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11月22日电 题：农业为何是中国给世界最大的礼物？

作者 韩茂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世界是多元的，在多元世界中探寻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研究中国，是增强民族自信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渠道。正如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解读了何以中国，发掘了让世界瞩目的中国遗产，也将中国的文明创造带向世界。

农业：中国给世界最大的礼物

回顾历史，中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往往被社会忽略了，它就是农业。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距今一万多年前农作物驯化至今，这句俗话俨然变成了真理。直到今天，人们的生活始终没有离开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贡献。

世界三大农作物驯化地，中国就在其中。据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距今一万多年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钱塘江流域，那里的先民将野生水稻驯化为人工栽培水稻。从那时起，中国大地上驯化的水稻开始向全世界传播，进入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又走向世界。

据西方人统计，全世界约60%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当然，中国大地上驯化的粮食作物不仅有水稻。在华北，我们看到与早期驯化的旱地作物谷子、黍子有关的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的磁山文化遗址，距离今天至少有9000年。

中国北方驯化的旱地作物，不但支撑了中国历史前半部的发展，同样走向世界。一南一北最为著名的两大作物不仅被纳入世界文明体系，还加入了世界发展的进程。

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将农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三次浪潮中的第一次。以农业为主的这次浪潮，在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非常长，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其中，中国毫无疑问承担主角地位。

丝绸等物质文化也体现了中国为世界文明体系作出的贡献。中国通向世界的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命名都源于西方人。陆上丝绸之路的命名来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海上丝绸之路的命名来自法国汉学家沙畹。他们以丝绸命名这两条道路，足可认定西方人对于中国从蚕的饲养到丝的制作等丝绸生产技艺进入世界的认同。

公元4世纪左右，日耳曼人、匈奴人等“蛮族”的入侵加剧了古罗马帝国的灭亡。最终，西罗马帝国于476年被日耳曼人所灭。读这段历史时我有一个疑问，当地中海文明已经发展到昌盛时期，为什么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国人即日耳曼人，还被称为野蛮落后的“蛮族”？

地理学家将目光投向四大文明古国。

竺可桢曾说，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基本都起源于干旱的大河流域，包括古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埃及的尼罗河、中国的黄河，乃至于印度的恒河。

为什么干旱的大河流域能够孕育文明？农业未出现之前，人类以渔猎采集为主。随着人口增加，干旱等地理环境制约着本地生产的动物、植物数量，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求。

也许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类无意之中开始关注种子和所捕获猎物的成长。于是，农业开始在干旱的大河流域出现。伴随着工具的制造、水利的兴修，文明之光得以点燃。这种外部压力与文明孕育有直接关系，干旱的大河流域因而成为文明的摇篮。

至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何以变成了稻作文化的中心，也与环境有关，那是另一种环境压力。今天考古学界呈现的稻作遗址几乎都在靠山、靠丘陵的地方，当年的水乡泽国有大量的湖泊、河流、沼泽，真正的水边对那时的古人类而言，也许生存都是很困难的。

至于我们更熟悉的陶瓷。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到的“黑石号”沉船，其沉没地点距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并不远。沉船主人是阿拉伯人，但出水船货绝大多数都是地道的中国制造。

中国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之中具有何种价值？可以说，它们将中国带入到世界文化发展的系统之中。罗盘、指南针等技术，是关键性的航海硬件。15世纪晚期，地理大发现引导全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离开了中国的发明，所有船只不可能走向远洋。同时，中国印刷术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精神文明的重要途径。

因此，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尽管中国人不是地理发现者，但与中国有关的文明要素，却率先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加入到世界大航海时代。

在多元多彩的世界之中，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独特的文明和历史，又在漫长历史中将自己的发明和贡献融入世界、影响世界，为人类世界作出巨大贡献。农业则是根本中的根本，是中国为世界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是中国给世界最大的礼物。

东西方交流：在宏观也在细节

在国外任何一家博物馆，找到与中国有关的藏品并不稀罕。与中国有关的一切没有仅仅停留在中国，而会以各种渠道走向世界。

有一年，我在南美洲最南端，阿根廷火地岛乌斯怀亚的一个小餐厅看到了稻米。当时心里一动。这个稻米有可能来自亚洲别的国家，但一万多年前它驯化的初始地就在中国。我相信，如今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端起一碗米饭，其初始驯化地都在中国。

还有一次，我到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参观博物馆，有一些文物与内蒙古中部桃红巴拉遗址发现的一批草原青铜器非常相似。这批草原青铜器是由中国传入乌兰乌德，还是由乌兰乌德传入中国的？

我也曾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皇家用品中看到中国瓷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故居里，展示了一件清朝女士上衣。这些足以说明，有关文物交流的细节，很多地方可见。

东西方之间的世界存在着不了解。如何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把域外的文化请进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博物馆，无疑是东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命题。

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怎样包装，怎样选择？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女神像上，巨大的眼球颇引人注目，想必是眼睛上方的泥土和雕塑物脱落所致，而非原貌本来如此。类似于这样的文物展示、文化传播，至少需要避免国外民众产生误读。

我在希腊参观时买过当地的文物画册，这些画册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如实呈现古建筑的断壁残垣，并根据文物修复和考古复原，添加数层塑料薄膜，一层一层告诉观众什么时代它的原貌如何。最后覆盖的这一层，便是这些石质建筑神庙当初的全貌。

媒体是传播文化的工具。应以何种形式、何种态度将我们的文化介绍给国外，使其理解并认同？通过何种手段，能让我们中国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乃至于所有中国人，都以中国文化而骄傲？这些值得我们思考。

东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技术手段和构思十分重要。正如奥斯卡金像获奖影片会用很温馨的语调和情怀，去讲一个寻常的故事。在对外传播中国历史文化时，选择文物、包装文物、讲述中国故事也应有技巧。(完)

作者简介：

韩茂莉，女，1955年4月出生于北京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历史农业地理、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地理。出版学术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获国家级精品课。2019年《中国历史地理》获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21年《中国历史地理》被教育部列入第一批国家一流课程。

韩茂莉的科研项目

前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教育部基金项目10余项，并出版《宋代农业地理》、《辽金农业地理》、《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等学术专著，并在《文史》、《考古学报》、《地理学报》、《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地理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50篇。其中，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从1993年《宋代农业地理》问世到《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出版，不仅创立了历史农业地理的撰写体则，且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韩茂莉于2012年出版《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为中国第一部通代农业地理专著。农业地理主要研究农业生产地域分异及其规律，以及差异性农业空间现象的特点与形成原因。农业生产是一个涉及整个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复杂系统，农业地理也同样具有多元性内容结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通篇论述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环境利用方式及其变化，围绕这一核心，这部著作全篇120万字，具有创建性地解决了系列重大问题：
1. 提出在小农经济背景下，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受到制约，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提高亩产满足民生需求，仅是一些地区的行为，以各种途径扩大耕地面积与土地利用率是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古代农耕区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向山区、向周边扩展属于土地空间扩展的基本途径。
2. 确定了中国古代重要农业耕作制度的界限。农业耕作制度的界限不仅是农业生产进程的标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与气候变迁的重要指示物。《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论述了农作物两年三熟制北界、一年两熟制北界、冬小麦分布北界与南界等重要农业耕作制度界限，以及近三百年以来重要农作物物候期空间位置的变化，对于研究气候与环境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3. 理清中国古代主要农作物的起源地与传播路径，以及由此建构的地理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创新观点：
①水稻属于中国本土起源且驯化的粮食作物，栽培稻驯化之初就存在粳型、籼型两类生态型，并从地理分布表现出“北粳南籼”的特点。水稻从长江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粳性特征不断加强，经过长期的培育，北方的粳稻已经与起源地的粳稻有了明显差异。三国时期北方粳稻已传入南方，进而形成了与南方本土水稻的区别，有了粳、籼两类水稻的类型分异。
②占城稻与本土水稻杂交后，使南方籼稻增强了耐瘠、耐旱属性同时，也提升了对山地气候的适应性，进而改变了粳籼两类水稻原有“上粳下籼”的垂直分布形式，出现“上籼下粳”形式。
③冬小麦从域外传入中国，构成两年三熟制与一年两熟制的轮作核心，决定多熟制存在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受劳动力条件与环境制约，战国至秦汉时期冬小麦主要分布在今山东及毗邻地区，唐代逐渐推向黄河中下游地区。
④北方人南下是冬小麦向南方传播的主要动力，但北方人口南下经历了由外来人转为当地人的土著化过程，在移民文化属性的转变中冬小麦南下传播表现出由胜至衰的空间变化。
冬小麦向南方传播依托一年两熟稻麦轮作制，这一种植制度出现于北宋时期。最初稻麦两熟制，主要在平原地带，伴随北方移民完成土著化过程，山地种麦表现出更多优势。
由于稻麦两熟制中冬小麦的后作为晚稻，晚稻主要分布在太湖平原以及淮南地区，因此明清以前南方平原地区冬小麦以及一年两熟稻麦轮作制主要分布在上述地区平原地带，其它地方种植冬小麦或为一年一熟，或与其它旱地作物进行轮作，实行旱地作物一年两熟。
⑤玉米、甘薯均为明后期传入中国的外来作物，玉米依循东南、西南、西北三条路径传入中国，但东南一线是玉米实现在全国传播的主要路径；甘薯只存在东南一条路径。
虽然玉米、甘薯两种作物传入中国的基本路径均偏重于东南海路，但传播动力却不一致，玉米传播主要依靠人口迁移，并依人口迁移方向形成自福建至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福建至浙江、安徽、湖北、河南，并逐步推向北方的传播路径；甘薯传播受官府影响较大，传播次序首先从福建至浙江、山东等东部地区，然后从东部向中西部扩展。
⑥丝、麻为中国传统纤维类作物，两类作物早期分布，麻具有普天之下必有种植的特点，桑蚕则依托丝织技术形成山东、河南等丝织业中心。由于纤维类制品加工与特定技术人群结合的关系，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纤维类技术中心却长期滞留在北方，至明代彻底完成了向江南地区的转移，并在江南形成丝织业技术与种植中心。
4. 提出随着人口增殖与社会发展，追求产量与产品品质是农业生产的双重目标，农作物嬗替与种植制度变化就是以增加产量、提升农产品品质为目的的农业技术进步，此两者不仅是中国古代农业从广度开发转向深度开发的标识，而且建构了新的农业地理布局。
①北方粟、南方水稻为中国本土起源、驯化的主要粮食作物，小麦传入后逐渐扩大种植空间，并从唐宋时期取代粟在北方的地位，形成历史上中国历史粮食作物种植空间第一次嬗替；明后期玉米、甘薯传入中国，迅速在丘陵山地占有优势，并完成粮食作物种植空间的第二次嬗替。
②元代亚洲草本棉传入长江流域，不仅取代了西域一带传入的非洲草棉，而且取代了麻类作物的地位，成为主要纤维类作物。19世纪陆地棉引入中国，中国棉花种类出现第二次品种嬗替过程，并形成南北方两大植棉区。
③中国主要油料作物多非本土起源，这些作物传入中国经历两次种植空间嬗替。芝麻自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广泛种植于南北各地，元代随着越冬型油用油菜传入，空间上取代了芝麻的地位，并成为南方主要油料作物。清中后期机器榨油技术传入中国，加工大豆、花生等大籽粒果实成为可能，北方各地大面积种植大豆、花生的同时，再次对芝麻种植空间产生冲击，造成第二次对芝麻的空间嬗替。
5. 本文提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与各有分地的空间秩序是游牧民族长期遵循的基本原则。稳定性结构是中国史学界赋予小农经济的重要特质，事实上非农业经济也具备稳定性结构，在没有自然与社会这些外力影响下会长期保持传统经济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游牧业也是如此，逐水草而居与各有分地长期存在于草原社会中，这两项原则既顺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节律，又规定了在共同资源面前获取利益的准则。

韩茂莉的主要论著

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三联书店，2006年。
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韩茂莉《宋夏交通道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1。
韩茂莉《宋代桑麻业地理分布初探》，《中国农史》，1992.2。
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4。
韩茂莉《论宋代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4。
韩茂莉《宋代河北的农业生产与主要粮食作物》，《中国农史》1993.3。
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韩茂莉《宋代东南丘陵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1993.3。
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韩茂莉《近三百年来承德地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区域特征》，《地理研究》 1996·1
韩茂莉《辽中京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9·3。
韩茂莉《农业人口的迁入与辽塞外本土农耕区的形成》，《文史》1999.3。（总第48辑）
韩茂莉《论金代猛安、谋克入迁中原与中原农业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2。
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中国农史》2000·3。
韩茂莉《2000年来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3。
韩茂莉《金代主要农作物地理分布与种植制度》，《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韩茂莉《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北京大学学报》2001.5。
韩茂莉《辽代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1.6。
韩茂莉《金代南京路人口与农业》，《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韩茂莉《论西北开发的可持续性进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韩茂莉《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地理研究》，2003.1
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核心区的转移与环境变迁》，《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
韩茂莉《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4
韩茂莉《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地理学报》2004.4
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地理研究》，2004.5。
韩茂莉《辽代西辽河流域气候变化及其环境特征》，《地理科学》，2004.5
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10。
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地理环境与水权保障系统》，《近代史研究》，2006.1。
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基层水利管理体系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1。
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与管理》，《文史》，2006.3（总第76辑）。
韩茂莉《近300年来玉米种植制度的形成与地域差异》，《地理研究》， 2006.6。
Hanmaoli .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lock Belt of Agriculture and Husbandry and the Climate Chang in North China , Chinese Archaeology Vol. 6 2006.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韩茂莉《近五百年内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1.
韩茂莉等《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选址与环境解读》，《地理学报》，2007.12.
韩茂莉等《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地理研究》，2008.5.
韩茂莉等《20世纪上半叶西辽河流域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分析》，《地理科学》2009.2。
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考古学报》2010.1.
HanMaoli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and Environment of West Liao River Valley > Chinese Archaeology Vol. 12 (2012).182-188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韩茂莉《论历史时期冬小麦种植空间扩展的地理基础与社会环境》，《历史地理》第二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韩茂莉《粟稷同物异名探源》，《中国农史》2013.4.
韩茂莉《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中国史研究》， 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