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蒋介石大家肯定都知道，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所以又叫他蒋中正，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总统，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而今天我们要说的便是蒋介石的心腹何应钦。

何应钦早期在日本留过学，后来又上了黄埔军校，与蒋介石成为了校友，后来他因为他很想参加革命到孙中山的同盟会之中。何应钦在回国之后就追随在蒋介石身边，那时他还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后来在1925年初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陈炯明集中两万多精锐，何应钦部，遭到了，陈炯明的暗算，企图包围他们，在这个危急时刻，何应钦决定亲赴第一线，指挥作战，最后陈炯明的部队打得落荒而逃，令人叫好的是何应钦只用了三千多人就将陈炯明两万人的队伍打败，何应钦自此便是一战成名天下知”。这场战争使他与蒋介石结为了“生死之交”。

但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何应钦却有两次走到了蒋介石的对面，甚至险些置蒋介石于死地。

第一次是汪精卫联合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倒蒋时，本该站出来支持蒋介石的何应钦，却选择了站在汪精卫一边。后来，蒋介石回忆说：“当时只要他（指何应钦）说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当时在国民党高层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宋美龄为首，主张和平解决，以救蒋为目的，另一派则以何应钦为首，主张武力解决。甚至有传言说，何应钦想借此机会除掉蒋介石，自己取而代之。

正是这两次事件，让蒋介石对何应钦非常不满，为日后冷落他埋下了伏笔。后来，何应钦便在蒋介石心中不是那么值得信任，蒋介石也时刻提防着何应钦。后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逼着蒋介石下台。何应钦认为蒋介石肯定没有办法翻身了，所以他便赞成了阎锡山等人的做法，他做的这些事，让蒋介石非常寒心，后来蒋介石要求何应钦让位于陈诚。同时为了让何应钦继续受命于他，蒋介石让他做了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1944年，蒋介石为何应钦培养的“接班人”陈诚羽翼已丰，便迫不及待地要求何让位于陈诚。为了拢住何应钦继续为其卖命，蒋介石又给了他一个甜枣，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便让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何应钦当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是在1946年，何应钦就被蒋介石解除了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失去了实权，他的狼子野心暴露的太明显了，蒋介石怎么信任他呢。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曾对人说：“何应钦杀了我们很多人，我们不接受他的投降。”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何应钦的为人是那种墙头草，两边倒的人，野心太大并不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贤将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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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国军总司令，老蒋的大总管，后来怎样？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凡是能成就大事的人，在用人方面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见解，民国时期的老蒋在任命自己的部下时，一直都很小心，即使是自己最看好的人也一样，何应钦作为他的心腹之一，也没能例外。

何应钦出生在贵州，从小就很勤奋好学，18岁的时候被选送到武昌陆军中学，次年秋天，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日学生，何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入日本振武学校。

何应钦在日本振武学校读书时，老蒋也在这里上学，是何应钦的学长，当时的两个人相识之后，发现很聊得来，同样对革命很感兴趣。

老蒋在管理国军的时候就邀请何应钦加入，然后协助自己管理，不得不承认，何应钦的确有着很强的政治才能，帮老蒋处理过很多重要事务，所以那时候的老蒋对他极其信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应钦被任命为军委会军政部长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在抗日期间，他往来于各战区之间，参与了众多战役的决策和指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应钦奉命指挥入缅远征军攻占缅甸仁安羌，随后他又指导了缅北会战，因为战绩卓越，他获得了一等卿云勋章、一等景星勋章以及英皇乔治六世授予的二级军师荣誉会员勋章。

在抗日战争中，何应钦的确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但对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他又是坚定不移执行的第一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他指使顾祝同一手制造的，抗日战争也因此受到严重损失。

何应钦的战功不少，理应被重用，但是老蒋在后来却对他没那么信任了，原因之一是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营救时发生了不同意见，何应钦主张武力解救，宋美龄主张讲和，最终宋美龄提议被采取，也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这次事情之后，老蒋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也有了芥蒂，逐渐对何应钦产生了疑心，后来军阀逼迫老蒋下野时，何应钦在暗地里夸赞军阀的行为，从此彻底对何应钦失望了。

一旦没有了信任，何应钦的日子可想而知，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实权被老架空，知道自己被抛弃的何应钦，在解放战争胜利之际，主动向共产党投降，但是组织却拒绝他的入党申请。

虽然何应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做过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等高官，但他曾经也是“反共”的积极分子，在老蒋“围剿”红军的时候，何应钦都是积极的鼓吹者，他这种人是我党最忌讳的，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投降。

何应钦接受日本投降弯腰还礼，幅度比对方还大，行为是否妥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8日，蒋介石委任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负责中国战区内接受日军投降事宜。

何应钦在晚年对女儿何丽珠回忆道：“ 先总统时代，蒋公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抗战结束以后在南京主持受降大典 ”。

在抗战胜利以后，接受日军投降事宜，的确是一项莫大的荣誉，那么蒋介石为何要以两度“背叛”过他的何应钦代表他去南京主持受降仪式呢，为什么不是自己亲自前去，或者是将这种极具荣誉的美差，给予更听话的人呢，还有何应钦在接收降书过程中的弯腰低头还礼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是有意还是无意呢，今天宋安之来说说。

一、蒋介石之所以让何应钦去主持受降仪式，其实可以视为对何应钦之前背黑锅的补偿。

1935年何应钦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被世人所唾骂，其实就是受蒋介石委托所为，蒋介石没那个意思，何应钦也不敢签订，可以说他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是代蒋介石背了骂名，如今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蒋介石让何应钦前去，想必也是有补偿之意。

又或者说在对日方面，蒋介石主要以何应钦出面，此次由他出面主持受降仪式也顺理成章。总不能坏事让何应钦出面背骂名，到好事了，不让他去，也的确说不过去。

二、蒋介石之所以没有自己前去，主要是身份不对等。

当时在中国代表日本投降的是 冈村宁次，他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军阶只是大将 ，并非日军最高统帅。正所谓兵对兵将对将，蒋介石如果亲自前去支持受降仪式，就是自降身份了，反而会起到不好影响。

而 何应钦是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并且是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在职务和军阶上都与冈村宁次类似，地位上是对等的。

三、何应钦曾在日本留学，属于“亲日派”，更是与冈村宁次有着交情，适合蒋介石对日军“以德报怨”的政策。

当然蒋介石可没有这么大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打着以此交好日本政界，方便以后进行合作，并且为之后发动不义内战做好准备。比如以此在当时方便更快接受日军投降，还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冈村宁次为秘密军事顾问。

之后因为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何应钦是深领其意，在侵华日军之中， 只有145名战犯被判处死刑 。像罪行累累的侵华日军将领 元香馨 ，在抗战胜利以后，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而且 投靠了阎锡山，改名为原泉福，任中将副司令 。到了1948年7月，在晋中战役时，被英勇的解放军炮火重伤后，眼见逃跑无望，便让手下击毙自己，这才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在主持受降仪式中，何应钦在接受降书时，投降书并不是由冈村宁次交给何应钦的，而是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将投降书递交给何应钦，而何应钦在接受投降书之时，弯腰比日方代表还要低，可谓是引起不小争论，直到今天，也是一个争议话题。

有人认为何应钦此举并非有意，应该是受降仪式的相关细节有问题， 中方代表桌子太宽 ，所以接受投降书之时，难免要弯腰才能接受到。

有人认为对方投降代表身高比之何应钦要高，所以对方弯腰递交投降书， 何应钦个子低够不着 ，因此只能弯腰过低，才可以接到。

有人认为这是上纲上线，这只是一个普通举动，只不过被媒体抓拍到了，并且被刻意放大了，其实并没有什么。

当然还有更多人是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个举动不妥当，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奴才相，这是赤裸裸的谄媚。

其实以细节和心理入手来说，何应钦此举肯定不对。因为他主持受降仪式，可不只是代表他个人，更不是代表蒋介石，而是代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其实这点何应钦也明白，所以对于这场受降仪式，细节还是挺到位的。

按照规定，日方投降代表要向何应钦向三次礼：到达会场时一次，递交投降书时一次，退场时一次。

还有递交军刀之事，事前何应钦还特意派人与冈村宁次交流过，意思是参加受降大典时可以带军刀，也可以不带，但是带了，肯定要当众呈缴给何应钦。冈村宁次听了以后是感激得差点痛哭流涕，毕竟在很多日本军人看来，军刀比生命还重要，于是冈村宁次自然是没有带军刀参加。

试问连这种细节都考虑到了，怎么会考虑不到日方递交投降书之时的细节？

而且按照规定日方递交投降书之时，要先行礼一次，何应钦也没必要站起来。而且这是罪行累累的一方，他就是把腰弯到桌子上，也跟你没关系，只要能递过来就行。即使退一步说，你站起来接投降书也罢，但也没必要对方只是微微弯腰递交，你却要以更大幅度的弯腰低头来接受吧？

换位思考一番，如果你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军人，敌人侵略你的国家十几年，犯下滔天大罪，如今他们要投降了，你作为代表接受投降，对方只是微微弯腰递交降书，你即使站起来接受，也没必要如此替对方考虑，马上以更大幅度弯腰低头去接受吧，毕竟你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你个人。

换成正常人，不应该是看你递交降书都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明明可以深弯腰将降书递过来，却不做，那么我肯定要大声斥责你，或者最起码站着不动，你要么也别动，看谁耗得过谁，要么就是老老实实弯腰更深递交降书。

所以从细节来说，何应钦不应该犯如此错误，应该是何应钦本身是“亲日派”，甚至是有些谄媚心理，正好又有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授意，加上与冈村宁次有交情，所以看到冈村宁次一方的代表只是微微弯腰，够不到自己时，干脆将国仇家恨抛之一旁，更是忘记自己是代表的国家，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以德报怨”的角色中，是慷他人之慨，宽他人之容，及时贴心而谄媚的以更大幅度的弯腰低头来接受降书，简直是讽刺。

对此行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大为感慨地说道：“ 在第三次小林总参谋长呈交降书敬礼时，何应钦总司令却不由得站起来作了答礼。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

说实话，这个东方道德评价感觉还是挺讽刺的，这是哪门子东方道德呢？这分明是既谄媚，又让人看不起的“道德”罢了。

正因为何应钦如此行为，所以后来为了弥补这种遗憾，著名画家陈坚在创作《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油画时，虽有一些与史实不符，但整幅画气势磅礴，更是“帮”何应钦站直了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