这家公司去年宣布,因手套产品供不应求,公司将加码医用手套生产线,也是审时度势之举。

而前述「避孕套第一股」人福医药比桂林恒保更激进,索性卖出了旗下的避孕套品牌杰士邦。这已经是人福医药第三次出售杰士邦了。2020年,杰士邦给人福医药带来营收17.58亿,较之疫情前的19.28亿不增反降。这大概是董事长王学海再次「割爱」的原因。

早在2006年和2009年,王学海就先后两次将杰士邦的股权转让给Ansell集团,不再控股。王学海后来说,卖掉杰士邦股权是自己心中永远的痛。2017年,借着国内避孕套的火热行情,王学海又将「亲儿子」杰士邦买了回来,以疗愈曾经的心痛。

如今业绩不佳,王学海主动揭开伤疤,再卖一次。可见心痛是假的,没赚到钱,肉痛才是真的。

除了桂林恒保,国内两家以医用手套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都赶上了这轮行业红利。

一家是有「手套茅」之称的英科医疗。2019年,这家公司营收20.83亿,利润1.78亿;到了2020年,营收138.37亿,利润70.07亿。利润涨了近40倍,市值最高时突破千亿。

但因为大幅扩张,该公司今年一季度净利润骤降,不足1亿,但公司表示,对未来内销市场依旧保持乐观。基于近几个月全国大范围的核酸检测和各种医护政策的出台,医用手套的市场前景必然不会差。

另一家是蓝帆医疗。这家公司2019年营收,34.76亿,利润4.9亿——起点比英科医疗高;2020年营收,78.69亿,利润17.58亿。

蓝帆医疗输在了运气上——就在疫情前夕,这家公司将业务重心转向心脏支架业务,英科医疗则在此之前连续两年加仓了医用手套。没有人能预测疫情,都是命。

因为一双利润微薄的手套,蓝帆医疗实控人李振平、英科医疗实控人刘方毅双双登上了2020年的胡润富豪榜。巧合的是,这两家公司都来自山东淄博,距离也很近。

同为橡胶制品,避孕套和医用手套,为什么命运就如此不同呢?

但康乐公司还是表达了乐观的预期:随着全球逐渐解封,人们的欲望会回来。

参考资料:

[1]Malaysia's Karex: COVID lockdowns dented condom demand,Nikkei Asia

[2]Effects of COVID-19 on sexual life – a meta-analysis,Sexologies

[3]Secrets of crazed Olympic village sex,Fox sports

[4]《日本避孕套制造商寄希望于 2020 年奥运会》法新社

[5]《彭博社:中国人「拯救」了日本安全套大厂》 来源:财新

[6]《「1分钱生意」成就两位十亿富豪 一次性手套行业格局正在重塑》 来源:投资者网

[7]《卑微的套套:安全套的进化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片来自网络

本篇作者 | 彭彭 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

疫情期间 避孕套「性疫情和避孕套」

避孕套销量下降,为何疫情还会影响到避孕套的销量?

众所周知,避孕套是用于避孕的一种常见措施,但是从目前避孕套的销量情况来看,避孕套的销量这几年并不是很理想,甚至有销量下降的情况,那么,为何疫情还会影响到避孕套的销量呢?

避孕套销量下降,为何疫情还会影响到避孕套的销量?

一、避孕套的销量下降与疫情有一定的影响,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疫情的影响,很多人待在家的时间会比较长,安全套的需求会增加。其实恰好相反,由于疫情的影响,也会导致很多工厂因此而关闭,安全套自然也会出现短缺。加上疫情的封锁,人们社交生活骤减,安全套的需求量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二、此外,受疫情影响不仅仅只是全球最大的避孕套厂家受到影响,就连全世界的旅游、酒店行业也遭受到了严重的重创,很多酒店,三天两头的停业,无法正常的营业,避孕套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场景,销量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三、以前国家没有放开三胎和二胎政策,很多的健康诊所都会免费提供安全套,国家计划生育开放了二胎、三胎政策,政府免费提供的安全套已经出现暂停营业以及取消避孕套的订单,政府不再免费提供避孕套,也就意味着采购量减少,采购量减少,自然会导致避孕套的销量下降。
四、避孕套除了作为避孕以外,也是用于预防艾滋病和性传播的一种方法,现在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感减少了,性行为减少了,避孕套的使用量就有所减少,因此,避孕套的销量下降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


避孕套的销量下降是受很多因素影响,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疫情影响,无论避孕套销量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但避孕套仍然是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避孕措施,也是一种用于预防性传播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希望大家最好是需要做好安全措施。

疫情期间 避孕套「性疫情和避孕套」

避孕套近两年销量大跌,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哪些?

避孕套近两年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下跌,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网上经常流传着避孕套被抢购的段子,但避孕套的销量实际上并没有迎来大长,反而出现了下降。根据数据的统计,国内使用避孕套的场合大多发生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在疫情的冲击下,酒店并不能够正常营业,这也让很多人减少了休闲娱乐的频率。

避孕套还会受到全球性健康诊所暂停营业的影响,当政府采购量减少的时候,避孕套的销量自然而然的会下降。英国的不少诊所会免费提供避孕套,但在疫情扩散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继续提供。当这些诊所停止采购的时候,就会让相关公司受到严重的损失。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内鼓励人们生三胎,于是就会减少对避孕套的采购,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疫情对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明显的下降,而且经济也出现了下滑,不少人就会产生比较多的生活焦虑,一些育龄人群就会降低生育意愿。当人们生活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心情去进行性生活,避孕套的销量也会出现低迷的情况。随着年轻人对避孕观念的改变,人们在选择的时候,有时候会通过其他的避孕方式代替,比如避孕药。

避孕套销量减少,这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一些品牌不能够应对这种现象,就可能会被社会所淘汰。有些避孕套企业已经开始转型,转而生产橡胶手套,虽然企业的做法看起来很心酸,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疫情让很多行业都受到了重大打击,比如个体户,汽车行业等,小编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也希望疫情能够尽快过去,希望人们的生活能够恢复正轨。

上一篇: 女销售原来靠这样卖房(楼盘置业顾问提成大概多少)
下一篇: 我的世界马如何繁殖后代「我的世界侏罗纪dna怎么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