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四民分等”，在国外早已有之，比如古印度的四阶种姓制度，古希腊的斯巴达划分战士（斯巴达人）、商人和手工业者（柏里伊塞人）、奴隶（希洛人）等等。但从国内来看，这是女真人的发明。12世纪他们建立金朝后，在任用公务员时，规定了四个等次的录取优先级，依次是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汉人。

只不过风水轮流转，后世蒙古人继承了这套玩法，把原本金字塔尖的女真人，直接打落到第三等次了。

女真人建立金朝

蒙元作为一个“世界帝国”，人口成分更复杂，这“四民分等”也就更精细，散见于政治、经济、法律、科举等等各项制度规定之中，构成了一整套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行的“组合拳”。

第一等级当然是蒙古人，被统治者称为“自己骨肉”。

据拉施特的《史集》记载，这一等次又分为两种人：

泛皇族和普通蒙古人。

所谓“泛皇族”，是跟黄金家族有着共同祖先的尼鲁温蒙古人，包括泰赤乌、兀鲁、札答兰等等二十多个部落；

普通蒙古人称迭列列斤蒙古人，包括弘吉剌、伯牙兀、兀良哈等等十余部；

其余如塔塔尔人、蔑儿乞人、斡亦剌人等等，也被视为是普通蒙古人。

据元朝人所著《辍耕录》的统计，当时蒙古氏族共72种。

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

第二等级称色目人，是蒙古统治者的幕僚、帮手和理财顾问，有点像今天的米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身边站着的犹太人。

不过，这也是人种和民族成分最复杂的一类，元成宗时期曾规定，凡是蒙古、汉儿、高丽、蛮子以外者，都属于色目人——这就有点像后来的三哥，凡是外国人，也懒得再分了，都归属到第二等级“刹帝利”。

那些被蒙古征服的欧亚各民族，诸如钦察人、阿速人、回回人、乃蛮人、唐兀人、畏吾儿人等等同归此类，后期也是派系林立相互倾轧，造成了元廷政局的反复震荡，此间详情，可参见拙作：元朝彻底汉化改革，能否成就一代盛世？弑帝的南坡之变揭示了答案

元代色目人群体

第三等级汉人，又被称为汉儿、扎忽歹，主要是中国北方地区，原金朝境内的被征服者，也包括蒙元较早进驻的四川、云贵一带的居民。

因此说，所谓“汉人”，其实并不限于北方人，也不限于传统汉族，女真、高丽、契丹、渤海等等族群也在“汉人”之列，《辍耕录》中统计的汉人，共分八种。

市井的宋人

第四等级南人，又被称为蛮子、新附人、囊加歹，这便是欧亚大陆上最后一批被蒙古征服的族群：南宋的子民，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族。

有意思的是，同属汉族，却根据地域的不同，分成了两个等级，被蒙古人“以汉制汉”，分而治之。

后世的满清，虽然也是少数民族做皇族，但中枢重臣不乏汉人，这恐怕也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因为元朝的公务员体系，简直太“自绝于人民”了——

相当于今天国务院的中书省，相当于国防部的枢密院，相当于中纪委的御史台，最高长官都是第一等级的蒙古人把持。

翻遍百年元史，这些高层职位，也才找到两个汉族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也就是中书左、右丞。一个是史天泽，大地主兼大军阀，帮忽必烈一起打天下的元勋功臣；另一个是蒙古化的汉人贺惟一，很早就背祖改族，被蒙古人特赐蒙古姓氏，名曰“太平”。

元朝的政治体制框架

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更甚。

蒙元政权在地方的军政实权，实质上掌握在“达鲁花赤”手里，其大概相当于中央特派员兼地方军区司令。

早在元朝建立以前，忽必烈政府就规定，各地的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而且“永为定制”。

后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又反复下禁令强调，一定不能叫汉人担任这一地方要职，倘若真的选不出合适的蒙古人任职，那就从做过蒙古贵族贴身奴才的色目人中选调。甚至，元廷还多次在国内搞整风运动，盘查是否有像贺惟一那样高度蒙古化，改了蒙古名字的汉人，冒充蒙古人做达鲁花赤的，一旦查出必须撤职，且“永不叙用”。

元代达鲁花赤腰牌

比如《元典章》就记载了一个第四等级的南人，本名黄祖太，早年跻身蒙古小哥的行列，改了个蒙古名字叫“伯颜”，在江西某县做了达鲁花赤，被查出后立即革职。此人在祖先面前，该不该叫做“无颜”呢？

还有各道廉访司，大概相当于中纪委巡视组，元成宗时有明文规定，长官应以蒙古人为主，实在有缺口，就选出身高贵（做过蒙古跟脚仆役）的色目人，再往下推，才是一般色目人、汉人。直到元朝中后期，担任各道廉访使的汉人，也不超过总职数的六分之一。

赵匡胤十一世孙赵孟頫曾任中书省济南路总管

不过凡事无绝对。

一些条件极为艰苦的地区，比如湖广行省的一些边远山区，气候潮热、瘴疠横行，蒙古人和色目人不愿意去就职，汉人也就“勉为其难”，被派去做达鲁花赤了。

司法维护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元朝民族分化政策最“欺人太甚”之处。

早在忽必烈平灭南宋之前，元廷就发布禁令，“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但反过来说，如果蒙古人要打汉人呢？那么就是“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也就是说，被打者不能还手，但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走诉讼程序。

而一旦付诸司法，结果如何呢？

校订本《元典章》

综合《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的说法，蒙古人因为有争执，或者酒后乱性，把汉人打死了，要打五十七大板，同时赔偿烧埋银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但假如，汉人打死了蒙古人，被处死那是一定的了，同时还要抄没全部家产，赔偿烧埋银子。

当然，以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假如是蒙古官吏犯了法，依律须由蒙古人自己的司法人员审理，高级贵族还要交宗正府处置，那就很可能——板子和银子都免了。

以上只是举了故意杀人罪，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余不平等的规定就多了去了。再比如盗窃罪，初犯者要在左臂上刺字，再犯刺右臂，再犯刺脖子……但同时又说：“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元朝官员形象

还有比如我们熟知的，汉人南人不准私藏武器、不得集体狩猎、严禁集会、严禁结社等等，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有一样，蒙古达鲁花赤要享受汉人新媳妇的“初夜权”，这个真没有！

首先说，《元史》对这个事，根本就只字未提。

而且你想，几十万蒙古人，统治着当时近亿人的汉人，年轻人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比例，如果要“雨露均沾”，那体力和精力简直——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汉族地区的婚俗

事实上，当年的蒙古草原掳掠婚、收继婚盛行，人家蒙古小哥脑子里，就没啥“初夜权”的概念，这估计是南宋遗民套用了汉人的礼法观，以讹传讹的结果。

当然了，当年的南人们还有一个指望，那就是像先朝一样，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流社会，这总该是一场公平竞争了吧？

从隋唐帝国开始，科举考试就逐渐成了社会上下层流动的阶梯，到了宋代流量突然加大，保证了社会精英能穷经皓首一心苦读，终生为统治阶层所用。

蒙古汗国其实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就搞过一次“戊戌选试”，选拔了少量汉族儒生充实官员队伍。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元仁宗时代（公元1313年），元廷才顺应民意恢复了科举制度，然而仍旧坚持“四民分等”的分化政策，好事并没有办好。

无论考试还是录取，蒙古人、色目人都是单列进行，不与汉族同等考量。科目上，蒙古人、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则需要考三场；录取时，蒙古色目为一榜，汉人南人为另一榜。

当然，如果你是家学渊源，汉化较深的蒙古人，想要考汉人的科目，这也是鼓励的，但放榜时，会被抬高一等录取。

科考录取榜

那么录取名额是否按人口比例划分呢？

对不起，虽然汉人、南人的考生数，要远远超过蒙古和色目人，但是四类人的录取人数却是一样的，乡试与会试，总共录取100人，四个等级均分，各为25人，进入最终的殿试。

根据地域的不同，例如河南行省录取汉人会多一点，江浙行省则录取南人偏多一点，但全国总数中的比例，这是政策红线，决不能突破的。

对于注重教育、穷经皓首、立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歧视制度，着实突破底线了，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意思。

汉人儒生形象

时人曾作诗一首道：

儒生心事良独苦，

皓首穷经何所补？

胸中经国皆远谋，

献纳何由达明主？

是啊，朝堂上达不到“明主”，那就只有在草莽之间寻一个“大明”之主，敢教日月换新天了。

但元朝科举制度最害人的地方，并不在于此。

因为当时蒙古小哥“略输文采”，没有那么深厚的学养和制度设计能力，只能因陋就简，采用前朝的科研成果，将南宋儒学中，比较通俗易懂的程朱理学，作为科考取士的制度标准。

南宋学者朱熹

比如出题和答题时，选用的《四书》、《诗经》，必须采用朱注，《尚书》必须取朱熹学生的注解，《周易》必须取程朱之说，《春秋》必须采用程颐一派的版本……总之，考试内容和阅卷标准，必须以程朱理学的阐述和推导为本，严禁采用别家之言、严禁自行发挥。

从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必须清洗掉自己的独立思维，在思想和表达上，力求被程朱“灵魂附体”，才能通过科考而荣身。后来的明清两代，其实在科举制度上也是沿袭了元朝的框架，只不过内容限定更加严格，形式上，也采取了更精致的八股文。

寒窗苦读从娃娃抓起

从这个角度上讲，元朝开创的“程朱版科举”制度，绵延长达六百年，直到清末才被废止。

至于这种制度对于后世的影响——那么元芳，你怎么看呢？

本文作者【齐文刀】，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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