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全国。

出自史图馆

刘邦称帝后，因曾被项羽封为汉王，因此便以“汉”为国号，史称西汉。

刘邦称帝的合法性，来自于诸侯们的推举。

《史记》中记载，诸侯们推举刘邦为帝的原因，是因为刘邦在灭秦和打败项羽的两件事上功劳最大。

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

因此，刘邦的帝位与秦始皇的帝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因此秦始皇的帝位，代表至高无上，毋庸置疑，因此拥有绝对的权力。

而刘邦的帝位，只是说他的功德比其他诸侯大，所以只是相对权力。

也就是说，汉朝的建立，实质上是按照功劳分战利品。

刘邦的功劳最大，因此可以分得“帝位”，其次者可以分为王侯。

但是，这种方式就导致了权力架构不稳定。

皇帝、王侯之间的权力边界划分不清，同时彼此之间也缺乏信任。

每天朝堂之上，功臣们一起喝酒，酗酒争功，狂呼乱叫，甚至于拔剑击柱，无奇不有。

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

之后你看到刘邦杀臧荼、杀韩信、杀卢绾、杀彭越、杀英布，杀得满手血腥，还落了个“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评价。

其实就是刘邦得不到安全感，直到最后，刘邦决定换一种方式，以换取汉帝国的稳定与长治久安，于是就有了我们熟知的“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代表着三方势力：

白马之盟的主要核心内容，是“非刘氏不封王，无功者不得候”，主要的目的是保证各方利益。

自刘邦开始，丞相都是由军功诸侯担任，从萧何到申屠嘉直到卫绾，除了外戚的吕产，皆是出自军功元老，或是其后代。

所以你看，萧何刚死，曹参就收拾行李准备上任，因为按照军功，就该轮到曹参做丞相。

吕产为外戚，虽然在楚汉之争立有军功，但也是破坏了白马之盟的规则，于是周勃、陈平设计，将吕氏集团彻底消灭了。

之后，汉高祖刘邦第四子刘恒即位，是西汉第五位皇帝，既汉文帝。

文帝即位后，将长安的军功诸侯们遣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为了消除“诛吕安刘”之乱的震荡，汉文帝恢复了“白马之盟”，丞相由军功诸侯担任。

先是参与诛杀吕氏的周勃与陈平，接下来是灌婴、张苍。

张苍一共做了15年的丞相，等到他退位时，第一代功臣已经基本凋零殆尽。

这个时候，汉文帝非常想任用皇后的弟弟窦广国为相，但有诸吕之乱的前车之鉴，还是选择了年迈的申屠嘉。

申屠嘉是武士出身，但似乎并不适合担任宰相，《史记》中太史公对申屠嘉的评价是：

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意思是，申屠嘉刚正坚毅、品德高尚，但是他不懂权术，又没有学问，和萧何、曹参、陈平这些丞相比起来，要逊色不少。

他能够担任丞相，纯粹是因为汉高祖刘邦遗留下“白马之盟”的祖训，文帝看在他的军功上，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按照“萧规曹随”的旧例，申屠嘉虽说没有什么政绩，但也没有出多大的纰漏。

汉文帝驾崩后，其子刘启继位，既汉景帝，申屠嘉继续留任宰相，但汉景帝远不如他的父亲尊重申屠嘉及其所代表的军功诸侯集团。

于是西汉迎来了关键的转型期。

邓通是汉文帝的一个宠臣，有一次申屠嘉上朝见汉文帝，邓通就坐在旁边，因侍宠就没有行礼。

申屠嘉说完正事，对文帝说，“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於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就想杀了邓通。

因为“唯名与器，不可假人”，你喜欢他可以给他钱，但礼不可废。

但文帝只是说：君勿言，吾私之，压根没当回事。

申屠嘉回府后，就要把邓通招来，邓通马上去找文帝求助，文帝说：“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

你但去无妨，你去后我马上把你召回来就行了。

邓通到了丞相府“通顿首，首尽出血”，回去后和汉文帝哭诉说“丞相几杀臣”。

从申屠嘉与邓通的冲突可以看到，军功集团与皇权之间势力的均衡。

而到了汉景帝，做法就和文帝不一样了，毕竟他没有经历过诸吕之乱。

汉景帝最信任的大臣，是太子时的老师晁错。

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被太子誉为“智囊”。

景帝即位之后，跳级提拔晁错升为“内史”，进入了顶层决策圈。

《史记》中记载，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讨论国家大事。

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景帝对他言听计从，更改了许多旧法令，于是引起了军功集团的强烈不满和抵制。

晁错的内史府大门朝东，晁错觉得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一道门。

本来开道门不算大事，但这道门打穿了太上皇庙的围墙，一般人可不敢做，晁错就是依仗景帝宠幸自己。

申屠嘉知道后大怒，就想借着这事杀了晁错，同时向景帝强调军功集团的权力。

而景帝只是说，外墙不重要，不致于触犯法令。

退朝后申屠嘉回到家气得一病不起，吐血身亡。

申屠嘉的死，意味着白马之盟建立的权力分配体系开始崩溃。

汉景帝不尊重的，不只是军功老臣，而是整个“白马之盟”构建的权力分配体系。

这也是景帝重用晁错原因之一，朝堂之上，景帝可以借晁错制衡军功老臣，而且晁错还是“削藩”的主要推行者。

汉景帝想要的，是秦始皇的“绝对皇权”，而非白马之盟形成的相对皇权。

晁错早年学习的法家思想，于是有了用武之地。

景帝二年，晁错向景帝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

先是削掉了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之后，轮到了吴王刘濞。

齐、楚、吴是汉帝国最大的刘姓王侯，其中最强大的就是吴国。

吴国有海盐之利，兼冶铜铸钱，国用富饶，百姓无赋。

而且刘濞与汉景帝还存在着杀子之仇，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与刘濞之子下棋时起了争执，就被太子用棋盘给砸死了。

各种仇怨与猜忌，景帝与吴王彼此之间都要在强大之中寻找安全感。

此时，晁错要削掉吴国最富饶两个郡：产铜的豫章郡和产盐的会稽。

刘濞只能放手一搏，于是就有了以吴国为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由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没多久，晁错就被腰斩。

想要平定七国之乱，汉景帝必须团结军功集团。

为了消除申屠嘉之死带来的对军功集团的影响，杀死晁错，可能是最成本最低的方式了。

晁错腰斩后，汉景帝任用了第一代功臣周勃之子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叛，周亚夫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叛乱。

前143年，曾官居丞相，平定七国之乱最大的功臣周亚夫下狱后被饿死。

根据《汉书》记载，周亚夫的儿子因为私自买卖违禁葬器，而遭到连累被捕下狱，在狱中绝食而亡。

但其实导致周亚夫之死的，是因为两个更致命的事件。

其一，是废黜栗太子。

原本太子是刘荣，后来因为薄皇后无子被废，王夫人在皇后之争获胜，于是景帝决定废黜栗太子，改立王夫人之子刘彻（之后的汉武帝）为太子。

此事遭到了时任丞相的周亚夫，和军功集团大臣们的反对。

而景帝执意废黜刘荣，不惜杀人立威，最后终于立刘彻为新太子。

其二，是阻碍王皇后之兄王信封侯。

窦太后希望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周亚夫搬出了白马之盟反对，到了中元五年，景帝违反白马之盟，册封王信为列侯，君臣间发生严重的冲突。

之后就发生了周亚夫被捕下狱，后绝食而亡的事件。

这两件事的实质，都是军功集团对皇权扩张的阻止。

汉景帝希望扩张皇权，废除白马之盟，而军工集团则希望维护自身的权力。

周亚夫既是军功二代，又是当时平定七国之乱的军功最高者，又处在丞相的位置。

而且周亚夫之父周勃曾为了维护白马之盟，发动了诛吕之乱。

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之下，既让军功集团对周亚夫抱有极大的期望，又让景帝怀有严重的警惕。

周亚夫很自然的站到了皇权的对立面上。

于是，周亚夫之死也就顺理成章了。

周亚夫死后，同为军功二代的刘舍被罢免，由非军功集团出身的卫绾接任丞相。

至此，白马之盟构筑起来的体系彻底结束了，也为之后汉武帝空前的丰功伟绩奠定了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帝国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开辟了辽阔的疆域，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汉景帝明知诛杀恩师晁错，七国并不会因此罢兵，为何还要将其腰斩？

公元前155年，晁错向汉景帝上疏《削藩策》，请求对各诸侯进行削藩，并且他还说出了这样一句千古名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听到晁错这份激动人心的话，汉景帝犹如打鸡血一般的睡不着急，第二天他就命令公卿和皇族们在朝堂上讨论这件事情，但因为汉景帝宠信晁错，所以朝堂上除窦婴外，其他人都不敢公开表示反对，由此这篇决议得以顺利通过。

于是，汉景帝便正是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消息传出后，晁错的父亲极力劝说晁错不要这样愤青，趁未酿成大祸，赶紧劝汉景帝收回成命，但晁错却表示不听，他父亲一声叹息，遂服毒自尽。

等到汉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便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由此，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拉开序幕。

汉景帝在闻知消息后，边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他自己则留守京城。 汉景帝想到自己御驾亲征，感觉实在有些心虚，于是他又召见袁盎。因为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所以景帝就问计于袁盎。

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的目的只是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所以只要斩杀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

在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以安各诸侯。在大家的联合逼迫下，汉景帝最终准奏，于是晁错被腰斩。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景帝诛杀晁错，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虽然，汉景帝很清楚，即便诛杀晁错，吴楚等七国也不会就此罢兵。但问题是，如果不杀晁错，七国之乱肯定很难平息。

因为，现在起来造反作乱的，只有吴楚这七个诸侯国。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他们是第一轮被削藩的对象，他们的利益直接受到损害。至于其他诸侯国，他们暂时没有起来造反，绝不是因为他们觉悟高，而是他们的利益暂时还没有受到损害，所以他们想先看一看。

这个时候，如果汉景帝依旧信任晁错，就意味他仍然要坚定的执行削藩政策。换句话说，等到他把七国之乱平定后，接下来就要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削藩。在这种背景下，其他诸侯国将很容易被造反派给拉拢，也加入到造反的队伍中，这样七国之乱可能就会演变成十几国之乱。

如果最后是这种结果，汉景帝的中央政府，肯定会撑不住。所以面对七国之乱，汉景帝就必须立马表明态度，总而言之，削藩政策是错误的，是我被小人给蒙蔽。再总而言之，我将全面取消削藩政策，为表明我的态度，我现在就将晁错这个罪魁祸首杀死，所以大家也不用再担心削藩的事情。

有了汉景帝这样一种表态，其他的诸侯国，肯定不会再轻易参与到造反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七国之乱的规模就很难再扩大，因为没有新的力量加入他们。而仅靠吴楚之地，显然缺乏挑战中央政府的实力，所以仅仅三个月，七国之乱就被平息。

事实上，袁盎也好，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也好，还要其他大臣，他们之所以极力劝谏汉景帝诛杀晁错，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因为，七国之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诸侯国都借此叛乱，那原六国故地就会立马分崩离析，到时汉中央政府就成为陈胜吴广起义后的秦国。

客观来说，晁错的削藩手段，确实太急功近利，其政治手段一点都不成熟。

因为，削藩最难的事，就是如何让拥兵大佬无法实现联合。所以，这种事你秘密、再秘密，都怕打草惊蛇。结果晁错上来就是喊着口号去干这种事，生怕各地诸侯王不明白他们的意思，这不是不成熟是什么？

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诸侯已经被汉文帝不留痕迹的削过一次藩，比如文帝执政时，西汉最大的诸侯国齐国被和平肢解成六个国家，淮南国被一分为三，其他诸侯国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割。此时汉景帝的七国，与文帝之前的七国，已不可同日而语，否则汉景帝能否过这个坎，还是个未知数。

从这层意义上说，虽然晁错执行的其实是汉景帝内心里的想法，但他作为这件事的直接负责人，却错误估计形势，造成这种结果，自身肯定也难逃其咎，所以被杀也算是罪有应得。讲真的，晁错如果泉下有知，真应该向贾谊好好学习下究竟该如何削藩。

汉景帝明知诛杀恩师晁错，七国并不会因此罢兵，为何还要将其腰斩？

西汉景帝时期爆发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诸侯国叛乱的事件，史称“七国之乱”。而叛乱的诸侯国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晁错，清君侧。”

叛乱的诸侯国来势汹汹，景帝胆怯了，在明知道应叛军要求诛杀晁错可能并不会让叛军退兵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将晁错杀掉。这又是为什么呢？

西汉初期的“郡国并行”制度为七国之乱埋下伏笔

七国之乱的爆发，是西汉王朝初期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一次爆发，这其实与当时的“郡国并行制”有很大的关系，秦朝建立郡县制后，实际上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在后来的反秦起义过程中，郡县制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刘邦建立汉朝时，吸取秦朝时期郡县制的经验，在推行郡县制的时候，也分封了一些诸侯国，相互进行牵制。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为了壮大势力、收拢人心，封了许多将领为异姓王，汉朝建立之后，刘邦对这些势力强大的异姓王十分忌惮，所以选择将其除掉。

与此同时，刘邦觉得自己已经是九五至尊，应该让自己的亲戚也沾点光，同时也可以达到“以亲制疏”的目的，所以将他的同族人大封为王，地位比列侯还要高一等。

通过刘氏宗亲，刘邦最后铲除了所有异诸侯王，并且定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这就导致，刘氏宗亲的势力急剧增加，最后甚至威胁到中央的权利。

这些同族人封王后，有自己的封国，在封国内，一切以他们的意愿为大，他们就等同于君王。这也就是“郡国并行制”的由来。

这种制度的确是让刘家子孙都受到了荫庇，但是也导致了许多隐患。分封国中的自由度太大，而且还可以自主掌握军权和财权，久而久之，这些分封王便不愿意受管制了，他们开始形成了一种分裂之势，严重威胁到了中央集权。

所以统治者就开始着手削藩，这也使得两方的矛盾愈加激化，为七国之乱的爆发埋下隐患。

七国之乱的爆发与晁错有着怎样的关系？

在刘邦去世后，又经过吕氏篡权，导致西汉初期的政治生态极为混乱，等到汉景帝刘启登基之时，藩王与朝廷的矛盾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七国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吴王刘濞牵头导致的，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兄长刘仲的儿子，在刘邦起事的时候，建立了一定的功劳，后来刘邦封其为吴王，统辖三郡五十三城，在西汉初期实力一直非常大。

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入宫朝见皇帝，并且经常与刘启一块玩耍，结果在一次下棋时，吴王太子对刘启的态度十分不恭敬，刘启大怒，竟然拿棋盘生生砸死了他。

吴王刘濞痛失爱子，对朝廷的不满愈发严重，从此称病不上朝，连对天子的基本礼节也不遵守了。

汉文帝觉得吴王痛失爱子，所以身体抱恙，再加上是太子刘启的过错，心中有愧，一开始对吴王的态度十分包容。可是过了许久，吴王还是如此，而且经过调查，吴王好好的，并没有生病，朝廷就扣押下了吴王的使臣，借此警告吴王。

吴王心中十分惶恐不安，于是就起了反叛的念头。

汉景帝继位后，藩王的态度已经十分嚣张了，严重威胁到了朝廷。于是景帝与御史大夫晁错开始谋划削藩。

晁错上书陈述诸侯过错，请求将诸侯的封地削减。景帝开始逐渐寻找藩王的过错，削减他们的封地。

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六个县的封地；楚王刘戊服丧时淫乱，削减其东海郡。

此类种种，都让藩王们非常不安。于是与朝廷素有旧怨的吴王刘濞连同赵王刘遂、楚王刘戊、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招兵买马，公开叛乱。

又与匈奴、东越的人勾结，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向西进军，因为声势浩大，前后参与的诸侯国多达七个，因此被称为“七国之乱”。

晁错在这个事件中，起到的不是根本性的作用，只是触发七国之乱的直接性原因。

汉景帝明知诛杀晁错无用，为何要杀他呢？

由于西汉初期，地方诸侯国势力雄厚，因此在七国之乱起初进展十分顺利，势头十分迅猛，景帝知道后，有些不安，与大臣商量对策。

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但是大臣袁盎却建议景帝满足叛军的借口杀了晁错，这样叛军就没有借口继续发兵了。袁盎曾经做过吴国的丞相，所提议的建议自然是对吴国有利。

但景帝思考之后，却听从了袁盎这个建议，将晁错腰斩于东市。但此举并没有让叛军停下脚步，反而是觉得朝廷软弱可欺，更加张狂了。

这才让景帝坚定了武力镇压叛乱的决心，派遣了大将周亚夫镇压叛乱，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将这场叛乱平息。

其实景帝应该能够料到，就算杀了晁错也不能平息这场叛乱，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这就不得不让人深思。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景帝选择杀了晁错其实是一种政治赌博，如果七国退兵，那就算是赌赢了，但显而易见，他赌输了。

但是就算他赌输了，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这也为景帝争取了一些调兵遣将的时间。

从根本上来说，七国之乱的爆发还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杀晁错实际上可以告诉更多的诸侯国，中央没有削藩的意愿，使得没有参与叛乱的诸侯国不要加入进来。

这也让诸侯国的出兵没有了立场，因为叛军打出的的名号就是“诛晁错、清君侧”，现如今晁错已死，叛军仍然不退兵，这在道义上就是站不住脚的。

同时还可以让朝中主和派的大臣们认清现实，就算是杀了晁错，也不能让叛军退兵，只能靠武力解决，为后来自己对叛军的镇压省去不少口舌。

这样来看，汉景帝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只死晁错一个人，但却能带来诸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汉景帝看的清楚、算的明白，自然选择牺牲晁错了，虽然晁错曾经是汉景帝的恩师，但对于景帝来说他也不过是一枚棋子而已。

对于帝王而言，没有什么恩情可讲，只有服从政治利益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