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我国最具价值的历史著作,司马迁也因为此书流芳千古。
《史记》共52万多字,就算以现在的常用汉字3500个来判断,其中重复的常用字必然不少,更何况汉字的发展是在不断的扩充中,而两千多年前的常用汉字必然比现在少许多,就算是以文言文表达,也必然会出现不少的重复常用字。
可纵览“史记”全文,我们会发现,“谈”这个字在整本书中少之又少,又是后读完一遍若是不在意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现这个字的存在,而“谈”字不管是在古代还是今天都不算是生僻字,都是常用的汉字之一,以“谈”字在书中的出现频率来看,司马迁显然是有意避开此字,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其它一个例子:陆游曾在书中有一段记载,说有一个州官叫田登的不准本地的属下以及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正月十五的时候要放花灯三天,而底下的小吏写布告的时候不敢写“灯”字,便以“火”来代替,于是便有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
在古代像这种避讳字多的数不胜数,古人名字多为单名也正是出于减少避讳字的原因,司马迁也不例外。
总结下来古代在字上的避讳大致分为四类,首当其冲的也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便是避讳帝王的字号,隋朝设立三省六部制,其中有一部为民部,唐朝沿用,可到了李世民当皇帝的时候,这个“民”便出于避讳改成了“户部”,再往前的汉朝,刘秀的名字中有个“秀”,所以那时候并没有“秀才”,而是叫做“茂才”。
第二类便是避讳上属的名字,田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类是避讳圣人的名字,比如说孔子、孟子等等,北宋时期有一个暇丘县,而孔子叫孔丘,为了避讳这个“丘”字此县的县名改为了暇县,甚至原本的“丘”姓改为“邱”姓,连读音都变成了“qi”。
第四类避讳是避讳长辈的名字,一般都是三代以内的祖先,如此表示对长辈及祖先的尊敬,这正是司马迁在书中极少写“谈”的原因。
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为了避讳其父的名字,便很好在《史记》中用“谈”这个字,但并不是说一次都没有用,只是用的很少而已,若是仔细寻找还是能找到一些,比如:“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出自“史记”中的“晋世家”。
而有些名中带谈的司马迁会以其它字代替,能够考证的便是汉文帝时期的宠臣赵谈,司马迁将“谈”字改为了“同”,称其为“赵同”。
古人有古人的智慧,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尽管古代的避讳在我们现代看来嗤之以鼻,不过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不管好坏,我们应当从中有所收获。
有多少个汉写?
近十万个日常所使用的汉字只有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则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为什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只收录〈史记〉等出现的字,东汉以后的都不收录?
词典的说明不是这样说的,词典中有这样的话:这本字典是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的基础上编写的。
我们选择字头的原则是:既然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那么顾名思义,它的收字应以“古汉语”为范围,以“常用”为标准。所谓“古汉语”,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文”,指的是以先秦和两汉的传世文献以及后代“古文家”模仿这些文献的语言而写成的作品为代表的那种语言,不包括汉译佛典、六朝笔记、唐诗宋词以及近代戏曲、小说的语言,所以,本字典只收文言文中的常用字,至于在其他语体的作品中常用的字,本字典不收。所谓“常用”,指的是在阅读文言文作品中会经常碰到的,所以,那些只见于古代字书而没有书证的字,以及只用作很少见的人名、地名、动植物名、器物名的字,本字典不收。还有,这本字典是为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学习古汉语用的,那些古今意义完全一样的字,读者不需要查字典就能懂得,所以,这些字本字典也不收。
1988.12版说明:
本字典收古汉语常用字4100余个(不包括异体字)。古今意义相同而且现代汉语中也很常用的字,古书中很少出现的生僻字和意义,古白话和现代汉语中才出现的字和意义,以及诗词曲中特有的意义一般不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