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财安

1945年7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其他5位中国开明民主人士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重庆飞到延安访问考察。7月4日，黄炎培到了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家里叙话，讨论中国的未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话”。

在对话中，黄炎培指出朝代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因历时长久而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时间虽然过了70多年，但这个周期律仍然存在，香港当然也不会例外。李家超政府上任虽然只是执政短短的一个多月，但已经让香港市民看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的行事风格，希望李家超与其团队能吸收“窑洞对话”的智慧，时刻保持警惕，克服“精神渐渐放下，因历时长久而惰性发作”的先天性弊端。

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一时期，王朝亡于外敌之手的只有宋、明两朝，其馀的都是因为内奸蛀蚀，救无可救，最终自己轰然倒下。但是，宋、明朝之所以被外敌取而代之，都是因为内奸里应外合，先把王朝的元气掏干。这样看来，内奸其实比外敌可怕得多，慎防内奸更是政治上的一条铁律。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当时，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已经28年，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形势大好，但毛泽东主席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敲响警钟，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见他非常清醒，并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遗憾的是，这番预警说话就不幸成真。

1951年年底，两名地方高级干部，时任河北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刘青山与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被揭发渎职，联手挪用公款、骗取银行贷款、挥霍、贪墨巨额款项（当时等于近1吨黄金价值），还染上毒瘾。经过调查审讯，两人的罪行证据确凿，最后判处死刑。刘、张两人都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期出生入死，因功劳被提拔到高级干部的位置，表现不可以说是不出众。但是，新中国成立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年多，两人便已经彻底腐化，成为危害组织的内奸，可见糖衣炮弹的威力！

李家超政府上任伊始，笔者便提出如此尖锐的历史教训，可能有不少人认为笔者是庸人自扰。不过，香港过去20多年的沉痛经历殷鉴不远，我们当时就是太过天真，像一只把头埋在沙中的鸵鸟，自我感觉良好，完全与残酷的现实世界脱节，所以才被内外敌人狠狠地咬了一口。经一事长一智，行政长官李家超需要将未来的挑战估算足一点，提防内部敌人使用麻痹、羁縻等佛口蛇心手段拖后腿，特别是在动态清零及与内地通关这事上。

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协助黎智英乱港的美国特务头子Mark Simon早已预先离开香港，与他一起撤退的相信还有一大批负责颠覆的情报人员，两年多以来再也不敢踏足香港，只是通过互联网隔靴搔痒。由此可见，因为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美、英、欧等国家现时对香港施加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基本上很难动摇香港的根本，换句话说，外敌不足惧，香港适当地配合国家的反击便是。但是，所谓家贼难防，躲在暗角的“港独”与黄丝分子仍不断以各种明暗手段虚耗特区政府的精力，蚕食香港的能量，这才是症结所在。

8月1日，香港警队国安处拘捕了两名公务员，一名是税务局电脑技术员，另一名则是入境处人员。他们涉嫌在多个网上社交平台与讨论区发放反政府、提倡“港独”、煽动他人使用暴力的资讯。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已经两年多，期间不断有人（包括公务员）因类似的行为而被捕、控告、定罪，这两人身为公务员，其中一名更是纪律部队人员，却仍然死不悔改，以身试法，由此可见“港独”团伙盘根错节的程度。这个案件提醒我们，清除内奸仍是任重道远，还需继续努力。

李家超身为行政长官，希望他对无所不在的阿谀奉承时刻保持着警惕，更要临深履薄，本着中央的大政方针前进，若能如此，跳出“窑洞对话”所提到的周期律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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