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虽然起源于隋唐，但在当时却远没有后来的风光。比如终唐一朝289年共开科273次，几乎是一年一考，但在总计近400位大唐宰相中，出身科举的还不足50%。即便在剩下那不到半数的进士宰相中，真正的寒门庶族子弟也是寥寥无几——想当官、尤其是当大官到头来还是得靠拼祖宗。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后，看到新晋进士意气风发的走进宫廷，就以为打破了士族子弟充斥朝堂的旧格局，因此还兴高采烈的自吹自擂了一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顺道给后人贡献了个成语。
在士族门阀势力犹存时，科举就是摆设，根本没有宋明时的辉煌
可结果呢？整个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寒门人才，也就是一个马周而已。
直到晚唐黄巢和朱温操起屠刀将高门大姓杀了个精光，科举的春天才姗姗来迟，并成为那些出身寒门庶族的士大夫的狂欢场。
可凡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在汉唐之时，士族子弟哪怕是酒囊饭袋也能凭着家世做官，而寒门士子哪怕才高八斗也难享贵官厚禄。所以后者恨透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腐朽的官吏选拔制度，渴望更加公平透明的科举制度成为自己的晋身之机。可是等到两宋以后科举大兴，甚至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得拜相”的程度时，他们又开始纠结起来了。
纠结啥？以前当不上大官时，他们痛恨官爵世袭；可如今当上了大官，又恨不得世袭制能死灰复燃。否则万一自己的子孙不肖考不上进士——以科举那可怜的录取率，这种可能性几乎就是九成九——那岂不就要家道中落了？自己这一辈子岂不是白忙活了？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概说的就是这种破事吧。
处于不同的位置，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自然不会相同
于是两宋士大夫一旦发迹，就开始为如何让自家子孙世世代代的赖在官位上而绞尽脑汁。再加上赵家皇帝对士大夫无底线的拉拢和抬举，导致发源于两汉但一直“不着为常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的恩荫制度，反倒在两宋泛滥成灾，数量几成历代之最：
“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史》）
不过，在这方面干得最成功的非韩琦莫属——这位历经仁宗、英宗、神宗的北宋三朝元老，不但将相州韩氏打造成北宋第一名门，甚至还有人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士族。
01韩琦，字稚圭、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他虽生于官宦世家，但要是按照魏晋那套评定家世品级的标准，也是妥妥的寒门。他老子韩国华虽然是进士出身，还曾知泉州、担任过右谏议大夫，但在韩琦4岁时就病故了。因此韩琦是在几个兄长的拉扯下长大的，也算是过了段苦日子。
韩琦祖上并不光鲜，他本人才是相州韩氏发迹之祖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刚满20岁的韩琦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10年后，担任右司谏的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将当时的朝中四大佬——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一网打尽，统统撵回了家。自此他一举成名，“片纸落去四宰执”的名声传遍天下。
因此，韩琦获得了出使辽国的机会，这种任命在北宋官场上通常是即将受到重用的信号。果不其然，从辽国归来后他很快就受命担任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随后又转任陕西安抚使，成为一方封疆。
韩琦在西北御夏不到5年，倒是没少替自己造声势，留下了不少典故和轶事，比如“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默记·卷上》），又如“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谈苑·卷三》）什么的。然而战争是最容不得弄虚作假的事情，西夏人很快就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三场让宋人痛彻心扉的惨败，告诉世人什么叫“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西夏书事·卷十五》），更让韩琦这个眼高于顶的官场新贵首次尝到了没脸见人的滋味：
“韩公遂举兵，次好水川。元昊设伏，我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韩公遽还，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公掩泣，驻马不能进。”（《鹤林玉露·乙篇·卷二》）
韩琦在宋夏前线忙活了半天，就忙活出来个耻辱的《庆历和议》。于是只好灰溜溜的跟着大哥范仲淹回京出任枢密副使，随即又打起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中去。
宋仁宗是对夏的几场惨败，韩琦要负主要责任
当然我们都知道庆历新政的结果是无疾而终。再度受到打击的韩琦心灰意懒，便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自请出外，并此后的10年间先后在河北和河东任职。自打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在百余年间未有战事，韩琦所谓的镇守北疆之功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而且韩琦治军似乎只有杀人立威这一种手段——在陕西时为了震慑西军大将狄青，就不由分说的宰了其心腹爱将焦用，到了河北河东同样是走到哪儿都要砍下一地脑袋。反正在士大夫眼中，武人的命等价于猪狗，宰就宰了，还需要什么理由？
史书上说韩琦屠刀一出，“由是中山兵精劲冠河朔”（《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简直就是扯淡。要是真有如此精兵，为何仁宗年间宋军没打出过一场像样的胜仗？而且也就是他运气好，摊上的北宋太平年间的窝囊兵——要是赶上汉唐时的骄兵悍将或者靖康之后游兵散勇，韩琦这么胡搞一气的结果即便不引来哗变，弄不好也得被反杀。
隋朝名将杨素也有临阵杀敌前先砍死几个自己人的毛病（似乎初唐名将李世勣也爱这么干），但却能起到“将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的效果。为啥？因为老杨戎马一生逢战必胜，所以人家干啥都有理。可韩琦有啥本钱，“韩琦未足奇”？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韩琦被召还朝担任枢密使，并在两年后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终于实现了当宰相的梦想。话说在北宋当宰相固然是荣耀无比，但可惜赵家皇帝却几乎都是“受迫害妄想症”的重度患者，在防宗室防外戚防武将之余对于文官也不得不防上一手，于是就疯狂迷恋上了“闲着没事换个宰相玩玩”的游戏。比如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就换了23人次的宰相——任一宰相只要干了两三年，就得赶紧给自己弄出点毛病让谏官们好好弹一弹，然后顺势下岗换班。
北宋的宰相也就是看着风光，实际上就是任皇帝拿捏的棋子
这几乎成了北宋官场上的“明规则”。
偏偏韩琦赶上了好时候。他拜相时，赵祯已经年近60，身体已经接近垮掉偏偏又膝下无子，朝中因建储问题吵作一团，使得他根本没有精力再玩弄换宰相的小把戏。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赵祯驾崩后，作为几乎是被韩琦一手推上帝位，并在“濮议”事件中合作愉快的宋英宗赵曙，自然也没理由把这个贴心的宰辅撵走。而且赵曙在位4年就撒手人寰，随即宋神宗赵顼即位，于是韩琦不但幸运的连当了10年宰相，还一不小心混成了三朝元老。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因押班事件韩琦辞相并出任地方，并在8年后致仕，随即病逝于老家相州。赵顼为此辍朝三日，诏许配享英宗庙庭，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并亲立“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以作纪念。后来宋徽宗赵佶曾加赠韩琦为魏王，宋理宗赵昀也将其列入昭勋阁二十四功臣当中。
02纵观韩琦一生，其才其能其功在北宋浩若烟海的所谓名臣贤相中其实并不突出。论德行才干他不如范仲淹、王安石远矣，论操守清名更不及包拯、陈希亮，哪怕是对自身执政理念的坚守，韩琦也不如司马光、章惇那样立场坚定。即便是论到“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这个宰相的基本职责，其实韩琦做得也远不如晏殊、庞籍、刘沆等人圆滑巧妙、润物无声。
北宋名臣良相辈出，韩琦在其中并不出众
但要论到把官做到人臣之极限的同时，还能将子孙后代安排得明明白白，整个大宋朝还真没谁敢说自己跟韩琦是一个段位的。
在两宋319年间曾有173人次担任过宰相（不算副相和枢密使），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只能风光于一时，免不了人走茶凉、家道中落的下场。少数几个例外中，吕蒙正和侄子吕夷简、侄孙吕公著虽曾有过“一门三相”的荣耀，但因涉入党争太深而屡遭诟病，名声自然也好不了；章得象与族侄章惇虽曾两度拜相，但争议更大，名声还不如老吕家。
能跟韩琦这个“相州韩”一较高下的，在大宋朝也就剩下个另一个姓韩的，即“灵寿韩”。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灵寿韩氏的开山老怪韩亿首登进士第。虽然其一生最高只做到了参知政事（副相），距离宰相只差一步之遥，但他的8个儿子中有4个考中了进士，孙辈中又有5人皇榜提名，加上重孙辈韩亿祖孙四代共涌现进士12人——这种盛况在科举时代几乎近于神迹了。
更别提其子韩绛、韩缜两度拜相，加上韩亿和韩维有过“父子四国公”的荣耀了。
但比起相州韩氏来，灵寿韩氏还是稍差一筹。
韩琦曾任相10年，长子韩忠彦曾为徽宗朝宰相，曾孙韩侂胄在南宋宁宗朝不但成了老韩家的第3位宰相，而且权势熏天，见谁灭谁，直接主导了著名的开禧北伐。
北宋重臣维持门第不坠的三种手段：考进士、选女婿、跟皇帝当亲家
从韩琦到韩侂胄，相州韩氏在近150年间始终活跃在两宋政坛。这在自唐末士族门阀彻底没落后的历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故此老韩家也被称作两宋第一高门，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世家。
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算过分。
那么韩琦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大概有三，一曰立人设，二曰会站队，三曰抱紧皇帝的大腿。
所谓立人设，大概分为两面。在皇帝面前，韩琦不但始终表现得忠心耿耿，还刻意表现自己性格爽直、有话就说，从不藏着掖着的一面。因此他深得信任，哪怕在庆历新政失败后遭到守旧派的群起攻之，赵祯仍然认为是韩琦性情如此，从而不吝施加援手予以庇护：
“时二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虽事属中书，亦指陈其实。同列或不悦，帝独识之，曰：‘韩琦性直。’”（《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
而在天下人面前，韩琦树立的形象则是标准的士大夫典范。这不仅表现在他总是喜欢插手军事，虽然败仗打了一大堆，但打压甚至是迫害以狄青为首的武人不遗余力，更体现在无论何时何地，韩琦总是站在维护士大夫利益的立场上。
赵匡胤的一杯酒，不但砸断了武人的骨头，更让文官骄横妄为，埋下无数隐患
比如对外的态度。在韩琦的前半生虽然成天打败仗，但却堪称是顽固的强硬派。在西北时，范仲淹主守，韩琦偏要主攻，一看到党项人就上头，这才导致了三场险些葬送国运的大败。在“镇抚北疆”时面对契丹的小规模骚扰，他也是敌进一尺我必还一丈，让宋辽两国皇帝都非常头疼。可是等到宋神宗赵顼要对内变法、对外振作时，韩琦却一反常态的主张妥协退让，甚至不惜大肆宣扬宋之七事致“契丹之疑”，要求赵顼在河东划界问题上做出让步：
“臣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赴辽）报聘，具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引用同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琦对待变法的态度。庆历新政时，虽然士大夫内部对此看法不一而且守旧派势力强大，但是傻子都能看得出变法派中坚如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蔡襄、余靖等年轻有为，前途无限，必成未来的朝廷新贵。因此，韩琦推动变法不遗余力，立场比谁都坚定、态度比谁都强硬。最后哪怕连赵祯都退缩了，范仲淹都心灰意冷了，韩琦还是一副不服不忿的劲头，非要跟反对派死磕到底的架势。那场面堪称悲壮惨烈，也让他真正扬名天下，哪怕因此被迫贬黜地方，但也为后来的还朝拜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等到王安石变法时，韩琦却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韩琦上书赵顼强烈反对青苗法，并与王安石展开辩论，还不惜自解河北四路安抚使的官职以示决心。这就导致了对于韩琦非常倚重的赵顼一度动摇了将变法推进下去的信心，可以说在司马光之前，韩琦才是反变法派真正的“赤帜”。
韩琦的政治立场为何如此没有底线？还不是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舆论站在哪边，他就替哪边站台？所以北宋自仁宗朝后因政见不同党争愈烈，多少名臣贤士都有过先成神再变鬼，或是先当鬼又封神的诡异经历，更有一大堆倒霉蛋因此名列《奸臣传》。
立场如变色龙一般变化无穷的韩琦，注定只能算是个政客
可是无论谁起谁落，都牵扯不到韩琦半分，更没人敢招惹，人家始终都是“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哪怕替其立碑的赵顼都被打落神坛，老韩照样屹立不倒，就是这么牛叉。
03人设立稳之后，韩琦做起事来就愈发肆无忌惮，也不在乎什么底线了。
他当上宰相后，面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储——宋仁宗赵祯其实挺能生的（儿女16人），但儿子只生下来3个不说，还一个都没养活。因此在其晚年如何承继皇统就成了个大难题，而且君臣分歧严重。赵祯的想法是我还行，还能生；而大臣们的看法却是你不行，还是赶紧认个干儿子吧。
赵祯晚年过得非常凄惨，很大原因就是被韩琦等人逼的
尤其是韩琦，态度比谁都积极。只要一逮到赵祯就在他耳朵边唠叨：您老就別犟了，亲儿子没可能了，赶紧认个干的吧：
“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
话说韩琦也知道自己招人烦。为防止老赵一恼火把他的相位给撸了，韩琦每次折磨赵祯都拉上包拯、范镇、曾公亮、张昇、欧阳修、司马光、吕诲等一干重臣或谏臣分摊火力，搞得皇帝束手无策，甚至惨到了每每在内宫与曹皇后抱头痛哭的地步。也正是在韩琦的不懈努力下，赵祯最后不得不立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太子。
所以赵曙和赵顼父子才会对韩琦感恩戴德、倚为心腹了。
可赵祯认儿子可不是无条件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还可以算是韩琦提出的——正是他拿出《汉书》以汉成帝刘骜因无子而立侄子刘欣（即汉哀帝）为嗣做例子，才说服了老皇帝决心立赵宗实为太子。要知道刘欣虽然在位没几年就挂了，但可是一直老老实实的认刘骜为父，香火祭祀从没短过半分。因此韩琦此举完全可以视作巧妙的暗示赵祯，无须担忧身后之事并作出担保，这才打消了后者的疑虑。
然而等赵祯挂掉以后，第一个跳出来建议赵曙认自己的亲爹赵允让为“皇考”而将赵祯甩到一边去的，却恰恰就是韩琦。不过老韩此举却踩了雷，朝中上至皇太后曹氏、下至除了宰执外的绝大多数官员都被这种不要脸的行为所激怒。因为反对声音太大，赵曙不得不将此事搁置作为让步。不过在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韩琦再度旧事重提，遂引发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规模朝争，史称“濮议”。
朱厚熜在左顺门外打大臣屁股打得理直气壮，赵曙就没有这个底气
北宋的“濮议”和明朝的大礼议事件，虽然都是因新帝以旁宗入继皇统后管谁叫亲爹的问题所引起，但性质却完全不同。明世宗朱厚熜是在明武宗朱厚照死后，被以杨廷和为首的一群大臣推上帝位的，非但与朱厚照未有过直接的交集，也没做出过任何承诺。因此他即位后坚定的拒绝把亲爹换成明孝宗朱佑樘，并非得追尊兴献王朱祐杬帝号的行为，虽然违背了当时的礼法，但在大义和孝道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赵曙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你要不想换爹，那当初就别眼红太子之位，毕竟大宋朝宗室多如狗，赵祯又不是非选他不可。既然收下了这份天下最大的好处，那就必然要付出代价，可赵曙出尔反尔，既要当裱纸又想立牌坊，这得有多不要脸？
而在赵祯和赵曙间左右逢源，又率先掀起濮议之争的韩琦，更是堪称无耻之尤。
那么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濮议又是怎样落幕的呢？一个是因为赵曙这个病秧子在位仅4年就挂掉了，继位的赵顼一心变法，对他爷爷的名分问题不感兴趣。再一个就是反对赵曙认亲爹的中坚人物、赵祯的皇后曹氏突然认怂了，下诏不再反对此事，这才使得大臣们群龙无首，只能认栽。
关于曹皇后为啥突然态度大变，史书给出的答案是“深明大义”四个字，这纯粹是在糊弄人——涉及到自身及宗族的兴衰存亡，哪来那么多的深明大义？倒是野史中记载的韩琦勾结宦官灌醉了曹皇后，再在早已拟好的诏书上强行盖章的说法，看起来更为可信，也更符合韩琦的性格。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赵曙重病不起，韩琦又赶紧建议立赵顼为太子——他这个“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就是靠这么反复卖好得来的。
04韩琦毫无操守更毫无底线的一番操作，给子孙后代带来了丰厚的福利。
自赵曙以后，宋神宗赵顼、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以及宋高宗赵构均出自濮王一系，因此对韩琦及其子孙自然是感恩戴德，继而投桃报李。比如赵佶即位之初任命的头5位宰相皆庸碌奸恶之辈，太学生陈朝老曾愤然上书直指其弊，并预言这货再这么胡搞下去，大宋江山迟早药丸——后来果然一语成谶。
赵佶真迹《瑞鹤图》。这位宋徽宗除了不会做皇帝，别的统统拿手
其中被点名者就包括韩琦的长子韩忠彦。而以这货的水平能当上宰相，纯粹就是因为赵佶大开后门的结果：
“陛下即位以来，凡五命相，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何）执中何为者耶？是犹以蚊负山也，亦无损于山，若以斯人治天下，臣恐天下坠甑矣。”（《八闽通志·卷六十五》）
对此赵佶根本不在乎，而且还变本加厉。比如当时蔡京曾主持立《元祐党人碑》，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并刻姓名于石碑之上颁布天下。结果赵佶发现韩忠彦及其子韩治也名列其上，便立即下诏“韩琦子若孙尝以累在吏议者，其除之”（《竹隐畸士集·卷十七》）。
同时，在历代实行流官制的王朝中，其中一个极大的禁忌就是官员在本乡本土为官。北宋优待士大夫，因此往往在重臣因故离任或是半隐退时，许其回家乡任职，故此韩琦才得以数次知（或判）相州。
但这种优待只限于重臣本人，不可世袭。但赵佶却给韩琦的子孙开个口子：
“先帝诏韩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荣事也。”（《宋史·卷三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于是在韩琦之后，其孙韩治、曾孙韩肖胄相继知相州，并分别筑昼锦堂、荣归堂、荣事堂以显尊容。而要不是一场靖康之变让相州成了金国的地盘，韩氏“三世守乡郡”的所谓佳话没准还得继续下去多少代，这种情况在晚唐士族消亡后，可谓绝无仅有。
今日安阳，在千年前几乎成了韩家的私人王国
可是赵构因为无子不得不学赵祯找宗室子弟继统，因此从宋孝宗赵昚起，赵宋皇统归于宋太祖赵匡胤一脉——这位赵家祖宗可跟相州韩氏没什么瓜葛，韩琦的子孙凭啥继续受到各种照顾，以至于韩侂胄一个连进士资格都没有的“官四代”能当上平章军国事，成为独揽大政的权相？
因为韩琦早早的就下了一盘大棋。
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把6个儿子的未来之路安排得明明白白。长子韩忠彦虽然“庸懦”，但凭才学考个进士还不算费劲，那就去走正途；剩下的几个儿子韩端彦、韩良彦、韩纯彦、韩粹彦就是如假包换的纨绔子弟，老韩就凭面子给他们弄来个荫补的资格，再加上濮王一系皇帝的关照，基本都混到了两制官以上——这在北宋宰相之后中，又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而对于幼子韩嘉彦，老谋深算的韩琦则安排他娶了赵顼的第三女唐国公主。
话说在今人眼里公主是金枝玉叶，但在两宋时却并不怎么值钱，甚至还会遭到嫌弃。理由有二，其一是尚公主等于自绝于仕途，所以但凡有才华或有理想的都不愿意娶公主；其二是两宋士大夫对于皇亲国戚不但鄙夷而且不吝打压。像是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人家不但是进士而且能力也很不错，更没啥劣迹，可就因为外戚的身份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排斥和诋毁。河堤决了、蝗灾来了、哪儿地震了还是冒出叛乱了都是赵祯贪恋美色，任用小人的错，包拯、陈升之、吴奎等谏官更是将张尧佐当棉花弹，直到将其撵出朝堂为止。
像真宗朝宰相向敏中本来名声不错。可等到他的曾孙女嫁给赵顼当上了皇后以后，老向虽然得以追赠燕王，但向家作为外戚却等于自绝于士大夫，几代世交都必须与其断了联系，以示跟外戚划清界限。
在宋朝当上皇亲国戚可不是啥好事，没准就被老包这样的士大夫找个借口给“铡”了
不过已经功成名就的韩琦，却根本不在乎这些虚名。他要做的，就是跟皇权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让韩氏子孙世代尊容、家道不绝。
所以韩侂胄为啥能当上宰相？因为他奶奶就是那位唐国公主，赵构的皇后吴氏是他的姨妈（韩侂胄还娶了吴皇后的侄女，亲上加亲），当朝宋宁宗赵扩的皇后韩氏还得管韩侂胄叫一声“叔祖”……
有如此强大的后台，韩侂胄当个宰相还算啥稀罕事吗？
韩琦当年看似令人（指士大夫）不齿的一个小举动，才造就了相州韩氏近150年的辉煌。
不过韩琦此举虽出于私欲，但也并非没有好处。比如说整个南宋一朝对于北伐中原、恢复故土最热衷的两个人，无疑就是岳飞和韩侂胄。前者为了直捣黄龙不惜屡屡抗命，最终还惨遭冤杀，而后者更是南宋中期北伐的急先锋，投降派甚至不得不采取肉体消灭（暗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把他拦住。
恰好，这两人都是相州人，据说岳飞还给韩家当过佃户。也正是这二人，身负国恨家仇，矢志抗金复国，虽未功成，但足慰平生。
对于韩侂胄来说，北伐是于公于私都必须要干的事情
这也算韩琦无意间做的一件好事？
想那两晋南北朝之时，正是像祖逖、庾亮、褚裒、谢安等北方士族子弟前赴后继的北伐中原，才使得五胡之乱未涉江南，为华夏文明保留下了火种。晚唐士族灭绝，又有相州韩氏继绝再起，又一次肩负起这一重任。
从这个角度看，说相州韩氏是中国最后的士族，也不为过。
北宋韩氏家族
韩琦家韩氏是河南安阳（宋时为相州）的大姓。韩琦的家族在当时也非常地显赫，他的外祖母李氏是后晋宰相李崧的侄女，外祖父韩构曾做过知府。韩琦的父亲名叫韩国华，是北宋初期的名臣，在《宋史》中，专门有传记载韩国华的事迹。说他曾出使辽朝，最后官至右谏议大夫、泉州知州。因为在泉州做知州，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深得人们爱戴，韩国华死后，泉州人曾为悼念他，而罢市。 子琚、璩、琦。韩琦是韩国华最小的儿子，出生在泉州，但四年之后，这个家庭就遭遇了不幸，韩国华因病去世。韩琦读书非常地刻苦，刚刚20岁时就考中了进士，开始踏上仕途，渐渐成为宋朝名臣。 子孙四代中三居宰相，累世不衰。南宋权相韩侂胄便是韩琦后人。韩亿家韩氏是真定府灵寿县人（今河北灵寿县），徙开封雍丘县（今河南杞县）。咸平五年进士，除大理评事，知亳州永城县。景德二年，改大理寺丞，判陈州，移郓州、许州，迁殿中丞，改太常博士知洋州。迁屯田员外郎知相州，入为殿中侍御史，擢侍御史，除河北转运使。天圣二年，知青州，三年，判大理寺，迁工部郎中。四年授龙图阁待制，充辽朝国信副使，改兵部郎中，授枢密直学士，明道元年，拜谏议大夫，累迁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景佑四年，授参知政事，改吏部侍郎知应天府，庆历元年，迁尚书左丞，二年请老，授太子少傅致仕。四年八月卒，年七十三。諡忠献，一作忠宪，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封许国公。亿子韩绛。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亿子。以父荫补太庙斋郎，累迁火理评事。仁宗庆历二年（一○四二）进士，除太子中允、通判陈州。历户部判官，擢右正言、知制诰，迁龙图阁自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嘉佑中，历知庆州、成都府、开封府。为三司使。英宗即位，迁给事中。治平二年（一○六五）权知开封府（《开封府题名记碑》）。神宗即位，拜枢密副使。熙宁三年（一○七○），拜参知政事，罢知邓州，徙许州、大名府。元丰元年（一○七八），知定州。六年，知河南府。哲宗即位，改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康国公。元佑二年（一○八七），以司空、检校太尉致仕。三年卒，年七十七。谥献肃。
河北韩姓是指，韩愈的后代，因他的郡望在河北昌黎，故名河北韩姓。韩亿自河北迁居河南，有称河北韩姓。而韩琦家居相州，称相州韩姓。
关系好像没有。只是“神宗立，韩琦荐（韩）绛有公辅器，拜枢密副使。”
差点刨了朱程道学祖坟的庆元党禁，让韩侂胄成了南宋第一奸贼
要说到中国历史上最丢人现眼的王朝，堂堂大宋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某种程度上就连晚清都得瞠乎其后——后者好歹还扯着块名为“半封半殖”的遮羞布呢，前者在靖康之变中干脆就国破家亡了。然后徽钦二帝的一大家子被抓到女真人的老家去表演游街献俘，还被迫行牵羊礼，堪称是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要不岳武穆怎么会恨得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当然这话说得并不准确，毕竟赵构又整出了南宋这么个半壁江山嘛。所以“空前”可以画上句号了，但“绝后”可不行，老赵家还得继续丢人现眼。
要说南宋152年间堪比靖康之耻的丢人事，有人可能会想到搜山检海，会想到莫须有和风波亭，此外还有绍兴和议、端平入洛、恭帝出降、崖山投海什么的，简直是数不胜数。
但我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留给后人的耻辱感都没法跟“函首安边”相比。
那么何为函首安边？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南宋朝廷为了跟金国达成和议，不惜称臣、割地、赔款，可女真人还是不满意，非得在投降书中加上这么一条——要求宋宁宗赵扩君臣将主战派韩侂胄和苏师旦的脑袋割下来，然后送到金国展览示众，以达到羞辱和震慑宋人的目的。
在大约700年后的庚子国变中，“我大清”的那位因丧权辱国而遗臭万年的太后对洋鬼子的一大堆无耻且无理的要求一概照准，唯独对“严惩祸首”这一条款坚决不肯退让。直到最后被逼进墙角才不得不做出妥协，使得“函首安边”成了《辛丑条约》中最后才被确定下的内容。是因为载澜、载漪、赵舒翘、毓贤这些宗室、重臣的脑袋有多金贵？这就有点扯了，对于一个帝王而言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两条腿的臣子却从来没值过多少钱。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割地赔款都磕巴不打一下的批了，连京师都让洋鬼子驻兵了，她还在乎多摘下120多颗脑袋？
因为连这个祸国殃民的老娘们都知道，载澜、载漪们的脑袋在平时可能不值一文钱，在此时却有千钧之重——这涉及到了一个王朝乃至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和底线。
可在700多年前，史弥远和林大中等主和派却毫不在乎的建议赵扩答应女真人的要求，因为“与其亡国，宁若辱国”（《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嘛。于是宋人将已经死去多时的韩、苏二人开棺戮尸，然后乖乖的将其首级拱手奉上。
也不知道是真的尊重英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恶心宋人，女真人非但没有虐待韩侂胄的遗体，还将其妥善安葬，甚至追封为忠缪侯——何为“忠缪”？忠于为国，缪于为身是也。对于一个被自己人列入《奸臣传》而遭万世唾骂的人物，却收获了来自他最痛恨的敌人如此评价，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后来有人说，若是韩侂胄和岳飞能生在同一个年代，何愁难雪靖康耻？
可很少有人注意到，要是老韩没被史弥远暗杀掉而是能继续掌权个十年八年，没准后来祸害了明清两朝的朱程理学真的就会让这位权臣给“辣手摧花”了。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庆元党禁”这件事了。
说到南宋的奸贼，很容易让人想到的3个名字就是秦桧、韩侂胄和贾似道。毕竟一部《宋史·奸臣传》中，南宋一朝有幸列名其上的只有7人，而这3位仁兄又是最出名的。
抛开人品私德不谈，韩、贾二人与秦桧却是截然不同的。首先，韩贾是坚定的主战派和改革派，而秦桧是顽固的主和派和保守派；其次，秦桧是标准的士大夫，而韩贾身上最显眼的标签，则是外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按照当时主流的舆论——当然是所谓的“士林”观点，秦桧的作为并没有多出格，相反韩贾才是真正的异端。
否则为啥名列《奸臣传》的尽是些主张变法或革新的人物？而像蔡京、秦桧之流要不是捅的娄子太大、影响太坏，没准也能像史弥远一样逍遥法外。
贾似道为了挽救朝廷财政强推公田法和打算法，这就是跟满朝文武和地方豪绅的钱包过不去，不弄死他并将其批倒批臭简直就没有天理了。至于老贾一下台，满朝的忠臣义士们就将谢太后和赵这对孤儿寡母扭送出临安城献给蒙古人这码事，谁在乎？
当然钱财乃是身外之物，老贾抢走了他们还能再夺回来，就算赵家皇帝倒台了他们还可以从蒙古人那里搞。可要是士大夫赖以存身立世的理论依据都被砸烂推倒了，那他们想当胡汉三回来反攻倒算都得成为一种奢望。
所以相比贾似道，主导庆元党禁、大力倡导禁毁朱程道学的韩侂胄才是士大夫最痛恨的那个人：
那么庆元党禁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起，韩侂胄为了打击政敌、右丞相赵汝愚，就拿后者举荐的焕章阁侍制、道学总瓢把子朱熹当靶子集火攻击。到了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老韩虽然如愿搞掉了赵汝愚和朱熹，但起源于北宋的道学在此时已经成了气候，朝野上下遍布着朱熹的孝子贤孙，所以他的这个举动显然是捅了马蜂窝，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韩侂胄既然已经被定性为为权臣，自然不会在乎所谓的民愤。相反倒越是有人跟他对着干，他就越兴奋。
在韩侂胄的指使下，先是有御史中丞何澹上书请禁道学，然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和右正言刘德秀请旨甄别“邪正”，凡属道学一派的官吏当然都算是不走正道的，几乎被一网打尽。
到了庆元二年，道学干脆被赵扩定性成了“伪学”。在这一年的科举中凡是鼓吹道学义理的学子，卷子统统被打上大红叉，连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都被列为不能引用的禁书。越斗越开心的韩侂胄甚至还想直捣黄龙，让监察御史沈继祖想办法搞死朱熹。
小沈也不负众望，不但炮制出老朱勾引尼姑的桃色新闻、让道学家的伪君子形象深入人心，还实打实的列举了朱熹的十项罪名，最终让赵扩取消了后者的“退休待遇”（罢祠就是免去寄禄官之职，再也没有工资可领）：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随着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将道学的罪名由“伪党”升级为“逆党”，庆元党禁达到了高潮，并仿效元祐党人碑的做法搞出了个《伪学逆党籍》，将道学派的头头脑脑们统统拉进黑名单，不但永不录用，还要让他们遗臭万年：
《伪学逆党籍》的出炉既是庆元党禁的最高潮，也是这一运动即将步入尾声的开端。在韩侂胄看来，赵汝愚和朱熹在此前后都死掉了，朝中道学派的骨干们罢官的罢官、远窜的远窜，剩下的要么已经被定罪量刑，要么吓得噤若寒蝉，再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了。
毕竟老韩收拾道学派的目的就是清除朝野中一切反对的力量和声音，保证自己大权在握，可以不受掣肘的去干一件大事，那就是北伐。
没错，就是北伐金国，收复故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韩侂胄精心准备了数十年的时间，庆元党禁仅是他为了排除各种艰难险阻而施展出来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像是绍熙内禅、崇岳（飞）贬秦（桧）、独掌朝权、整军备战等韩侂胄亲身主持或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北伐。
既然成天嚷嚷着和平、反对战争的道学派已经被打垮，不足以成为北伐的阻力了，那么韩侂胄也没工夫在他们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相反为了缓和矛盾和减少阻力，到了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他还主动建议赵扩放松对于道学派的限制，给赵汝愚平了反。
反正为了给北伐铺路，韩侂胄不惜一切代价。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早就被道学家们恨得咬牙切齿，哪怕是跪地求饶，也没可能被放过了。
韩侂胄为啥对北伐怀有如此大的执念？理由是家恨国仇。
韩侂胄的曾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名相、号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魏郡王韩琦，伯公韩忠彦也在徽宗朝出任过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再加上韩侂胄这个平章军国事，老韩家一门三相，而且还横跨南北两宋近百五十年的时间，影响力之大堪称是宋朝第一世家。
更重要的是在相州（今河南安阳）这块地盘，那就相当于老韩家的独立王国。自韩琦数次知（或判）相州以后，其孙韩治、曾孙韩肖胄相继知相州，并分别筑昼锦堂、荣归堂、荣事堂以显尊容。
可以说相州就是老韩家的门面和底蕴所在。可是一场靖康之变后，相州被女真人抢跑了，姓韩的不是被宰掉了、被奴役了，就是被撵到江南去了——老窝被人端了、祖坟被人刨了，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就像两晋时对北伐最上心的都是被迫南渡的北方士族一样，南宋一朝对收复故土、直捣黄龙最坚决也最玩命的，也是两个相州人。
一个叫岳飞，一个叫韩侂胄。
这是家恨，还有国仇。
韩侂胄除了是名门之后外，身上还有着一大堆说出来吓死人的标签。比如说他是宋神宗赵顼之女、唐国长公主的亲孙子，还是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的外甥（韩侂胄的老婆还是吴皇后的侄女，亲上加亲），当朝宋宁宗赵扩的皇后韩氏还得管他叫一声“叔祖”……
也就是说韩侂胄是牌子最硬的皇亲国戚。所以他压根用不着考什么科举，生下来就能做官，天生就高人一等，一辈子啥都不用干就能安享荣华富贵。
像这样的蛀虫和吸血鬼在任何王朝都不稀罕，但韩侂胄显然是其中的异类。他很清楚自己的优渥地位和安乐生活从何而来，更明白大宋朝这艘船要是沉了，他的好日子也就没了。
所以韩侂胄一直坚定认为偏安江南一隅只能苟活于一时——无论是大宋朝想要长治久安还是老韩家想要永葆辉煌，都得打败女真人，收复中原故土。
可问题是皇亲国戚无论在南北宋都是被当猪养着、当贼防着，染指权力就是妄想。别人不说，那帮文官士大夫就能将韩侂胄打入十八层地狱。
但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因为有一天居然会是文官士大夫求着韩侂胄踏入政坛。
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开始宋光宗赵惇的身体就出了问题。然后就出现了“帝疾由是益增剧，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矣”（《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的诡异状况，也就是说野心勃勃的皇后李凤娘接手了大权，一门心思的想当第二个武则天。
尽管两宋的士大夫有着一身的臭毛病，但绝不会像前唐那样惯后妃的病。想当初章献皇后刘娥刚想“雌起”一把，就被鲁宗道、薛奎等大臣喷了个体无完肤，最终功亏一篑。这回李凤娘也打算来这一出，文官士大夫干脆连嘴炮都懒得跟她打，直接准备动刀子。
不过干这种事很容易掉脑袋，所以必须找个伟光正的人物当“带头大哥”。可问题是内禅的宋孝宗赵昚和在位的宋光宗赵惇都是病秧子靠不住，于是以赵汝愚、郭杲为首的造反派就转变思路，准备让太皇太后吴氏当“带头大嫂”。
可问题是吴大嫂已经80多了，压根就不想掺和这种破事。再加上不便于频繁出入宫廷，赵郭等人无奈之下只好找到韩侂胄当中间人并许以厚报，这才打动了深爱大外甥的吴大嫂。
在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五日太上皇赵昚的葬礼上，吴太后出面宣布赵惇退位、嘉王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可以说赵扩能上台，吴太后居首功。可问题是老太太对权力压根没有半点兴趣，很快就撤帘还政。也就是说她老人家之所以站出来力挽狂澜，纯粹是给韩侂胄面子。
所以赵扩对老韩充满了感激之情，视其为最大功臣。这就招来了绍熙内禅的首倡者赵汝愚的各种羡慕嫉妒恨，当初答应给韩侂胄的节度使也不给了，还处处给他使绊子，于是赵韩矛盾爆发。
好不容易捞着个机会一展宏图的韩侂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搞掉赵汝愚，他盯上了朱熹和道学派，这才搞出了庆元党禁。
老韩之所以看老朱不顺眼，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赵汝愚是个道学派的狂信徒，所以推荐朱熹当上了赵扩的老师（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而老朱又是个官迷，自然要对老赵投桃报李，就成天在赵扩耳朵边上说老韩的坏话。比如外戚祸国啦、汉唐的前车之鉴啦，所以韩侂胄那个老小子肯定包藏祸心，陛下最好将其贬官，远窜边荒就更好了之类的。
可赵汝愚还是宗室呢，跟外戚是一丘之貉，但屁股早就坐歪了的朱熹就是视而不见，只拿老韩说事。
其次就是南宋以来道学大兴，在朝堂上成了气候，便跟非道学派官僚间开始了分庭抗礼、朋党交攻。这本来不关韩侂胄什么闲事，可问题就在于这帮道学派大多是道德型、清议型士大夫，不但思想保守，对外政策上普遍主和，而且普遍就嘴皮子功夫厉害，办事能力就一塌糊涂了，这让崇尚事功、一心北伐的老韩如何能容忍？
新仇旧恨加一块，韩侂胄非得搞掉道学派不可，首当其冲的就是赵汝愚和朱熹。当然老赵的把柄也很好找：
话说两宋的宗室问题非常敏感，比如开国之初的那场“斧声烛影”。可是太宗一系传到赵构这儿，又不知道为啥脑子一抽把帝位传给了太祖一系的赵昚，赵惇、赵扩当然也是太祖子孙。而赵汝愚却是赵炅的八世孙，又是大权独揽的权相，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有点敏感而且让人浮想联翩了？
韩侂胄只要把这个话茬往赵扩那儿一捅，赵汝愚就立马倒台。而老赵一倒，韩侂胄在朝中再无敌手，像留正、谢深甫、陈自强、京镗这样的宰执，要是胆敢跟他对抗的无不以凄惨下台为结局，剩下的要么甘当傀儡，要么就沦为门下走狗。
在这种情况下，老韩想收拾道学派，还不跟老子揍儿子一样随心所欲？
虽然韩侂胄彻底惹翻了道学派，也甭管道学派后来有多么的嚣张嘚瑟，但这帮货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只有一张嘴好使，除此之外就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了。所以找韩侂胄报仇这码事，道学家们还真没这个本事这个胆儿，顶多能在事后鞭鞭尸、骂骂街啥的。
所以这事还得史弥远来干。
史弥远他爹叫史浩，还有个侄子叫史嵩之，也算是一门三相，但跟老韩家还是没法比。所以史弥远还得苦逼的考中进士才得以踏足仕途，哪怕仅从这点看，老史瞅老韩也不会很顺眼。
更大的分歧则在于政见。
史家三相，史浩经常被人挂上奸臣的头衔，史弥远更是堪比秦桧的巨奸，哪怕是名声还算不错的史嵩之，这祖孙三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都是主和派。
但史浩主和，理由是财政无法支持，军队又兵弱将庸，所以主张静观待变，而非一味反战；而史嵩之主和，也一点不耽误他对金、对蒙作战，还精心培养出了孟珙、余玠这样的国之良将。可史弥远呢？
是战是和其实他无所谓，史弥远唯一在乎的就是权力。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韩侂胄发动北伐之役，但战局并不顺利，尤其是在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后，局势更加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支持韩侂胄的赵扩开始害怕了，就想要跟女真人议和。
可是有韩侂胄在，议和基本就没有希望。但这却给了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一个投机的机会——如果能干掉老韩，皇帝就能达成议和的心愿，他老史是不是就有机会往上爬了？
但史弥远想要单枪匹马弄死韩侂胄希望渺茫，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个可靠的盟友，那就是皇后杨桂枝。
那么老韩又是怎么得罪了这个姓杨的娘们？原来在那个管韩侂胄叫叔祖的韩皇后去世后，赵扩想续弦，但在杨贵妃和曹美人这两个人选间犯了难，就找来好基友韩侂胄商量。而老韩是个钢铁直男，不喜欢有心机的女人，就推荐了看起来比较呆萌的曹美人。
不知为何这回赵扩没听韩侂胄的，还是选了杨桂枝，而后者也不出意料的恨上了韩侂胄。
于是杨桂枝和史弥远一拍即合，指使其兄杨次山和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韩侂胄上朝途中突然发动袭击，将其刺杀。
韩侂胄一死，已经快打到山穷水尽的女真人再没了顾忌，痛痛快快的与赵扩君臣达成了嘉定和议。而宋人付出的代价，“无非”是称臣、割地、赔款，再加上拿韩侂胄的脑袋“函首安边”而已，史弥远也如愿当上了权臣，真真堪称是皆大欢喜啊。
当然最开心的，还是非因此而起死回生的道学派莫属。
在明清时期几乎一统儒学的道学派，在两宋其实一直都不遭人待见。在北宋时二程所创的洛学被变法派归入旧党，程颐也入列元祐党籍，一直备受打压，屡遭禁绝。靖康之变后先后担任宰相的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张浚乃至于秦桧，甭管其政见如何，起码在表面上均以王安石的嫡系传人自居，所以要是能给道学好脸色就有鬼了：
这就是朱熹为了维护赵汝愚、打击韩侂胄连脸都不要了的原因。毕竟在大宋朝能出个道学铁粉的宰相是多么的不容易啊，简直比大熊猫还金贵。
不过兴奋过头的朱熹显然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那就是得罪了他不该得罪的人。
话说张浚、秦桧等人崇新学、贬道学更多是为了表现一种政治态度，并不会把朱熹及其徒子徒孙怎么样，而韩侂胄则不同。老韩本身文化水平并不高，对学术之争也没啥兴趣，但就一条——别挡我的路，别耽误我的事。
老韩成天念兹在兹的事是啥？就俩字：北伐。而道学派整日唧唧歪歪念叨的大多也是俩字：议和。所以韩侂胄注定跟道学派八字不合，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无法合作。
要知道朱熹可还活着呢。这位“朱子”被他的孝子贤孙们吹捧为自孔夫子之后两千多年来唯一的圣人，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不是盖的。只要他肯发话，甭管道学思想有多么保守僵化，没准也能对上韩侂胄的胃口。
毕竟儒家嘛，最大的特点说好听了是善于博采众长，说难听了就是压根不在乎“剽窃”别人家的东西。这种手段还是一脉相承的——从开山鼻祖孔老夫子起就这么干，到董仲舒与其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如说是“兼采百家，挂名儒术”，朱熹开创的所谓道学更是将二程的理本论、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道的宗教思想捏扁揉圆，再装进一个锅子里的大杂烩。再者为了出人头地，孔夫子不惜恍如丧家之犬般游说诸国，董仲舒为了讨好刘彻发明了君权神授，朱熹更是提出道德神学作为君主集权的理论依据。所以只要在当时权倾朝野的韩侂胄愿意扶持道学派，我觉得老朱压根就不介意再发明出一套宣扬“北伐有理，反对就是奸贼”之类的理论来。
只可惜朱熹这个圣贤是人封的而非天授的，所以既长不出前后眼也没本事算无遗策，所以押错了宝，逼得韩侂胄搞出了个庆元党禁。
史弥远弄死韩侂胄以后，当然要反攻倒算，于是当初被其打倒的道学派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平反，可以光明正大的讲学、传播。蒙古灭金、宋以后，赵复和许衡等道学家因为投降投得利索，所以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而老忽本身又没啥文化，所以很轻易的就被道学家们忽悠得五迷三道，从此道学被广泛的尊崇和流传，并在有元一朝被抬举到了官学的地位，继而延续到明清。
既然道学得道升天了，那当年差点一棒子将其打死、还将“朱子”活活气死的韩侂胄，还能落着个好？
道貌岸然的道学家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在公报私仇，但还是理直气壮的将韩侂胄打入奸贼的行列，列出的理由有三条——权臣、兵败和奢靡骄横。
但这三条完全说不通。首先，南宋因为国防压力巨大且皇帝普遍怠政惰政，所以往往实行独相制。因此只要在南宋当上宰相而且还能坐得稳，那就是妥妥的权臣，想没权都不行，否则怎么办事？这是体制决定的，而非个人因素使然。其次，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确实败得有点惨，但如果打了场败仗就得被扣上奸臣的帽子的话，那可就好玩了——估计一部《宋史》都装不下两宋309年间多如牛毛的“奸臣”了。比如说韩侂胄的祖宗、号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韩琦，就得比他的重孙子更奸；再如备受道学派推崇的张浚，那更是打败仗的行家里手，以至于连一向跟他关系不错的宋高宗赵构都看不下去了：
这败得更惨的都没进《奸臣传》，为啥韩侂胄就得榜上有名？
至于奢靡骄横，两宋的那些有口皆碑的名臣贤相当中，除了范仲淹、王安石等寥寥数人外，又有哪个不是这副德性？
道理说不通，那就干脆不说，反正后来笔杆子一直握在道学家的手中，就把你挂进《奸臣传》中吊打风干，又能怎样？
这个世界总是以结果论成败，而没人管过程有多么无稽和可笑。所以现实就是道学家们赢了——你现在在街上抓十个人打听韩侂胄这个人物，除了压根没听说过的，恐怕有八个半得告诉你这就是个奸贼。
现在在网络上有一股仇视儒家的风潮，常见的论调就是把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根由都归结到僵化保守的儒家思想上。但实际上该背这个锅应该是道学，而道学仅是儒家的一个思想流派，并不能完全代表儒家。
同是儒家，汉唐之时的儒生，手中持卷，腰间佩剑，口呼大复仇，胸中有家国，乃是上马能破军、下马能治民的厉害角色。哪怕是中唐至北宋以来儒生日趋文弱，但也毫不保守，在思想领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韩愈主张道统之说，周敦颐完美融合了道家无为和儒家中庸思想，邵雍痴迷于谶纬神学，开创了关学的张载更是古典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即便是后来跟朱熹并称的程颐、程颢，他们所开创的洛学也远非后来我们所见的那般僵化和保守。
更有主张兴利的荆公（即王安石）新学和倡导以儒为宗，通过融通三教、兼采诸子的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蜀学，以及各具特色的齐鲁之学、闽学、楚学、徽学等思想流派。
那么最终为啥只剩下个道学独领风骚了呢？
前文说过，儒家是最擅变通的——基本可以理解为“金主”想要什么，他就能摆出个什么样的姿势。
中唐以前是华夏民族的青葱年代。在那个年代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都是骄傲的、外向的、尚武的，而想要在那个年代混出头，你让儒家僵化保守一个试试？难道还想再尝尝老祖宗当年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滋味？
可是到了中唐、尤其是两宋以后，老大帝国日趋堕落，被各种异族打成狗。既然在外边逞不了威风了，道学派就顺势而为，一边帮着皇帝把臣子都弄成奴才，一边撺掇着男人们把心思都放在打老婆、训孩子上边。
一个只会窝里横，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打老婆的家伙肯定是男人中最没出息的，可那个时代就是如此，道学才会如鱼得水。
所以说就算韩侂胄没死于暗杀，还能继续将道学派赶尽杀绝，其结果也是再冒出个叫别的名的什么学派，继续鼓动人们当奴才、打老婆。
所以韩侂胄最终的命运，注定就是被拿来函首安边。哪怕这个丢人现眼到极点的行径，连道学家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