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随着农村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村民与村民之间也多了一些相互攀比的心理，而攀比的背后也引发了许多不良风气，如；攀比随礼、攀比档次、攀比建房、攀比彩礼等等……。
攀比是一种相互比较的心理，如果是正性攀比并不会造成不良后果，也不会给村民带来心理负担，反而会增加一个人的积极性、上进心。但如果是负性攀比的话，情况则不同了，不仅会扭曲心理，带着有色的眼睛看待人和事，还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另外，除了攀比所引发的风气之外，其实这些年，农村还兴起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风气。虽然说这是一种个人行为，但这种做法国家也不提倡，因为浪费是可耻的事情，也不应该将一些事情搞得那么隆重，带坏风气。不过，就在农村不良之风盛行之后，农民也直接说出了2个难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咱们国家，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彼此送礼送情也是维系关系和亲情的重要枢纽，这是农村人喜欢维护的事情，因为在农村生活需要周边的关系网和人情圈。一旦失去了就成为孤家寡人了。
虽然说有些传统可以继承传播，也可以弘扬传统美德的，但绝对不能助长“无事酒”的风气，因为有些人知道大家喜欢维护好周边的关系，会借机摆酒敛财，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关系和亲情，目的完全变味，有的三五年摆几次酒，也有的一年摆三五次，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让村民最为难的是，红白喜事就算了，最让人不理解的是还是一些无事酒，自己也没啥事要办，可每年总感觉有送不完的情和随不完的礼，人情负担一年比一年重，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如果人家宴请你，你不去就是不给面子，往往都会给人说闲话，但如果去了，自己也没啥事要操办，别人两年要操办好几次酒席，没有借口就找借口摆酒，而随礼的金额也是按照最后一个的数额进行回礼，根本不会将全部的礼金还回来。因此，也让村民非常为难，有时候心里也在考虑要不要去参加。
仔细想想的话，农民说出农村“无事酒”和“人情债”现象的难处也是可以理解的，的确有些地方盛行乱摆酒席和攀比随礼的现象，有些人摆酒也不是为了图热闹，而是家里需要资金周转，就莫名其妙找一个理由摆酒敛财。
殊不知这种做法已经让自己陷入“人情债”的死循环，一辈子负了这么多人情债，何时才能还完，如果随得少还可以接受，多的话，家里没有经济收入，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不还礼就会失礼，最终为了解决问题，还要借债去随礼，因此也陷入了人情债务的死循环。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攀比随礼这种行为只会增加个人的生活负担，现在的钱不是那么好赚，面子重要还是吃饱饭重要，大家也有数，所以，在随礼这方面，不要觉得钱少了，拿不出手，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切勿为了面子和攀比去随礼，不然就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
而笔者深入了解之后，也发现很多农民现在对于农村乱摆酒席和攀比随礼的现象非常痛恨，不少人也在呼吁并期待国家能够早点采取措施治理这些不良风气，减轻农民的负担。
不过，就在农民反映这些问题之后，今年，咱们国家终于出台了一份新的治理方案，今明两年也会集中力量在农村开展新一轮的移风易俗专项治理行动，这次的行动也提出要治理农村的高价彩礼、攀比随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问题，而村民反映的乱摆酒席和攀比随礼也在这次行动的治理范围内。
根据工作的安排，现在各地区，各村庄也在加快制定新的治理方案，下个月开始就要在各村庄实施了，并且也会纳入“村规民约”进行约束，2023年开始，会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治理行动，这对于村民而言是一件好事情。
而这次的治理方案是以农民反映的问题和需要治理的问题为主，村民说要治理什么，那么村里就制定什么样的村规，一起遏制风气蔓延。
好了，以上就是农民朋友和笔者说的一些不良风气，对于农村乱摆酒席和攀比随礼的现象，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你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难处呢？可以在评论区说说。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第一，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封闭保守的社会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思想价值观念逐步转变，民主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出现。特别是随着征地拆迁、项目建设中的新型社会矛盾的逐步凸显，群众对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参与和监督村级事务管理的愿望日趋强烈。
因此，新时代如何找到各阶层利益的最佳契合点，帮助、引导农民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保障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难点。
第二，农村各类矛盾纠纷日趋复杂突出，化解难度较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由以家庭和邻里矛盾为主，逐渐转变为涉及宅基地、土地承包、项目征地、林地收益等经济纠纷为主。另外，还出现了由于干群关系紧张、政策宣传执行不到位等导致的群众与政府相关部门、单位间的矛盾纠纷，村民选举纠纷、医疗纠纷、环境保护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等新型矛盾纠纷不断，甚至存在大量的群体性矛盾冲突。
总之，农村社会矛盾呈现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轻微刑事纠纷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面对这些矛盾纠纷，政府虽已采取多种措施加以解决，但与群众的迫切需求还存在距离。
第三，农村社会治理能力亟待提高。
目前农村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而市场经济使农村社会人员流动相对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基层干部与群众交流沟通的机会。当
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职责认识比较模糊，服务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不足，习惯于通过会议、行政命令、下发文件等方式推动工作，工作职能的转变跟不上形势要求。
对待群众，有些基层干部延续单向的管理模式，把农民当作管控的对象，而非服务的对象；有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不实、感情用事、处事不公，破坏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第四，精英人口的流失使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弱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村人口净流出加剧，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农村精英。大量农村人口“离土又离乡”，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导致农村社会治理人才短缺、社会治理主体弱化。农民群众在农村事务中“失语”，是现阶段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扩展资料:
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
1.首先，要积极构建社会矛盾舆情汇集预防和警示平台。
当前，农村社会阶层、社会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和复杂。因此，要实现农村平安和谐的社会氛围，需要多部门的协调作战、提早介入，密切关注收集社会矛盾舆情，及时对收集到的社会舆情进行分析和归纳，坚持从抓早、抓小、抓苗头入手，切实做好预防工作，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在问题及矛盾激化之前，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利用综合信息平台等现代化技术手段，高效精准地掌握舆情信息，及时抓住矛盾的根源和症结，高效率解决农村社会矛盾以及问题。
2.其次，要积极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
当前，农民利益多元化日益凸显，因此，要坚持协同和参与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有组织的农民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不断构建多层面的政民沟通渠道，搭建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对话平台，促进农民利益诉求理性化、法治化、组织化，使群众诉求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
3.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问题，需要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
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首先要推行电子村务。要积极推进农村链接政府专网，公开惠农政策、惠农资金、惠民项目、基层组织、三资管理、平安建设等内容，并涵盖农村人口基础信息、矛盾纠纷化解、辖区综合管理三大子系统，将地理信息、人口基础信息、农户基础信息（房、地、林权及生产生活资料）全部纳入信息管理范畴，实现全方位、动态式社会服务进村入户。
4.其次要集成电子学务。
开设农事农情、农技信息、专家咨询、致富典型等频道，引导农民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民对接多元信息，跨越农技推广的“最后一道坎”，使农民可以及时捕捉种养信息、致富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
5.最后要拓展电子商务。
开设农资直购、网上商城、农产品销售、一站式缴费、物流配送等基础频道，以精品果园“QQ农场”、生态食品“网络促销”为样本，建立农产品互联网销售等电子商务体系。
如何理解“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身份的提高，租佃制普及到全国”？
一、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强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南一带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有权对工商业攫取过多的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运动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儒家文明》)“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
有人说明代没有类似西欧的实现资本主义条件，那么我们要问了，各国都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确没有英国等最先实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难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条现代化道路吗？比如农奴制的俄罗斯，比如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日本。再比如现代中国是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同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华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
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 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
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涌现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这必将影响到最高统治集团。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但是满清入关使得思想界断送了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产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机会。
有人说明朝已经腐朽了，从整体看是的，但是从局部看就未必，统治阶级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间则是生气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区正是新兴力量萌芽，成长，壮大的地区。正如同抗战时期，国民党是腐朽的，领导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但是共g产g党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具有独立领导全民抗战的能力。正如同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败吗？社会矛盾激烈吗？这正是国家民族最虚弱涣散的时候，是希望再来一次蛮族入侵，还是来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呢？在19世纪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不能带来更好的局面。
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二、生产力相对停滞,军事装备、科学技术大幅度倒退。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地丁 3000万，耗羡460万，以及其他共计4800万两白银，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而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翦伯赞），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清朝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767页）。
生产总水平不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于明末徐光启等人大力引进提倡种植番薯等，这种作物产量巨大。明末还在农业上引进了三季稻和玉米等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这些农业作物的推广，从此中国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
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是何等现代化的装备啊。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之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西方国家与日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满清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
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
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技成果异彩纷呈，是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的总结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正说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产力的勃勃生机。非但如此，明末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是非常欢迎的。大科学家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个是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是《几何原本》，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只能是个人经验，人们建立不了科学最基本的概念。知识和经验就无法传播。除《几何原本》之外，数学方面还有《乾坤体义》，物理学《奇器图说》、《远镜说》，地理学《万国舆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明末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官吏和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大批科技成果和科技著作失传，被翻译成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多种文字，在世界科技史占一席之地的《天工开物》在中国绝迹，明末传教士带来的大批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
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
《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在近代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满清入关其恶果还意味着古代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出现断层，国学从此中断了。
过去的学生成了别人的学生，自己的老师，无论从文化还是武力中国都败给了洋人，自古以来中国人还从没有这样自卑和不自信过，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其恶果之一就是“不抵抗主义”、对外妥协投降泛滥，“降官如潮，降将如毛”，中国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据鼓吹满清的阎崇年讲清朝因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对外交流，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问题还不仅仅如此，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康熙四十六年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
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个地方发现洋人，全省官员都受处分。
满清对于限制洋商也有一套办法，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中国通史简编781页) 。
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如此还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吗？
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连撮尔小国日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的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顽固不化，冥顽不灵，一次次的拒绝开放,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四、中华民族由先进、文明的民族堕落为落后、愚昧、半开化的民族，中国沦为名副其实的“衰世”
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全世界都在嘲笑中国人丑陋的辫子，被笑骂作“猪尾巴”，中国人被看成野蛮人。中国人何罪？要蒙受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羞辱！
满清搞文字狱之类的愚民，弱民统治，后果是严重的， 以下以农民起义为例说明其恶果。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虽然剥削沉重，但是明代人并不愚昧，起义虽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但是没有利用宗教迷信搞农民起义,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而满清就不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铁血统治。中国人从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辫子。从精神上阉割掉了斗争精神。文网密布，空气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们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这类鸦片来刺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
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他是怎样看世界的呢？道光20年8月初4，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连这个清末站在我们民族最前沿的人都闹如此笑话，其他人可想而知。
这一点也不奇怪,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在《古史钩沈论》中说：“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夷，一旦责有气之臣，不亦暮乎！”，哪里还有有气之臣呢？都被训练成奴才了。愚民弱民统治的结果是满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满清政权如何能抵御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呢？龚自珍认为这是典型的“衰世”。
再来看看外来的旁观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们眼中“康乾盛世”是怎么回事，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
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他却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被当成野蛮民族的另一项恶果是：中国人被野蛮人屠杀得不到世界同情，被“文明人”屠杀还是得不到世界同情。
五、满清采用“帝国式”统治，民族压迫深重，在某些方面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
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剃发令”、“逃人法”，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满清把中国几乎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其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满清如此残酷屠杀，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空前绝后。按过去和现在的标准都是反人类罪。有什么罪行可比这种罪恶更大，有什么功劳可以抵消这样的暴行。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记录下这段话：“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英人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道：“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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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
满清入关并不代表少数民族利益，在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下，少数民族同样生活在空前黑暗中，满清对于准格尔部族的斩尽杀绝都是历史罕见的种族灭绝行为，对回族的种族歧视，对西南苗民屠杀都是空前的。就连视为“亲兄弟”的蒙古族，也用羁縻政策进行削弱。据《冯玉祥回忆录》记载：“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满清旗人还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
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256页）。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由此可见，满清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的奴役。满清值得称颂吗？
六、满清中后期繁衍出一代历史上最腐朽、颓废、无能的一群贵族，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
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上,先后八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坚决斗争到底的,总是以投降妥协为终结，这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七、由上述分析我们再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看宋、元、明、清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从来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别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以及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利益集团。元和宋那是没法比的，评论元代就没人提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清和明比呢？就拿1840年前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前的清和明万历年比较，新型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这点暂时承认明清基本等同。可是意识形态呢？一个是文字狱结束后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闭关锁国。一个是思想活跃，到处结社、出现了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民间结社议政很盛，是一个批判宋明理学大思想家迭出的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代表市民文化的作品层出不穷。
再看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政治力量，一个是死气沉沉，没有结社、集 会，没有进步阶级利益集团。一个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市民利益集团手工业者和明朝封建制度开始激烈斗争了，在苏州和湖北就有工人爆发了抗议和暴动，牺牲者还赢得知识分子的赞扬。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对此记载和歌颂。
如果满清王朝正常发展，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按满清这种社会状态能否发展到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也大可怀疑。清代的劣势还在于有代表最封建、最落后、最保守的八旗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对任何改革都是坚决的阻碍，八旗子弟不经产、不经商也瞧不起工商业者同民族资产阶级势同水火。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顽固强大的阻碍力量。
如果按王朝兴亡规律，二百年左右就会出现农民起义，王朝颠覆。对比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哪一个更开明更先进呢？满清残酷统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浅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国即便成功，那种不合时代、社会的宗教思想也很难促使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彻底改造。义和团更不用说了，对现代文明抱着敌视的态度。
可见蛮族入侵乃至统一对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作用，历经多年都无法恢复。这不是倒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