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2月26日第十、十一版
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杨宪益访谈
访谈者：Qian Duoxiu，E. S-P. Almberg
李晶 译
本文原文为英文，题为Interview with Yang Xianyi，2001年刊发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翻译研究中心的期刊Translation Review(62:1, 17-25)。为篇幅计，译文删掉了英文前言。前言的内容包括杨宪益、戴乃迭两位先生翻译成就的简介，说明访谈时间为前一年五月，访谈以中文进行，后整理成英文发表；访谈目的在于了解杨先生对翻译工作的看法和理念，特别指出杨先生给访谈者留下的印象：“宪益非常谦虚，思想开放，和蔼可亲，毫不自矜。听他的谈吐，很难想象他已经年近九十了。”译者多方查询，未见此次访谈内容以中文形式发表过。资料难得，译出与同好分享。访谈内容中有些细节属误记，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应为《诗经》内容，并非《楚辞》；杨先生对《红楼梦》底本的说明也和其他资料相互抵牾，这是需要另文专书的问题，此处不赘。访谈中提到荷马史诗等国外名著的中文译名，均依杨先生行文习惯而译，与目前的通行译名不同。特此说明。
——译者注。
问：你们的翻译工作是如何开始的？
答：乃迭和我1940年夏末回到中国。那是抗战时期，我们回来之后，在内地的几家大学教书。第一年在中央大学，那是国民政府开办的大学，在重庆，那时候重庆是陪都。但是后来发现学校当局监视我们，这让人很不舒服。所有我们就去贵阳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教书了。可后来乃迭有了身孕，不得不去成都，跟她妈妈在一起，这样生孩子的时候条件能好点儿。我跟她一起到了成都，在当地教了半年书。不过那一次经验又让人很失望。所以我们后来决定不教书了。就在那个时候，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梁实秋教授，他是很有影响的一位学者，当时在主持国立编译馆。梁想让我们领导一个部门，把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他们建议说，中国的历史典籍西方还不大了解，我们应该翻译《资治通鉴》。那是北宋学者司马光编写的史书。恰好我们觉得在大学教书的情况有点让人失望，所以高高兴兴接受了邀请。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翻译生涯。
问：从你们所有的译著里，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为什么不是英文翻译中文呢？
答：我刚才说过了，乃迭和我决定去编译馆工作，为的是两人能在一起。我用打字机打草稿，乃迭在草稿的基础上修改。没有她，我们的英文译文不会那么流利贴切的。我们觉得这种生活很不错。
问：你们的翻译包括许多题材和语言，包括从拉丁文、希腊文、英文翻译成中文，从中世纪法语翻译成中文，而且最多的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您这些语言的熟练程度怎么样？
答：我没想过这个。读中学的时候，我中文比大多数同学都好。我能写白话文，也能写文言文。到了高中，我常去家附近的书店去买英文书来看。那些书大概对我的英文提高有帮助。通过这些阅读，我对希腊文学很有兴趣，想学希腊文。后来我到了伦敦，跟家教学了两年多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对法文的掌握不是特别好。我读的法国文学大都是英文的译本。我在牛津的时候，学了三个月的法文，对《罗兰之歌》非常感兴趣，那是中世纪法文写的。后来我把《罗兰之歌》译成了中文。不管怎么说，我的法文没有那么好。
问：您获得了许多奖励，也有很多职务。这些无疑是对你们成就的一种认可。这些对中译英的事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答：我们现在的文化不如西方发达。但是回溯到唐宋时期，我们的文化比西方要发达得多。我们的古代文化有很多有价值的地方，都可以介绍到西方去。翻译这一类作品，可以帮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化。
问：您和乃迭既翻译了古典文学作品，也翻译了现代文学作品。您更喜欢哪一类？
答：我更喜欢古典的。不过乃迭喜欢翻译当代小说，特别是女作家的作品。她的中文进步很快，而且她发现现代中文比古文好理解。她也是非常有意识地、发自内心地愿意多做一点儿。所以有的当代作家想把作品译成英文的时候，乃迭就会帮助她们，也就跟很多女作家成了好朋友。
问：你们翻译的时候有自己的选择吗？
答：我们俩都很喜欢鲁迅。开始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单位要求我们翻译鲁迅的作品。那时候，出版社有一个综合的翻译计划，是一些编辑制定的。译者在这一类事情上没什么发言权。如果他们要求我翻译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就尽量不参与。但是有些翻译，负责的编辑和我关系不错，我就尽可能地提点儿建议了。
问：你们翻译的时候有什么压力吗？
答：当然有。解放后，有很多政治任务是不得不完成的。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群众运动就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我记得有一次，毛主席说，我们不应该怕鬼，“鬼”指的是帝国主义分子，然后单位就让我们译了一系列的这种故事。
问：有什么书是你们很想翻译但没能翻译的吗？原因是什么？
答：有的。我们很喜欢沈从文早年的一些小说。但是在《中国文学》上，读者只能读到他的几部作品：《边城》和其他一些短篇。《湘行散记》是到了八十年代，我成了《中国文学》主编才发表的。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我们翻译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但是乃迭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大好了，我们只好放弃。当然还有很多古典作品是我想翻译的，现在也都办不到了。
问：您在翻译中碰到过什么困难吗？
答：碰到过啊。中文和英文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把一些意思忠实地从一种语言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是非常困难的。只要目标读者能够看懂你译的内容，就算成功了。
问：现在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书，比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书要多得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们落后，不得不向西方学习。而且，缺乏政府的支持和资金，我们也没办法翻译、出版多少中文作品。这不是翻译者自己能完成的。
问：大家谈起您中译英的作品的时候，首先提到的往往是《红楼梦》。我们知道您开始翻译《红楼梦》之前，咨询过吴世昌。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这个说来话长，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我翻译《红楼梦》有点儿偶然。1960年前后，我想翻译一点儿经典著作，但是外文社的领导不想让我干这个。周扬是文化部的头儿，很有权力。他听说我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就说荷马很重要，他的作品应该有个好的中文译本，包括《奥德修纪》和《伊利昂纪》。我那时候还当着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高级研究员，所以外文所邀请我去他们那儿工作一阵子，翻译荷马。社里非常不情愿，不过也没敢反对。我花一年时间译完了《奥德修纪》，正要接着译《伊利昂纪》，社里想了个主意，让我回去上班了。他们说，我应该译一部古典小说，那就是《红楼梦》。事实上，当时所谓“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没有好的英文译本。我自己更愿意译《三国演义》，不过也没什么可商量的。就这样，我开始了翻译《红楼梦》，到1964年前后，已经完成了一百回的草稿。
问：《红楼梦》的版本很多。您用的底本是哪一个？为什么用这个？
答：中文底本是吴世昌帮我们选定的，因为他是《红楼梦》的权威。照他的意见，我应该只译前八十回。但是后来江青来干预了，她说应该译一百二十回全本。我们只能同意。所以，前八十回的底本，我们选了俞平伯校注的本子，后四十回，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通行本。如果你要问我们为什么这么选，我没法儿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直到现在，围绕《红楼梦》的一些争论也没有完全解决。
问：你们翻译的《红楼梦》里，上层阶级人物的名字是音译，下层阶级人物的名字是意译。为什么这样做呢？
答：翻译中文名字的时候有两种办法，音译和意译。如果能把一个名字的意思翻出来，那非常好。但是这部小说里面的人名数不胜数，全都意译成英文的话，读者很难记得住。另外，上层阶级那些人物的名字也不好译。所以我们折衷了一下，决定上层人物的名字音译，下层人物的名字意译。
问：后来的出版有什么困难吗？
答：荷马的出版没什么困难。我们译《红楼梦》的时候，已经有人怀疑我了。所以我那时候不大痛快。我译完前一百回的草稿，乃迭帮我修改完成了前面三、四十回的改稿。然后上面就命令我们停手，不要译了。直到1972年，我们俩都从监狱放出来，才重新开始译。整部书的译文是1974年完成的。如果那时候没停下来，我们本来再有两年多的时间也就完成了。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最后我们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在这个翻译上。最后1974年译完的时候，出版已经没有困难了，因为那时候我在政治上已经清白了。
问：你们翻译古典作品和现当代作品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方法吗？
答：古典作品比现当代作品更合乎语法。鲁迅的作品相对也更讲究语法，更容易译。乃迭翻译鲁迅的时候，感觉比别的现代作品容易一些，因为很多当代作品都不太讲究语法，表述也往往更绕。所以我们译这些作品的时候，只要不损害原作的意义，一般都会删掉一些句子。这并不违背我们翻译的首要原则。
问：鲁迅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句子和段落是形式简洁而意蕴深远的。你们是怎么翻译这些内容的呢？
答：如果原文中的确有一些隐含的意义，我们就会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问：为了让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有时候必须要做一些脚注或尾注。对吗？
答：对的。翻译古典作品时尤其如此。譬如《诗经》里面有这样的内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你也可以把这两句意译成英文，用“玫瑰”来替换“杨柳”。可是这么一来，就反映不出中文里面“杨柳”的特殊含义了。而且这一类含义是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我们不得不保留原文中的意象，必要的时候，加一条脚注或尾注。
问：翻译鲁迅作品之前，您咨询过冯雪峰。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那是刚解放不久，冯雪峰还没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他是老党员，老干部，那时候有点儿空闲。我们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和他很熟。冯雪峰跟我们这位编辑说，想找人翻译鲁迅的作品，后来我们出版社同意让我们来译。那位编辑把我们介绍给冯雪峰，我们成了朋友。我们都认为译鲁迅全集不太可能，内容太多了。最后我们决定译一套选集，四卷本。
问：鲁迅的作品里面常常批评梁实秋，他们是互相对立的。你们有时候会在批评或反讽的内容下面加一条注释，有时候不加。这是为什么？
答：我的想法是注释尽量少加。如果读者老得停下来看注释，思路会很受干扰。那就太糟了。
问：你们为什么没翻译鲁迅的打油诗呢？
答：我们认为打油诗在鲁迅作品里面不是特别重要的部分。我们当时决定把重点放在他的主要作品上，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这些是代表性的。后来我听说有一位英国译者W. J. F. Jenner翻译了他的打油诗。
问：鲁迅非常擅长讽刺和反语。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些内容的？
答：这个嘛，他写反语的地方，我就尽量翻译成反讽的语言。如果他隐晦地谈论什么内容，我就尽量译得含混一些。
问：如果目标读者不了解相关背景，你们会用注释来尽量解释吗？
答：前面说过，我一般尽量少做注释。不过如果译的是学术性的东西，我还是会考虑加注的。
问：鲁迅的文字以简练、犀利著称。他喜欢用音节短小的简单词汇。我们看到你们的译文也尽量保持了这种风格。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答：我们译鲁迅的时候，是在几个同义词里面尽量选最简单的一个。这是我们的风格。不过有些译者大概喜欢用多音节的大词，他们的风格要华丽得多。
问：你们翻译的时候，以什么为翻译单位呢？
答：我们基本不做字对字的翻译。我们认为以文字的意义为单位比较好，不要受原文句式的束缚。
问：大家谈到语篇分析的时候，英文似乎是更为线性的，而中文更为曲折蜿蜒。你们是如何解决这种语篇差异的？
答：这要看情况。如果原文语篇的曲折结构是有意为之，我们就得保持这种风格。但是如果原文比较绕，是因为作者对语言的把握能力不够，我们就需要删掉一些冗余的部分。
问：所以您认为译者有权这么做？
答：只能如此。要不然，目标读者理解译文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我们翻译古华的《芙蓉镇》，删掉了原文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文字。
问：你们计划删掉原文一些内容的时候，需要和原作者商量吗？
答：商量的。通常作者都会同意，因为他们希望作品能有更多的读者。译者的目的不过是让目标读者理解起来更加清晰、透彻。
问：谈到风格，您的想法是什么？风格能译得出来吗？
答：有的作品风格华丽，有的典雅，有的迂回，有的简单，有的平实。称职的译者会尽其所能地保持原文的风格。但这个目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风格是不能完完本本译出来的。
问：翻译诗歌的时候，您认为保留原文的韵律是必须的吗？
答：首先要保证意义的传达，其次才是韵律。我们从一种语言译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另外一种文化。现在中国有很多译者，他们认为中国诗词太好了，所以译的时候要把一切都翻译出来，包括韵律在内。可这是不可能的。譬如，要把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面的“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翻译成中文，有位译者煞费苦心，想在中文里体现出原文的抑扬格，最后还是失败了。把唐诗宋词译成英文也是这样。所以保留韵律没有传达意义那么重要。如果你要翻译韵律特别鲜明的中文歌谣，大概也只能做到译文在一定程度上押韵。
问：中文里面的比喻，你们是怎么翻译的呢？
答：我们的办法是尽量在英文里面找对应的表达。毕竟翻译只是一门技能。譬如，中文里有个成语“一箭双雕”。英文里有相似的表达：“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石二鸟)。”翻译这个成语的时候，我们先要确认“箭”和“雕”是不是单独出现的。如果是单独出现，我们就可以用“一石二鸟”来翻译。如果不是，上下文里其他地方还提到了“箭”和“雕”，那就需要保留原文的意象，翻译成To kill two hawks with one arrow（一箭双雕）了。
问：你们在自我表达的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答：当然有啊。大翻译家严复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只有绞尽脑汁去解决。譬如译梁斌的《红旗谱》，我们知道书名意思是“把革命传统传下去。”就这样译成英文也可以。但我们也想保留原文里“红旗”的意象和“家谱”的内涵。所以，反复斟酌，把英文书名译成了Keep the Red Flag Flying（让红旗飘扬下去）。我们认为这样算达到一种妥协，两方面保留了一定的平衡。不然的话，如果翻译成“Red Banner, Family Record（红旗，家谱）”，目标读者会不知所云的。
问：那么您能谈谈译者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吗？
答：首先应该对原文忠实，明确区分哪些是他自己的东西，哪些是从别人的作品里抄来的。不能夸大其词，也不能太突出自我。翻译只是一门技能。
问：有人说，优秀的译者应该通晓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您认为是这样吗？在您看来，优秀的译者应该满足哪些条件？
答：是这样。优秀的译者应该精通至少两种语言和文化。
问：是一个人做翻译好呢，还是有个团队更好？
答：一般情况下，大家更愿意一个人工作。不过乃迭和我是夫妻，我们也都懂两种语言。我们合作得很不错。如果要在一个团队里工作，就得有团队精神才行，不然会起争执。譬如林纾，他根本不懂外语，但是也译了那么多外国小说。他能够成功，是因为他能和懂外语的好朋友合作。
问：您和乃迭一起翻译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背景不同而出现理解上的差异。那么争论起来一般谁能赢呢？
答：我们好多时候观点都不一致。可是我们常常是商量着来，直到两个人都同意。通常她会听我的，因为我对中文的理解更好一些，特别是古典文学。
问：您担任《中国文学》主编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稿源、把握稿件质量的呢？
答：外文出版社过去是跟作协合作的。稿源主要是根据作协的推荐来选。譬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的《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都是他们推荐来的。后来跟他们的合作没那么紧密了，不过还是得征求作协、文联的意见。除了古典文学，别的方面我们在稿源上是没什么发言权的。哪怕是我译古典作品的时候，也得听编辑的。但是后来我当主编之后，就可以自己做主，比较自由了。
问：您做主编的时候，职责都有哪些？
答：做主编是要负全责的。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我都得去处理，把责任担起来。
问：您认为翻译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吗？
答：也许吧。不过在我看来，没那么复杂。“信”和“达”足矣。至于“雅”，我认为每个人自己写作的时候都应该努力求雅，翻译倒不必。
问：您也有一些个人创作。您认为您的创作和翻译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答：没什么联系。我个人兴趣很杂，做的事也很多，比如编杂志，办报纸，写写打油诗、散文、小说等等。我自己的创作和翻译没什么关系。也许别人有吧。
问：根据您自己的经验，如果有人愿意从事文学翻译，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答：只要忠实就够了。什么时候都不要夸张。
问：在外文出版社，一部中文小说有时候会出现几种不同语言的翻译。其他语种的译者参考过你们的英文译本吗？
答：参考过的。因为外文社小语种的译者通常中文都不太好，但他们一般都懂英文。那时候一般是先出英文版。然后他们再根据英文版翻译别的语种。比如《红楼梦》，我们的英译本出版之后，西班牙文、缅甸文的译本也出了，那就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
问：您对原著和作者的态度是什么？
答：我译的东西大多是古典的，不太可能去了解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不过我很喜欢鲁迅。
问：那么您对目标读者的态度呢？你的目的是让他们了解这部小说，并且对中国文化有所理解。对吗？
答：对的。
问：英文读者喜欢什么样的翻译，您是如何知道的呢？
答：作为编辑，我必须要考虑这一点。我主持出版“熊猫丛书”的时候，选了一位老先生写的《北京的传说》。选这个是因为我知道对很多外国读者来说，北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问：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对您的翻译有什么影响呢？
答：这个，我得说，这些方面对我的工作还是大有影响的。
问：一位译者在不同时期翻译同一部小说，会有什么不同吗？
答：语言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内容应该是一致的。
问：那么不同的译者在同一时期翻译同一部小说，又会有什么不同吗？
答：会的。合格的译者不能抄袭别人，应该有自己的风格。比如说，要几个人每人以菊花为题写一首诗，那么每个人写出来的都应该是不同的。
问：您认为可能有什么“标准翻译”吗？
答：不会。不太会有什么“标准的”东西。一部小说可能有几个不同的译本，各有各的好处。但是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本来就少，所以也难说。
问：您最满意的译作有哪些呢？
答：《红楼梦》、《儒林外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加起来总共有七、八部吧。
问：您认为有必要把以前翻译的东西再修改一下吗？
答：是的。我一直认为，我们译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必须要修订一遍。那是“大跃进”时期翻译的。每天译多少字数都有规定。我打字来不及，只好口译，让乃迭打出来，因为她打字比我快。就这样，我们十天就译完，然后就出版了。那实在太赶了。那部书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再改改的。翻译之前应该细读原文才行。
问：您是1982年退休的。退休以后您又做什么翻译了吗？
答：退休以后还当了几年《中国文学》的主编。从1989年以后，就没再译过什么了。
问：现在中国有一种争论，关于是不是应该有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或“翻译研究”。您的看法是什么？
答：我认为翻译就是一门技能。不过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科学”是可以进一步区分的，粗分也好，细分也好，可以分成一些子学科。比如“物理”就可以很容易地细分出很多学科分支来。不论什么东西，你钻研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一些想法，如果把这些想法总结出来，就可以称之为“科学”。是不是管它叫“科学”，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科学”。比如玉雕、景泰蓝制作，都有很多策略和方法，总结起来也可以叫“科学”。
问：在你们之前，已经有人翻译过《聊斋》和《红楼梦》了。你们翻译这些小说的时候，读过、参考过从前的译本吗
答：我读过一些，不过都是读着玩儿的，也都是我们自己翻译很久之前的事了。
问：您一共获过多少奖呢？
答：记不得了。
问：跟您中文译成英文的作品相比，您认为您从外语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怎么样？
答：我得说，后面这一类我是满意的。
问：我们发现您是很多团体和出版物的顾问。您对此作何感想？
答：我不介意人家用我的名字。但是有的地方，我没给他们做过什么事，他们也把我名字挂上，就不太合适了。不过我还是乐意给作协和民革中央当顾问的，因为确实给他们做事了。他们选我当顾问，是为了表示感谢。有些别的组织也说我是他们的顾问，那不太诚实。可是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更正这个。
问：刚才您谈到翻译时应该忠于原文。可是您翻译唐诗宋词的时候，并没有尽量让译文押韵。这是为什么呢？
答：这是因为两种文化不同。英文诗也不是全都押韵的。比如盎格鲁-萨克森时期的诗就是无韵诗，像《裴欧沃夫》那样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押韵的。不同体裁的诗作，韵律格式也不同。举例来说，商籁体的韵律就可以是这样或那样的。唐诗里面每一句都可能是五个字或七个字，可是你不能直接把它译成一句五个或七个单词的英文。语言不同，韵律也是不同的。如果单纯只是为押韵而押韵，那么译出来的英文读起来就会很滑稽。中文诗词的原文可能是严肃的内容，如果译成打油诗一样的东西，原文的韵味也就没了。这样的翻译是失败的。
问：所以一些翻译理论家在讨论，应该让原文作者贴近目标读者，还是应该让目标读者去贴近原作。
答：我认为应该让原作贴近目标读者。要让所有的目标读者都来学习中文、掌握中文，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事实上，翻译的目的就是让不懂中文的外国人读一点中国文学，了解一点中国文化。所以不需要谈什么让目标读者贴近原作的话。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教他们中文，让他们读中文原文好了。那也就没必要翻译了。
问：那样的话，读者群就会大受限制了。
答：是啊。
为什么杨宪益的去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大损失
95岁的杨宪益于11月23日因淋巴癌在北京去世，人们将“大翻译家”“中西文化的桥梁”“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这样的头衔送给这位老人，不过，他生前似乎更习惯称自己为“翻译匠”。1915年，杨宪益的母亲在他出生前的一个夜晚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告诉她，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新生儿在经历重重磨难和危险之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在过去七十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杨宪益在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说。
“文革”中4年牢狱，唯一的儿子在英国自杀，这些算得上磨难，而从1930年代起开始翻译《离骚》、《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并将中国新文学介绍到西方，这样的事业也应该称得上辉煌。当年外文局评每月100元特殊贡献津贴，其中却并没有杨宪益，一位同事说，“要是杨宪益没有特殊贡献，局里就没有特殊贡献的了。”
“无所谓，我哥他总说无所谓。”杨宪益小妹、《呼啸山庄》译者杨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但在翻译工作上，他锱铢必较。“他有时候自己加很多注释，没把握的地方全列举出来。”与杨宪益结识20余年、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说，“这个地方根据什么地方来的，还有哪几种理解，他把不同的来源在书里如实地讲出来，很负责，不是一家之言。”“大跃进”时期，杨宪益与英国妻子戴乃迭曾用10天译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没有充裕的时间译得更好些这件事让他一直感到遗憾。
“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或称翻译家，实不敢当，翻译匠则还可以当得。假洋人者，真中国人也。”他这样说。
11月29日，杨宪益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银锭桥空，金丝巷冷”，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敬献的挽联这样写道。而杨宪益身后，空寂与冷遇的，又岂止他居住过的一个后海，一个小金丝胡同。文学翻译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季羡林、杨宪益两位获得过“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老人在一年内相继去世，他们身后，翻译界迎来一个更加凋零的冬天。
“人家可不这么想，人家把我们当翻译匠”
打字机敲出来的声音，是杨宪益家的主旋律。
杨宪益外甥女，画家赵蘅还依稀记得，当年她从南京考到北京读中学，周末住在舅舅家时经常听到“哒哒哒”的打字机声响。“他们家子女之间话都少，非常安静。”赵蘅说。
打字的是赵蘅的舅母戴乃迭，尽管杨宪益也能用一个指头砰砰砰地敲，但总是不如妻子打得流畅。他们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杨宪益拿着中文口述英文，戴乃迭打完后，再由二人润色、校对。“他说得非常快，有时只说一遍。”赵蘅说。以这种方式，杨宪益和戴乃迭将中国古典文学搬上了西方读者的书架。
“现在没有多少人发现，我哥他一直自称为翻译匠、边缘人。”杨苡说，“我也是搞翻译的，我哥就嘲笑我翻得慢，我说谁能像你们俩那样，翻译嘛(就是慢)。他就笑，说人家可不这么想，人家把我们当翻译匠。”其中当然有自嘲的成分，“他有时很无奈，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不是太满意。”
杨宪益曾在自传中说：“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要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
1958年“大跃进”期间，杨宪益夫妇“没日没夜地译书，快得像发了疯”，这必然影响到译作的质量。“我哥跟我叨叨过，他说，上面给一个任务，他们也不懂，叫你1个礼拜就搞出来，就是赶，可还要推敲、润色啊，信、达，还有个雅嘛。”
“文人不是翻译匠。”李景端说，“译文不是简单对等，而是两种文化转换后产生的新作品。如果是翻译匠，就用网络翻译好了。我们对中国作家宣传很多，但对中国翻译家的宣传远远不够。中国翻译家五四以来，在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上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可解放后，翻译逐渐萎缩成为政治服务、为出国服务的应用工具，文学本身的功能缩小了。”
直到现在，翻译在大多数时候仍只是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一种技能而已。翻译匠还是翻译匠，甚至，连愿意做文学翻译匠的年轻人，都已经少之又少了。
“翻译这东西，钻进去之后才有自由”
1987年，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找到杨宪益，希望由他来翻译《尤利西斯》，这将是这本书第一个中译本，但这个请求却被杨宪益拒绝。
“他说：这本书的确值得翻译，你有决心引进来是对的。我在英国时就看过，但没有看懂，我没有看懂的书，怎么敢把它翻译出来？他很坦率地跟我说讲：也不是我谦虚，就是英国人也有不少没看懂。作为出版社，不能因为难懂而不翻，但从我来讲，我因为不懂，所以不敢翻，否则就是骗人了。”杨宪益建议，去找一些对英国意识流文学有研究的人，最后，李景端找到了萧乾。
“如果是沽名钓誉的人，冲着这个翻译空白，做起来也不会有人找他的茬。杨宪益是翻译界的一把尺子，他绝不像现在的人不管科技、教育，什么都翻，他基本上就翻文学。他说，翻译这东西，你钻进去之后，才有自由。他自己喜欢文学，也熟悉作家的状况，可以互通。如果到另一个领域，老资源完全用不上，新的又陌生，就会出现差错。当年有人找他翻毛选，他不愿意接，他说我是搞文学的，那些政治性很强的我不擅长。”
“他自己很慎重，不像现在，我们有些年轻人什么都能翻。”李景端说。而日前被网友披露的“史上最牛翻译宋瑞芬”则一人通晓数十国语言，的确“什么都能翻”，最终媒体调查发现，宋瑞芬身份不详，此事不过是出版界一个潜规则罢了。
“判断译作好坏不太容易，”李景端说，“简单说，搞翻译的人容易忽悠人。懂点外语，有本字典就能搞，加上有些出版社急功近利，很混乱。”抄袭、剽窃译作已经不算新闻，蒋介石都已经变成了“常凯申”。有网友称，现在的译作简直让人“销魂”，《机器猫》都能翻译成《铜锣领带》。
杨宪益晚年曾对市场上出现中译外的诸多问题看不下去。一次，李景端到他家拜访，正赶上北大一个人写来一封信指出目前我国在对外宣传上的一些错误译法。“你看，这些洋相到现在还没有人管。”杨宪益说。
李景端认为，翻译管理分散在各部门，出版管书，外交部管口译，科技部管科技翻译，教育部管翻译教材，“使不上劲”。“而且，过去翻译只有外文系作为一门课，现在有翻译研究生方向了，这是个进步。但现在大学翻译课有点隔靴搔痒，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怎么解决？”
“他们的追求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本身有遗憾，他们走了对我们来说是更大的遗憾”
“现在都讲经济。”杨宪益同事，外文出版社的法文翻译家刘方说。
据李景端介绍，解放前我国曾出现过一批以翻译为职业的翻译家。当年叶水夫翻译《青年近卫军》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在翻译繁荣的上世纪80年代，刘方翻译了一本都德的小说，随后她用5000元稿酬买了一套家具。而现在，一个新译者的稿费每千字只有60元，而给电视台翻译字幕，还能拿到每千字160元到180元的报酬。“搞翻译没有几个职业的，都是业余的，或者是大学教师。”李景端说。
学习翻译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外企，“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来我们这种‘清水衙门’，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刘方说，据她了解，搞中译英的就更少了，基本上都是她的同代人在从事这项工作。国际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200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缺少“中译英”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与此同时，翻译界译德、译作质量的问题并没有太大改善。2002年，由李景端发起，季羡林、叶水夫、冯亦代、杨宪益等人共同签署的《关于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提出，翻译要既对原文作者负责，又对译文读者负责。
“他们的追求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本身有遗憾，他们走了对我们来说是更大的遗憾，继承还是第二步，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一代人的精神是什么。”李景端说。
1981，由杨宪益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效仿英国《企鹅图书》，推出《熊猫丛书》这一翻译计划，杨宪益对此兴致勃勃，他第一个要推出的就是在当时身份还比较敏感的沈从文，这位曾竭力向西方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作家。此后是巴金，以及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杨宪益曾对妹妹说：“一定要把他们介绍出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古典文学，但我们新文学也不差。”43年前，他在英国翻译《离骚》时，正是为了向牛津老师表示，中国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
“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字交流，也是一种思想交流，甚至是人格上的碰撞，有时翻译会影响好几代人。”李景端说。杨宪益去世后，热心的年轻网友重新摘抄了他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维吉尔的《牧歌》：
看呀，那摇摆的世界负着苍穹
看那大地和海洋和深远的天空
看万物怎样为未来的岁月欢唱，
我希望我生命的终尾可以延长，
有足够的精力来传述你的功绩。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在国外皆获得好评，产生了广泛影响。
绝代名士杨宪益 本文第一段有什么作用
谨以此文，缅怀真正的知识分子杨宪益先生——作者题记
一
2009年11月25日，英国《独立报》发表了利兹大学东方学教授迪莉娅戴文的一篇短文，《杨宪益：“文革”期间的名士翻译家》。
当然，“名士”是我望文生义翻译的，原文是“feel foul of authority”，直译过来就是“蔑视权贵”，我翻译的水平不高，姑且意译为“名士”，只是更可惜在于，国内的媒体竟统统将这个标题翻译成“陨落的中国翻译大家杨宪益”，看上去像是人家转载我们的悼词，原文的一点精髓，一点气韵，全都不见了。
更关键在于，“名士”恰恰是这位翻译大师的最大的风范，若是把这两个字回避掉，哪里能找到一丁点杨宪益先生的影子？
几个月来，我一直想为宪益老写点东西，作为纪念。只是每当提笔的时候，总觉得言不尽意，迟迟至今，终于明白，关于宪益老，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说清楚的。
二
幼年生于银行家之家，青年负笈留学牛津翻译《离骚》；中年翻译《鲁迅选集》、《红楼梦》，名扬海内外，受毛泽东好评；年过半百，竟逢牢狱之灾；晚年整理国故，终成一代宗师。这便是杨宪益一生的速写，所有的新闻媒体，所有的人物专访，从那逝世那一刻开始，都将镜头与笔墨对准了这位才驾鹤不久的老人。
在这个大师相继谢世的时代，杨宪益的辞世，颇有点英雄末路的意味。与季羡林、任继愈的逝世不同，他在理论上并无参天建树，所以构不成学术界的“大丧”；他与王世襄的辞世也不同，后者乃是一代历史名宿、文物大家，在“文物热”的今天，王世襄的辞世对于古玩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而杨宪益的离去与贝时璋、钱学森等院士们的辞世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钱、贝两泰斗乃是中国现代科技的奠基人，仅凭这点，翻译家杨宪益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但有些人却注定不能被遗忘，因为越发在这个科学技术史第一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时代，越发要看重某些表面上不是那么重要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1915年秋天，在这个充满激变的年份里，出生在天津银行家豪门的杨宪益，似乎天生就携带着一种独特的名士气质。“白虎星”下凡，似乎正显示出一种“名士”的态度。
“白虎星”是克星，在杨宪益出生前，其母便梦见一只白虎跳进她的肚子，这在当时是非常不祥的预兆，一向乐观豁达的杨宪益从未把此放在眼里，虽然他幼年丧父、童年孤独，晚年丧妻，一生千辛万苦、饱经冷暖，但杨宪益仍坦诚积极面对，晚年他的英文回忆录《白虎星照命》还以此为命名，大有“无所谓”的名士态度。
名士是一种风范，杨宪益终身追寻这种风范，可谓到淋漓尽致的态度。在他童年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造反的思想也贯穿到小杨宪益的脑海里，好几位私塾先生因为向他传授“克己复礼”的四书五经，竟被四五岁的杨宪益狠狠地“教训”了一通，最后竟被灰溜溜地赶出了杨家，这在当时是非常果敢的举动，尤其在“天地君亲师”余毒未灭的五四时期，才四五岁的杨宪益竟然有此等魄力，实属难得。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果说杨宪益幼年此举纯粹是懵懂无知才无畏的话，那么其后的事实证明，幼年的杨宪益并非是公子哥怪脾气作怪。自打他“撵走”无数私塾先生后，最后他终于被一位老师制服了，这位老师没有棍棒，也没有“仁义道德”，而是一位清贫不移志的诗人魏汝舟先生。
魏老先生虽为前清秀才，且是名噪一时的“同光体”诗人，但不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也不愿意与袁世凯等人同流合污，拒不出仕，终身困苦，靠为富家担任私塾先生为生。杨宪益赶走其他私塾先生后，这位魏老师勇敢地担任杨宪益“启蒙”的重责，除了讲授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之外，魏老师还通过中西方历史故事，向杨宪益传授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家存亡之际的做人道理。刚刚启蒙的杨宪益猛然醒悟，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西学”才是救国之路。
几年之后，杨宪益坚持要求去中学接受“新学”教育，而魏先生也有了自己的选择，在杨宪益获得当时天津最好的教会中学——新学书院的录取资格后，六十多岁的魏老先生不顾杨家的苦苦挽留，在一个夜晚，给杨宪益留下一本自己的诗集与一封信，然后悄悄地离开杨家。魏老先生知道，他所知道的知识是有限的，杨宪益只有接受中学、大学、甚至留洋海外的系统教育，才有获得真知的机会。
“他是一个永远严肃并有尊严的人”。晚年的杨宪益如是回忆自己这位启蒙老师，他自己确实也是按照魏老先生的坚强人格去完善自我的，“魏老师影响了我一生的人生观，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Gentleman”。
三
魏老先生的名士态度，确实影响了杨宪益的一生。
青年的杨宪益，勇敢刚毅，是一位“罢课领袖”，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正在读初三的杨宪益勇敢地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校方派遣一位教师代表来劝阻“风头正劲”的杨宪益，杨宪益的脾气岂是可以“劝阻”的，一下子就和这位教师代表起了冲突，没想到这位教师代表也是一个“名士”，二话不说桌子一拍就警告杨宪益，如果坚持罢课，学校将处分有关人员直至开除学籍。
“开除就开除！”
杨宪益脖子一拧，瞥了一眼这位老师若有所思的眼神，带着同学们冲出了教室。
但这位老师却一直器重杨宪益的才华，他被派来劝阻学生，是他的职责本分，但他却对杨宪益的才华与胆识很赞赏，不久后，这位老师自编自导的话剧《西施》招募演员，女一号为当时天津著名女星张美如，男一号却在全天津的教会学校中“海选”，这位老师一下子想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学生领袖，而正好杨宪益对于上台演话剧，也非常感兴趣。于是，两个名士相遇，都不计对方前嫌，三杯酒下肚，师徒竟成“演员”与“导演”的搭档。
只是，杨宪益虽然胆大激进，但在舞台上却扭扭捏捏，特别是面对一个漂亮的女一号，竟然紧张地说不出话来。这位老师悉心指导杨宪益舞台表演，教他领会剧本，渐渐地杨宪益吃透了戏剧精神的内核，在舞台上收放自如，令这位老师也称赞不已。
“一个革命者不能只会在街头喊话”——这位老师的教诲深入杨宪益的内心，他开始对这位年轻的老师刮目相看。数年后，杨宪益负笈留洋英国，与这位老师在伦敦的街头邂逅，此时的杨宪益已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而这位老师，也是一代戏剧大师萧伯纳的高足。
同在异乡为异客，名士不惧寂寞，只患无友。在1935年的泰晤士河畔，师徒成了莫逆之交，很快，两人建立了超越师生的终生感情。
这位老师，就是当代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
少年时代的魏汝舟老师与青年时代的黄佐临老师，为杨宪益的世界观定下了不可磨灭的基调。杨宪益的翻译之路，竟然也是从“名士”的赌气开始的。
在剑桥的课堂上，一位叫布伦顿的教授，成了杨宪益的指导教师，布伦顿老师是一名典型的英国绅士，开口莎士比亚，闭口德莱顿、蒲柏，这让有着很强民族自尊心的杨宪益很受不了。他从小受魏汝舟先生教育，中国是诗的国度，只有屈原、李白才是世界顶级的诗人，这些西洋诗人，如何能与中国的诗仙诗圣们相提并论？
课堂上，杨宪益质疑了老师，并提及屈原、李白的名字，可惜布伦顿教授耸耸肩膀，对于这些人并不知道，杨宪益急了，把手里的《离骚》给老师看，布伦顿不懂方块字，仍然不置可否。
“我要把离骚翻译成英文！”
年少气盛的杨宪益，一赌气，真的决定翻译《离骚》，布伦顿也表示，愿意通过杨宪益的笔法，看看神秘美丽的东方诗国，拉弓没有回头箭，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名士岂能说话出尔反尔？但是，《离骚》是出了名难懂的中国古诗，翻译成白话文都非常困难，翻译成英语，那真是难于上青天了。
处女译作选择《离骚》，杨宪益费了不少脑筋，但凭借他优秀的西学底子和古典文学造诣，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终于把《离骚》翻译成了英语。或许是因为同为名士，杨宪益的译作大气磅礴而又流畅，略带夸张和嘲弄的口气，不但把屈原的名士气派表露的淋漓尽致，更赋予了全新的文学内涵，连一向苛刻的布伦顿教授都拍案叫绝。
直至现在，这本书还屹立在欧洲各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作为杨宪益名士青春的纪念。
四
在英国，杨宪益除了获得了“洋教授”的头衔之外，还收获了自己终身的幸福——一位名叫格莱迪斯玛格丽特泰勒的女孩，走入了杨宪益炽热的内心。
这一走入，就是同甘共苦的五十年。
名士并非无感情，相反，名士最大的特点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感情宣泄到极致。在爱情的滋润下，回国后的杨宪益以最大的激情投入到翻译工作当中，翻译是一门苦差事，尤其是中译英，这几乎是非英语母语译者所不敢尝试的艰难工作，杨宪益做到了，并且，做的比西方汉学家们都好。
《阿Q正传》、《儒林外史》、《资治通鉴》、《红楼梦》……各种大部头在杨宪益的笔下都被翻译成美丽隽永的英文，流传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家，东方文化头一次这样走出国门，不由得令西方学者惊羡，世界上最美的文字、文化与精神，都在中国这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
全国解放后，杨宪益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新政权的建设当中，他甚至放下手中热爱的翻译工作，将自己的时间用到了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
名士多爱国，屈原、嵇康、王国维，无一例外。真正的名士，并不是困顿书斋，也不是放荡形骸，而是以一种独有的热情与世界观，去面对时间的一切美好。
1949年之后，洋教授杨宪益成了新政权的普通劳动者之一，转变身份后的他代表“南京市民革”草拟了支持新中国建设的宣言和讲话，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和解释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文艺政策乃至宗教政策。在那些日子里，杨宪益简直成了新中国在南京的“新闻发言人”。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却早已把自己当成党员来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面前，他疏忽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甚至三儿子、小女儿杨炽出生时他都不在身边。那时他在一大堆头衔中间周旋，除了编译馆“接管工作组组长” 以外，他还是南京市民革筹委会负责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理事，甚至他还被任命为南京市政协的“副秘书长”，在忙的昏天黑地的年头里，杨宪益是充实的。
在南京的日子里，他与陈毅、柯庆施等领导人都成了酒桌上、书房里的朋友。
1953年，毛泽东接见了杨宪益，问他，“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
“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杨宪益不暇思索地反问。
名士始终是名士，无论他工作多忙，多么爱国，一旦进入到他感兴趣的领域，他会迅速地暴露出来他的性格，自信，果敢，甚至有些自我，但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才情与底气，哪怕在当时几乎被神话的毛泽东面前，三十多岁的杨宪益，依然没有丝毫的掩饰。
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文革”中的杨宪益受尽了磨难。但他自信、蔑视权贵的名士态度，更是暴露的一览无遗。
他鄙夷四人帮、林彪等人的做派，他喜欢饮酒，借酒浇愁，于是，他成了监狱里“酒气最香”的囚犯，在偶然间听广播时，他听到在国家领导人排序中没有林彪，他判断，肯定是林彪下台了。
于是，深感兴奋的他将“红宝书”中第二页关于林彪的语录撕掉，扔掉。一周以后，狱卒检查时看到杨宪益的“红宝书”少了一页，什么话也没说。
杨宪益高兴地告诉狱友们，林彪垮台了。
消息还未正式公布，杨宪益却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向广大的受难狱友们告知了自己的这一猜测，如果他猜测有误，这在当时必然是杀头的罪，但名士是不怕死的——且看骂曹的孔融、击鼓的祢衡、张狂的徐文长，还有弹琴的嵇康，有谁把杀头当一回事儿？
杨宪益不怕杀头，没过几天，事情果然是他估计的那样，林彪折戟沉沙，他自己也被放了出来，几年的牢狱生涯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人生的又一次感悟罢了。
五
杨宪益一生，有三个头衔，洋博士，真名士和革命者这三个头衔，在这三个头衔中，“真名士”最能反映杨宪益的性情。
“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点过时的语汇，但现在的我们似乎喜欢旧事重提，在西南联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吉光片羽中，在季羡林、胡适、梁实秋的背影里，我们常会凭借一些文字找到些许怀旧的安慰，但我们在严肃地面对“钱学森之问”时，又骤然失语——什么是大师？什么是名士？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如果一个小学生追打自己的老师，我们会给他严厉的处罚，但是，如果当时杨宪益受到了严厉苛刻的处分，是否会有一代名士的将来？
如果一个青年学子敢于和老师叫板，今天能否还有黄佐临这样的老师，以宽宏大量的胸怀去劝导一名学生？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师生关系能否发展成为半个世纪那样的莫逆之交？
如果一个翻译家，他以一种极大地热情去面对他的翻译工作，去皓首穷经地面对传统经典，我们能否让他不至于在“出版产业化”的滚滚洪流中获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机会？
如果一个敢于发牢骚、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不再被“处理”掉，或者被某些机关、个人当作“怪人”而“打入另册”，我们是否离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更进一步？
似乎太多的如果，却没有一个答案，一个民族的前行，除了科技的发达、技术的革新之外，似乎更需要一些类似于脊梁、血脉与精神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期望驾鹤西行的一代名士，会成为一个让我们望尘莫及的绝代名士，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