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滩涨潮时，父亲在船头上起锚，接着人随篙斜，使劲连撑几把，大船调了头，而后拉起双桅帆，让风鼓劲，让后舵把控。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产队的一艘运输船上，父亲在船头的麻利与风威，让我年少时就印象深刻。那时听大人们讲，船后头掌舵的责任大，前头领航的危险大。后来听父亲说，他们只看天测气象，在海上多次遇险，特别是大风突起，难以靠岸、救生圈也不具备的时候。

七十年代，运输船卖了，父亲当了生产队长。生产队十几户人家都是族亲，农忙时，不用敲锣吹哨，父亲每天早上都到祖厅里召集大家，分工安排，一天的活，各自分明。

耕播前，要挑大粪，给贫瘠的山坡地健身，不论是挑牛栏里挖出的泥粪，还是茅坑中掏上的水粪，父亲总是先行第一，牵引着喘气的队列，爬坡踏丘。

收成时，要争分夺秒，早出，破衣一身，晚归，湿汗一身。父亲的形象仿佛比做船员矮了一截。特别是因为大旱的歉收，无论地瓜片、麦子还是花生，在生产队的土场上总是堆不起个头的时候，他大多低着头又寡言少语，与社员们的灰心丧气构成了链接。然而，父亲又是高大的，无论庄稼再怎么歉收，他都要首先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在大队部的统购进度表中插上拇指大的小红旗。而后才是顾小家，按人口平分，不论平分什么，父亲都要在土埕上一边把着大秤，一边大声喊着：某人家、某家人都来了吗？父亲说的，是家缺劳力、长年向生产队赊账欠债的特困人家，他们在生产队分粮分物时，通常不敢露脸。我多次看见，父亲的菩萨心肠，让姗姗来迟的特困老人热泪盈眶。

文革期间，我辍学回乡劳动的八年里，亲眼所见父亲以身作则、任劳任怨的点点滴滴，无不刻进心扉，即便有些未能目睹，但凭推导想象，也能感叹不已。有一天，听母亲说，父亲曾两次为生产队犁地日落未归，饿晕了，全身冒汗，昏倒地里，醒来后，扛不起木犁，只牵着牛，回家悄悄告诉了母亲。这是长期吃不饱，缺营养造成的低血糖，低血糖的人太饥饿，必大汗晕倒无疑，如果自己不能醒来，就是一命呜呼！幸是老天有眼。

1972年的一个夜晚，生产队年终结账分红，祠堂里人头攒动，当会计大声宣布一个工分值是三角六分钱时，掌声擂动，坐在会计身旁的父亲嗖地起身，一边鼓掌一边说，这是天年好，也是大家一起劳累的好结果，都过个好年吧。能不过个好年吗，通常，成年的男劳力出工一天是十个工分，就是挣了三元六角钱，一年累积下来，扣除平时分粮分物的计价，所剩九百、六百、三百……当晚揣进了各家各户的心怀。父亲也揣回了的五百多元，为老屋铺了一层楼板。后来得悉，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在全大队20个生产队中排名第二。

我们的大队是福清县高山公社赤礁大队，靠海，是公社养殖海蛎的唯一试点。几千亩的海滩上，分行排列，竖立着千万长一米多，宽二十公分左右的石条，随着潮涨潮落，海蛎苗的自然吸附与人工管控的精当组合，使养殖年年丰收。

然而，其中人工的付出，十分艰难。在不同的节气里，石条要拔起、放倒、压泥，再翻起、清洗、组锥、分立，直到收获时对海蛎骨朵的铲击、剥离、打捞、清洗、挑回、挖肉，特别是在冬季繁杂的工序中，由于没有雨鞋、手套，海蛎壳的锋利总是让人的手脚出现一处又一处的疼痛。父亲是养殖能手，他做的每道工序都会被社员仿效，只有手脚上的血丝与社员们一样，无声地诉说着：那十个工分三元六角钱来之不易！

其实，有很多年，我们整个大队的工分值都在这样的水平线上起起伏伏。这在全国应是典型，可惜，那是文革年代，没人总结推广。改革开放后的家乡建设发展迅速，十分兴旺发达，这与当年包括父亲在内的生产队领头羊们打下的基础不无关联，其中，父亲等人连续多年评为先进生产队长绝非浪得虚名。

父亲还是个多面手。他能主厨，生产队里哪家要办红白宴席，都要叫父亲办理，他从不推辞，从开列菜谱、购物清单，到烹饪上桌、宴终曲散，父亲至少都要义务劳累两天，情怀可见一斑。他又是村上出名的讨小海的行家，农闲时，扛着铁锄去滩涂上挖章鱼，或者带着小网具往浅潮中捕鱼，无不如意而归，尽管他全身湿漉漉的溅着烂泥，可脸上的神情总是引爆家人的欢声笑语，这时，母亲总会一边催着父亲赶紧换穿衣服，一边估摸着说又可以卖得多少钱了。父亲的能干与汗水的付出，留给我在后来的岁月里咀嚼出一个顶梁柱的意味。而持家俭朴的母亲和奶奶一样，平日的饭碗里，最多只有三片或者四片的地瓜干，满满的全是汤，偶尔，我会从自己的碗里夹一两片给她俩，都被翻脸拒绝，这种情形长年持续。

八十年代末，生产队因分田分地已经散了十年，父亲老了，也似乎有闲回忆了，一次，他来融城，在饭桌上对我说，村里好几个人评为“五老人员”，自己当年与他们一起参加过地下党的有关活动，也想申请。我不知为何当场劝阻了，也许因为有几个“五老”在文革期间没带给我好印象，或许，名头的无所谓，太早在我心里的作怪。

然而，我却记起了老邻居们常常说起黄国璋等地下党人曾多次来到村里活动，父亲参与过开会、掩护、“交通”之类的往事。也记起了父亲参加支前船队，解放厦门荣立三等功的奖状，奖状的落款处，署着红色行书体的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的名字，张贴在祖屋客厅后堂的木质大屏风上，后来慢慢发黄剥蚀，老屋拆了，没了。父亲终究没有申请，谈不上“五老”，但与“老区”有关受到的磨难，我记忆犹新。文革期间，福清的“好字派”与“糟字派”的争斗起起伏伏，斗入高峰时，不仅抓人吊打批斗，而且刀枪相见，“好字派”的老区阵营一度严重失势，人员四处逃难，父亲带着我随着本地的“五老”逃向东瀚、龙田、福州……等到局势好转回到家里时，已是瘦骨嶙峋。

九十年代初，父亲重病走了，全家嚎啕大哭。我突然悔恨不已，回报过什么？！只记得，他两次来我工作单位的家里，分别吃上几天米饭，就高兴地回老家了。数十年以地瓜干为粮，偶然换成大米，对于他成为莫大的享受，仅此而已！那时，工资依然很低，我在城里买了集资房，负债不少。他也太早离去，如果能像母亲一样再活二十年，安享姐姐和我兄弟三家的小康，该是怎样的天伦之乐。

他以血汗的付出，一直坚持着供我兄弟三人读书，两个弟弟当年虽然没有考进大学，可是高中学历也很好地支撑着他们成为乡间养殖花蛤的技术能手。但就是没有如果！孝道的一切，对于长期离开家乡的我，几近成零，再大的痛悔与愧疚都不如一堆狗屎！

如今，只能不时翻出父亲的照片看上几眼，偶尔还会觉得他没有离去，他虽然不是“五老”，却依然是生产队长，依然是顶梁柱，依然会看懂我的这篇记述，就像过往，他没上过学，却能认字识文一样。

商家云 202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