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蜀汉四相”的说法，分别指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但严格来说，蜀汉有且只有一位丞相，那就是诸葛亮。不过，常璩《华阳国志》又说：“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这是因为，蒋琬、费祎虽无宰相之职，却有宰相之权：其所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堪称辅政第一人。

影视剧中的诸葛亮、蒋琬和费祎。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除了早逝的董允外，后来居上的姜维也曾录尚书事、进大将军。因此，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都可被视为“宰相”。奇怪的是，他们皆常年不在朝中（成都）执政。查《三国志》可知，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在担任“一把手”前后，都领兵出屯汉中，似是游离在中枢之外。

一人如此，或是巧合；而蜀汉四位“宰相”均是如此，又当作何解释？

汉中的战略意义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举益州之力拿下汉中。尽管在此之前，汉中大多百姓已被曹操迁徙至邺城、洛阳，但对蜀汉政权而言，汉中之得失仍十分关键。诚如蜀臣杨洪所言：“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如前文所述之合肥、永安、仇池、洛阳乃至并州等，一地之战略意义取决于其交通、地理、经济、局势等因素，现分述如下：

首先，汉中古称“形势之地”，拥有发达的交通优势。蜀汉军队从益州而出，通过金牛道或米仓道直达汉中后，向北即可走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威临雍州与关中平原；向西可抵达武都、阴平二郡，直逼凉州；至于汉中之东，则兼有水（汉水）陆之利，能快速抵达东三郡（房陵、上庸和西城）、南阳、襄阳等军事重镇。

三国汉中地区形势图/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东汉末年，刘焉割据益州后，令张鲁进驻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遂与朝廷“不得复通”。建安末，刘备打下汉中后，为策应关羽，令刘封、孟达乘汉水东进，一度占领了东三郡。魏明帝曹叡时，大司马曹真曾打算走子午道进攻汉中；而大将军司马懿则从宛城西进，溯汉水而上，分而攻之，但最终因天时地利皆失而罢兵。蒋琬坐镇汉中时，亦曾打算故伎重施，借汉水之利，东进攻占上庸等地。

不难看出，汉中之所以会是战略枢纽，正是因为其地处魏蜀两国的交界之处。作为“中间地带”，汉中与川蜀、荆襄、雍凉、关陇等数个重要区域直接相连，可谓“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因此，魏蜀双方都不得不重视其存在，并将其视作一块“探路石”。只要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汉中地区作为蜀汉“北大门”，其地位就不会动摇。

支撑汉中地位的另一大支柱，是它的经济条件。早在战国时，汉中便以其丰饶而闻名，与巴、蜀二地并列。纵横家苏秦曾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这话绝非妄言。汉中之地，广袤也，加之平原丘陵颇丰、山川水泽之利、森林植被茂盛，谓之“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然适合发展农业与畜牧业。

君不见高帝刘邦出汉中，定三秦、镇关中、长驱直入破项羽，便多亏萧何常居汉中，确保汉军“足兵足食”。西汉武帝在位时，还专门动用数万人自褒斜道而出，将汉中积谷运送至长安。及至汉末，天下纷乱，汉中虽是“衢地”，却远离中原，得到暂时安宁。在五斗米教大天师张鲁的教化下，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俨然成了一时乐土。故法正在劝说刘备攻汉中时，才会放心大胆地给他“画饼”：

“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影视剧中，张飞屯兵巴西，准备夺取汉中。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如法正所言，蜀汉政权一旦占据汉中，进可直攻雍凉、陇右，扩大自己的“基本盘”；退亦能据险而守，将曹魏大军阻挡在汉中之外，使其难以展开，无法形成较大规模的攻势。

汉中之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故《华阳国志·汉中志》有载：“是后处蜀、魏界，固险重守，自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皆镇汉中。”由此可见，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坐镇汉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此地对蜀汉十分重要，不容有失。

问题的关键是，刘备执政时，也只是令魏延坐镇汉中。既然如此，诸葛亮、蒋琬等人为什么不继续派一员大将督汉中，反而要亲自前往呢？

以攻代守的国策

从刘备到诸葛亮，蜀汉政权的对外战略有明显变化。刘备虽不惜血本拿下汉中，却没打算继续北上。其称帝当年，就挥师东征，意图夺回荆州。那么对曹魏，蜀汉自然要以防守为主。这正是魏延坐镇汉中的原因。只守不进，保汉中无虞，便是大功。

影视剧中的魏延。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诸葛亮执政后，奉行“联吴抗曹”的政治主张。彼时，蜀汉虽仍在东陲重镇永安、江州布防，但它们的战略意义却不如汉中，甚至有时还要迁就它。蜀建兴八年（230），曹真进逼汉中时，诸葛亮就曾令李严自江州发兵二万支援前线。这一时期，魏蜀之间的摩擦依旧维持在汉中。不过诸葛亮亲自坐镇此地，则是因为：汉中此时肩负起的战略意义，更多是进攻。

日人柿沼阳平曾提出，蜀汉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诸葛亮执政后，坚持北伐，执行“以攻代守”的基本国策。这便意味着，他必须将汉中打造为一个“军事基地”，以备随时应对战事，进可快速出击，退亦能安保太平。那么，诸葛亮又是如何做的呢？

第一步，自然是利用汉中的险峻地形，据险而守，提前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张华《博物志》云：“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环顾汉中四周，有群山环绕、峡谷纵横，往来殊为不易。曹魏想要进入汉中，也只能沿曲折小道缓慢而行，故而其大军数量纵使惊人，也难以在短时间内铺展开来。如此一来，蜀军就能借助汉中地形，对敌军进行打击。若一击不成，便退居险要而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期间，就曾在撤兵途中设伏，并在木门道一举射杀了前来追击的曹魏名将张郃。

汉中地形示意。来源/纪录片《地理中国》截图

三国时，高级官吏往往集军、政大权为一身。诸葛亮虽名为丞相，亦掌军中大权。刘禅亲赐其“金鈇钺一具”。案《礼记·王制》：“赐鈇钺，然后杀。”有后主“付之以专命之权”，诸葛亮指挥三军自然如臂指使。在他之后，蒋琬、费祎、姜维先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以军、政最高长官的身份坐镇汉中，亲自主持军队，或保境安民，或继续北伐。

而蒋琬、费祎、姜维之所以“萧规曹随”，也是因为诸葛亮已提前在汉中打好了根基。

众所周知，诸葛亮有两件大名鼎鼎的发明。一是“木牛”和“流马”，极大提高了蜀军的运输效率。据《三国志·邓艾传》记载：“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军械、粮草等物资的运输是一笔巨大开支。蜀道崎岖，运输更是难上加难，诸葛亮只好“被动”发明这项神器，提高运输效率。

影视剧中，被魏军截获的木牛流马。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为了省时省力省钱，诸葛亮还在汉中甚至是边境前线进行屯田。如黄沙（今陕西省勉县东北）、上邽（今甘肃省清水县一带）、兰坑（距离五丈原不远处）等地，皆曾是诸葛亮大规模屯田之地。所谓“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诸葛亮对于汉中的苦心经营，让蒋琬、费祎等人不得不继续加大对此地的重视，纷纷出屯汉中，指挥边防要务。

而诸葛亮发明的另外一件发明——诸葛连弩，也有效提高了蜀军的作战能力，为蒋琬等人亲自坐镇汉中提供了莫大信心。

连弩这种杀伤力极高的武器，在当时并不罕见。据《汉书·李广传》所附《李陵小传》记载：“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张晏注曰：“三十絭（弓弦）共一臂也。”不难看出，汉代连弩是多张弩机共用一臂，以同时发出多支箭矢。这种“无差别”打击固然能让敌人无所遁形，却也有两个弊端：一是体型笨重，不够灵活，也不易随军携带；二是方向固定，容易造成浪费。

反观诸葛连弩，却配备了“箭匣”。它可以盛放十支弩箭，在扣动扳机发出一支箭后，箭匣中的箭便会自动落入箭槽中（见明代茅元仪《武备志》）。是以，蜀汉弩兵不仅能连续不断的发射，还能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另外，以往弩箭一般在2到4尺之间，配合大型连弩车使用的特制箭矢，甚至可达10尺。而诸葛连弩为了减轻重量、携带方便，将尺寸缩短至8寸。因此，蜀国弩兵才能带着它随意奔走在山林之间，并借助险峻地势对曹魏骑兵进行攻击（弩箭尺寸减小，威力也会随之降低，故《武备志》亦称蜀军曾在弩箭上涂抹见血立毙的毒药，以增强其杀伤力）。

影视剧中的诸葛连弩。来源/电视剧《虎啸龙吟》截图

要之，诸葛亮坐镇汉中，不仅是因为此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也是出于蜀汉对曹魏政策的调整。蜀军以攻代守，自然要最高军事长官常年坐镇与此；蒋琬、费祎虽奉行“保境安民”之策，却也深知汉中之重要。尽管他们并不提倡屡动兵戈，但在蜀汉人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曾任汉中督的吴壹、王平先后病逝），他们也只好亲自上阵，兼任汉中督，在主持汉中防务的同时，遥控处理朝政。

军政大权的分离

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董允）、姜维，蜀汉“宰相”似乎形成了一个默契。诸葛亮坐镇汉中时，蒋琬在朝中，为其“足兵足食”的同时，也分担一部分朝务。诸葛亮去世后，刘禅没有再立丞相，反而对蒋琬下了一道诏书：“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不久后，蒋琬出镇汉中，费祎则担任尚书令，负责处理朝政。蒋琬病逝后，费祎接替其但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却仍未留在朝中，再次前往汉中督军；取代他的则是董允，以尚书令的身份继续辅佐刘禅。由此可见，若非董允提前去世，下一个接替费祎坐镇汉中的，极有可能是董允而非姜维。

诚然，坐镇汉中的“宰辅”仍是朝堂的“一把手”，拥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但他们毕竟远离朝堂中枢，彼时在朝中掌权的，不正是后主刘禅吗？不难看出，蜀汉后期的军政大权已逐渐有分离趋势。这固然是因为他们需要经营汉中，但从政治角度出发，蜀汉“宰相”出屯汉中还有一些其他解释。比如，这是否是蒋琬、费祎等人为平衡政治派系而做出的让步？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曾指出，“东州人”与“荆州人”存在“新旧之争”。那么，诸葛亮去世后，“相权”是否会在蒋琬（荆州集团）、费祎（出身荆州，却属东州集团）等人之间顺利交接？

从这个角度出发，蒋琬主动出屯汉中，或许是主动让权给费祎。只不过，田先生所言虽然精辟、有洞见性，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尽管蜀汉的“派系之争”一直被反复提及，但在真实历史上，蜀汉群臣真的会因为“派系”而变得泾渭分明吗？恐怕未必。所以，若只从派系考虑，未免也有失偏颇。不妨再对后主刘禅多一些关注：

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乐意看到臣子权势滔天，即便他是诸葛亮。后者之忠义，无须任何质疑；只是刘禅身为皇帝，尽管他口口声声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让朝堂上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

蒋琬之后，费祎、董允皆天子近臣（曾任太子舍人）。在“宰相”前往汉中后，他们以皇帝亲信的身份在朝辅政，又怎会不偏向刘禅？如此一来，坐镇汉中的“宰相”虽还是最高军事指挥官，但朝政之予夺就更多要看刘禅心意了。

至蜀汉后期，刘禅以阎宇为右大将军，试图辖制大将军姜维。据《三国志·诸葛亮》所附《董阙传》注引孙盛《异同记》载：“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看起来“扶不起”的刘阿斗，或许自有智慧。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宦官黄皓亦在此事中掺和了一手，“阴欲废（姜）维树（阎）宇”。而这，未尝不是刘禅的默许……

参考资料：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2、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6

3、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5

4、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6

5、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

6、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1

7、雷勇：《蜀汉汉中都督考论》，《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8、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9、黄兆宏，王新成：《蜀汉后期宰相“出屯”现象简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第6期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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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为蜀汉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何只有一人前去奔丧？

公元234年，为蜀汉的建立、发展、壮大奉献了一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一生淡泊名利，只因报效先主刘备三顾茅庐知遇之恩，一直兢兢业业为蜀汉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诸葛亮于五丈原病逝后，刘禅却下达禁止奔丧的诏书，结果只有谯周一个人因行动迅速，独自一人来到前线奔丧。那么后主刘禅为何不让丞相府属吏前去奔丧呢？下面依据《三国志》中相关内容，分析如下三个原因。

其一，刘禅认为如果丞相诸葛亮属吏都去前线奔丧，蜀汉朝政可能会瘫痪。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可是天也没有塌，蜀汉国家还在，还得正常运转。如果蜀汉官员因为擎天柱诸葛亮病逝，就失去控制，连手头的工作也丢下不管，盲目前去五丈原奔丧，这个国家也就不会长久了。当时，诸葛亮为蜀汉丞相、益州牧和司隶校尉，在先主刘备去世，也掌权十几年之久。在诸葛亮手下当过差的各级官员、军政要员，还有丞相府的幕僚等等，几乎所有的蜀汉官员都和诸葛亮有关系，就连后主刘禅，还得称呼诸葛亮一句“相父”。按照当时礼节来说，上到皇帝刘禅，下到大部分官吏，都得前前后后有多少属吏故吏，这么庞大的数目，遍布蜀国各地。 诸葛亮在关中五丈原去世，这么多的人员去关中，或者去栈道奔丧，整个蜀汉政府就会立即陷入瘫痪状态。即使是要有人去奔丧，也得有组织地去奔丧，乱哄哄地奔丧。

其二，刘禅认为诸葛亮灵柩已经被杨仪护送，不久就能回到成都，没必要兴师动众前去奔丧了。诸葛亮病逝于前线，他遗命长史杨仪在他死后撤兵，同时，向成都报丧，让成都刘禅及文武大成做好接应的准备，为丞相诸葛亮准备下葬、祭奠等后事。当时，杨仪、姜维、王平等人护送着诸葛亮的灵柩返回成都，已经走到了半路上。不久，杨仪就能护送诸葛亮灵柩回到后方成都。因此，成都的文武大员已经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前去前线五丈原祭奠诸葛亮了。

如公元223年先主刘备病逝白帝城永安时，也只有丞相诸葛亮及刘永、刘理前去见了刘备最后一面，当时的太子刘禅只能坐镇成都，稳定局势。在刘备死的死后，刘禅肯定想念自己的父亲，想见父亲最后一面，可是为了国家，他忍住了，没有胡来。现在诸葛亮病逝，情形相似，他也是非常想去前线，亲自迎接“相父”诸葛亮，他也忍住了。其三，谯周因为行动迅速，在禁止奔丧圣旨下达之前已经奔赴前线奔丧去了。

后主刘禅在接到“相父”诸葛亮的死讯后，刚开始愣住了，呆住了，没有反应过来，不敢接受“相父”已经离去的现实。后来，他反应过来了，为了蜀汉国家大事，他下达了禁止奔丧的诏书，可惜的是，已经迟了，在家休息的谯周已经出发了，沿着蜀道风驰电掣般奔向前线。刘禅只能默认谯周的奔丧，而对于其他人，他严禁奔丧。《三国志·谯周传》：亮卒於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谯周也是由于得知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后，为了尽一份作为下属的心意，这才快速奔丧，赶在了禁止圣旨的前面。好多人觉得蜀汉就是被谯周给劝说没了的，就是他劝说刘禅放下武器的，对这个“投降派”印象非常差。实际上，谯周是一个蜀汉的一个著名学者，非常有文化。总结：从以上三个原因可知，后主刘禅禁止蜀汉文武大员前去五丈原前线奔丧，主要是为了蜀汉政局稳定，而诸葛亮灵柩在会成都的路上，也没必要兴师动众，前去奔丧。至于谯周，他行动太迅速了，在刘禅下诏书之前， 已经出发了，所以只有谯周一个人。顺利到达前线，为诸葛亮奔丧。

而不是有些谣言，说刘禅早就厌恶诸葛亮把持朝政大权，威胁到他的皇位。这次诸葛亮病逝，他为了削弱诸葛亮在蜀汉的威望，特意下了这么一道圣旨，不让蜀汉官员前去五丈原前线奔丧。实际上，从始至终，刘禅对“相父”诸葛亮都非常信任，没有怀疑过他，这从他招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为驸马可以看出来。

诸葛亮6年5次北伐，最终病死在前线，如此坚持北伐到底是为了什么？

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会见诸葛亮，诸葛亮告诉了刘备《隆中对》战略规划，为刘备整个集团制订了未来长期发展的战略，最重要的是诸葛亮告诉刘备，你的最终目标是：北伐中原、兴复汉室。这与刘备一生的理想不谋而合，同时“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也成为刘备与诸葛亮乃至整个蜀汉政权的最高政治理想。

公元223年，自从一年前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以来，刘备一直在生病，感觉时日无多，于是刘备把诸葛亮和李严叫来，对诸葛亮进行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道：

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够安邦定国，成就大事，如果我这个儿子（刘禅）可以辅佐，那就请你辅佐他，如果他不能辅佐，请你自行决定（或者取代）。

刘备所说的“安邦定国、成就大事”其实仍然是16年前诸葛亮对他所说的”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可惜刘备一世英雄，从184年平黄巾开始，征战了一辈子，颠沛流离，但仍然未能完成人生的理想，这是他一生的遗憾，所以刘备才会在临死前嘱托诸葛亮代他完成这个理想。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为刘禅的相父，手握蜀汉大权，于225年平定南中叛乱，从228年开始北伐，到234年病逝于北伐前线五丈原，在6年的时间里，5次大规模北伐，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自己的生命解释了什么叫坚持北伐，那么诸葛亮为何如此固执地北伐呢？

主要有四个原因：

诸葛亮与一般政治家有所不同，他是个理想化的政治家，一般的政治家为了政治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没有原则，但诸葛亮不是这样，诸葛亮经常把自己比作管仲和乐毅，管仲是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名相，乐毅是辅佐燕昭王攻破齐国七十多座城池的名将，一个是名相，一个是名将，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出将入相。

具体的体现就是：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以当时天下的实力来看，蜀汉政权最弱，人口不过一百余万，军队不过十万左右，东吴政权的实力几乎就是蜀汉的2倍，而曹魏政权的实力差不多是蜀汉的四到五倍，以弱击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诸葛亮，所以说他是个理想化的政治家。

诸葛亮想要实现出将入相的人生理想，就得率军北伐来搏一搏，无论成功与否，只要行动了，就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北伐首先诸葛亮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一个手段，诸葛亮当然要不断北伐了。

刘备去世后，刘禅只有17岁，还是个未成年人，最为关键的是刘禅的智商与能力不足以领导蜀汉政权，这是公开的秘密，所以刘备才会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来，从后来刘禅的表现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

刘禅是皇帝，能力不足，那诸葛亮只能独揽大权，虽然刘备临死前托孤大臣安排了诸葛亮和李严，实际上李严就是个凑数的，因为刘备去世后李严镇守永安，你见过镇守边境的托孤大臣吗？托孤大臣都在是政治中心辅佐皇帝的，镇守边境那不叫托孤。

所以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就是一手遮天，但是，蜀汉政权是刘备一手建立的，毕竟很多人都是忠于刘备的，北伐在蜀汉内部其实是有不少反对声音的，但由于刘备、刘禅两代领导以及执政的诸葛亮都是支持北伐的，所以蜀汉的北伐派占了上风。

北伐就意味着战争，战争与和平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体制会稍有不同，诸葛亮本人主持北伐，可以汇集蜀汉政权的所有资源，包括政权、兵权、人事权、行政权，全部都在诸葛亮之手，诸葛亮可以很容易地控制军政大权。

说了这么多，那诸葛亮控制军政大权是为了什么？

为了保证蜀汉政权的稳定。因为刘禅能力不行啊，史书上说刘禅很容易受身边人的影响，如果受身边小人的影响，那刘禅就是昏君，如果受身边君子的影响，那刘禅就是明君，诸葛亮以北伐来掌控所有的权力，甚至影响刘禅，以保证蜀汉政权的稳定，这是一种相当难的能力。

诸葛亮掌控军政大权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这跟司马懿有着本质区别，其实区分篡位者与忠臣最好的标准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把权力世袭下去，如果有，就是篡位者，比如曹操、司马懿，如果没有，就是忠臣，比如诸葛亮。

蜀汉政权在益州的地位，就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政权，因为蜀汉的中高层官员全部来自荆州或者外地，要不然跟荆州有很深的渊源，比如诸葛亮，再比如蜀汉四相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全部是荆州人。

少数人管多数人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担心多数人造反的问题，事实上，在蜀汉政权的前身，管理益州的刘焉与刘璋父子就多次面临益州本土豪强的反叛，这种事发生了很多了，比如益州豪强贾龙与赵韪，都反对过刘焉与刘璋父子，都被刘焉与刘璋利用同样是外来流民组成的东州军打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诸葛亮对于本地益州豪强不得不防，同时对于蜀汉内部的反对派，也得提防，而对外战争是缓解内部矛盾的最大方式，屡试不爽，所以诸葛亮以北伐激起所有蜀汉人的团结，缓解内部的政治矛盾。

事实上，诸葛亮时代的北伐是有希望成功的，虽然实力相差巨大，机会绝对是有，因为曹魏虽然强大，但是曹魏的敌人也多啊，在东南方，曹魏有东吴这个最大的敌人，在西南方，曹魏有蜀汉这个敌人，在北方和西北方，曹魏有乌桓、鲜卑等胡人作乱，在东北方向，曹魏还有辽东公孙氏政权时叛时降。

诸葛亮时代，曹魏的外部环境是最差的，一旦曹魏解决了其他敌人，那蜀汉就失去了北伐成功的机会，诸葛亮在北伐时，一直是与东吴政权配合起来北伐的，比如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间，东吴也在策划北伐，东吴与曹魏爆发了石亭之战时，诸葛亮又开始了第二次北伐。

诸葛亮甚至还想联络西北的鲜卑首领轲比能一起攻打曹魏，如果曹魏有任何一个地方被攻破，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打个比方，如果诸葛亮拿下陇右五郡，那么对曹魏的打击将是巨大，这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周边的敌人群起而攻击，如果曹魏向关中增兵，那孙权就能在合肥及淮南一带进攻，这样下去，就算没有打败曹魏，也会把曹魏的实力消耗殆尽，那诸葛亮就有北伐成功的机会。

诸葛亮北伐与刘邦北伐有个很大不同点，就是时势不同，刘邦时代是风口，反秦就是政治正确，刘邦所面临的敌人是分散的，除了项羽之外，还有各怀鬼胎的诸侯王们，而诸葛亮时代，北方是大一统的曹魏政权，时势不同，很难成功，但并非没有希望。

诸葛亮想要北伐成功唯一的机会就是出其不意，趁着曹魏没有防备一次拿下陇右或者关中，但是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由于用人不当导致失败了，后面的四次北伐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成功了，当时的曹魏政权还有一大批人才存在，比如曹真、司马懿等人，即使如此，也不能阻挡诸葛亮实现北伐心愿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