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文：魏东月

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专程前往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事迹。习近平指出，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张謇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

其实，早在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以张謇为榜样，劝勉企业家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张謇，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一再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评价？他对当今中国的企业家有什么启示？

清咸丰三年（1853年），张謇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海门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张謇4岁时，由其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张謇即可以背诵千字文且通篇无误，张父由此认定张謇可以考取功名，自此，张謇走上了漫长的科举之路。

张謇《楷书八言联》

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因祖上三代没有功名，视为“冷籍”，因此在科举的路上甚为艰辛，甚至因学籍而吃到了官司。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因学籍官司暂时中断学业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帮他销案的知州孙云锦。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他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任文书，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以及各种军事行动。此后，张謇随军奔走四方。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后不久吴长庆病故，游历天下数载的张謇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帝师”翁同龢格外器重张謇。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33岁时，因孙云锦官至江宁府知府，其子弟依例回避，需转赴顺天乡试，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历经数年失利后，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终于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殿试时，翁同龢亲自阅卷，而后与其他阅卷大臣一起将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获一甲第一名状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此时，他已经41岁了。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抨击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是以此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实权。正当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身处斗争旋涡的张謇接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他循例回籍守制，也因此脱离了政治争斗。第二年，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事给张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在日记中逐条记下了“条约”的主要内容，并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以表达自己的愤慨之情。但是，出于对政治斗争的厌倦和失望，张謇并没有立即回京，也没有直接参加反对卖国和约及割让台湾的群众运动，而是在改良派主张的启发下，走上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

晚晴重臣张之洞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南通、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随后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为此，张謇先后奔走于上海、南京、南通、海门等地了解情况。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而搁置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建成了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

在那时，南通气候好，适宜产棉，且质量很高；作为董事长的张謇又先后得到两位两江总督（前为张之洞，后为刘坤一）的支持。再加上经营管理比较得法，大生纱厂发展很快，在国内成为“欧战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从 1899年到1921年的23年中，大生纱厂由一个发展到四个，先后共获利白银1600万两。为了解决纱厂的原料和产品运输销售以及机器设备的维修等问题，张謇还以大生纱厂为基础，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隆油皂厂、泽生水利公司等30多个企业。此外，还设立了淮河银行，兴办了一些旅馆、浴室、饭店之类的服务性企业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包括工业、农业、金融、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企业体系。

作为一个重工主义者，张謇心知，经济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只有兴办实业才能对抗列强。他没有照搬洋人的办法，而是实行符合国情及19世纪末世界潮流的轻重工业并举的“棉铁政策”。他兴办的实业不仅可以减少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还可以“养民”，当时他创建的企业、各项事业几乎吸收了当地所有的劳动力，也因此建立了独立的民族经济。后世人称“南通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张氏也是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

毛泽东曾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我们不要忘记四个人，其中，轻纺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并未忽视发展商业。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他主张政府应建立保护奖励机制。尤为重要的是，张謇将培养人才、开办学堂作为发展工商业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开办学堂，引进西学，培养和使用各类专业人才是强国之本。顺着这个思路，在大生纱厂开始盈利的时候，他就着手兴办新式教育。

张謇曾先后执掌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办新学，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翌年在南通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仁筹划自立师范，他从任办大生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作为筹建经费，终于在当年六月，通州师范择址千佛寺开工建设，1903年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此任教，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专设师范教育机关的开端。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

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同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

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同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是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

与此同时，张謇还直接配合实业的需要开办了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商业学校、刺绣学校、女工传习所等技工、职业学校，配合地方自治的需要开办了通俗教育社、商业讲演社、测量讲习所。法政讲习所等群众通俗教育。总之，凡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通俗教育、特殊教育等等，几乎都被张謇移植过来了。

在20年中，他陆续办起的370所小学、6所中学和10所大学，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完整的教育系统。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张謇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政治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将目光从实业教育转向政治。

1903年，张謇在东渡日本进行访问和考察期间，目睹了日本的实业和教育在政府奖励与扶助政策下迅速发展的事实，他进一步认识到：日本的强盛并不仅仅在于其实业和教育的发达，而且还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中国如不“去其病根”，仿效日本变革政体，则“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也无回天之力。因此，张謇逐渐转变为成为了清末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支持者和推行者。

张謇与家人

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以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的俄国为理由，联名电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国内的一些督抚也谋求有所呼应，立宪运动已成山雨欲来之势。

在大势所趋之下，张謇被任命为头等顾问官，赏加三品衔。随后，张謇与蒯光典、汤寿潜等商议起草了一份《拟清立宪奏稿》，同时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要人以至北京内廷，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宣誓立宪，通告天下。同时，张謇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希望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敦促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

清政府在大势所趋之下，表面上做了些许功夫，实际仍是敷衍了事。作为立宪运动的领袖，一心改革的张謇主持发起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1月，各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交联名请愿书，要求代奏。清政府予以拒绝，第一次请愿失败。于是，张骞又联合10 个请愿团体，于1910年6月赴北京再次请愿，清政府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再次拒绝请愿团的要求，第二次请愿也失败了。张謇仍不死心，组织了第三次请愿。他联合各省立宪党人向上争取督抚的支持，向下征集各界人士签名，并于1910年10月资政院开会之日呈递了请愿书。这次请愿，因为有各省督抚和资政院参与，清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表示，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立即设立内阁。

可惜，在1911年4月，清政府宣布成立以奕劻为首的“责任内阁”，大权仍在皇亲贵戚之手，所谓“预备立宪”根本就是骗局。张謇对清政府的幻想彻底破灭。虽然改革立宪没有获得成功，但这些年，他分心二用，一边投身公益、实业，一边将南通打造成了“一个新世界的雏形”。

南通博物苑

1905年，张謇建造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3年，张謇以他60岁寿辰时所得亲友贺礼馈赠，建造了南通第一所养老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1922年，又用其七十寿辰所得贺礼，再建一养老院……据统计，他的公益捐献“凡二百五十七八万，仍负债六十万有奇”，且“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

不仅如此，在南通，他建医院，对赤贫者免受药金；办贫民工厂，教授贫民子弟自谋生活；设立残废院，收留肢体残缺的乞丐；创办盲哑学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无人知晓张謇的内心到底有多少牵挂。只知道在南通人的心中，他是最为敬仰的先贤。

1926年7月17日，张謇病逝，享年73岁。胡适这样评价他：“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雕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张謇墓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张謇的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陪葬物：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的金属小盒子，仅此而已。

后人看来，在晚清这个“历史的拐弯处”，张謇自觉地致力于推动彼时国家的经济自由、社会自治与宪政转型，这样的高度远超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家。他不会标榜“我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但他从实业赚来的利润俱都投入到了教育、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对于后世的企业家来说，张謇永远都是最佳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