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三月，杨绛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散文《老王》，文中写了一个与自己有交往的三轮车夫“老王”的故事。读到最后，读到了这句使我不断思考的句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在我和老王之间，我是幸运者，老王是不幸者。我对老王有何愧怍？这种惭愧和不安又来自哪里？我认为，这“愧怍”来自我认识到老王是个比我更不幸的人。

杨绛先生有家有女儿，生活有一定保障，社会有一定地位，无论怎样的艰难时日还是挺过来了；老王无家无子女，年老体弱瞎一只眼，生活困难，朝不保夕，靠拉三轮车为生，是社会的底层。

杨绛一家给了老王一些照顾和帮助。比如，送给他鱼肝油，时刻关照他的生意（坐他的车、让他送冰）时常接济给他一些钱维持生活。在那个时代，杨绛一家遭受文革的打击，还能帮助老王、关心老王的生活，实属不易。然而，杨绛先生还是觉得不安和惭愧，为什么？

文中有一些交代。杨绛说：老王来给我送香油和鸡蛋，是“他来表示感谢”，说明杨绛一家是在经常地帮助老王的。老王也经常帮助过杨绛：给她家送冰，质量价格都最好，送默存去医院不要钱，他给我家送香油和鸡蛋。老王从没有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而欺负我们。

但我和老王对彼此的态度却是不同的：老王送冰、送默存去医院、给我送香油和鸡蛋都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才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老王这样跟我说话，说明他已经把我当成他亲近的人、可信赖的人。这在老王是一种精神的归属和依靠，里面有他对杨绛的一份依赖和信任。

老王来我家送香油和鸡蛋，我却强笑着说话，谢了他的好意，谢了他的鸡蛋，转身去取钱。之后“看着他滞笨地转身”，“看着他直着脚一级一级地下楼”，“直担心他摔倒”。但没有请他进屋坐坐喝口茶。虽然先生说自己害怕得糊涂了，这里面还是有先生欠老王的一份关心和平等的尊重。

想想老王对我，看看我对老王，不安涌上心头。面对绝境时刻的老王，面对内心深处的自己，高低即刻显现。先生没有满足自己对他的物质帮助，而是看到了问题。老王对我家的帮助，是发自内心的，依赖的；我对老王的帮助，是物质的帮助，也有些随意。相比之下，我怎么能没有愧怍呢？

杨绛先生是一个低调、博大、温厚、善良、真诚的人。她时刻关心老王、给予老王物质上的帮助。然而，这段关系让先生心生愧怍，说明它存在着问题。杨绛先生的“愧怍”就是反思。

1、“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老王，一个孤单的老光棍、一个贫苦的三轮车夫、一个不幸的被厌弃的人，除了物质的贫穷，更有心理的孤独。除了物质的需要，更需精神的安慰，相对于钱，老王更需要朋友关心！当老王离开的瞬间，当听老李说他离开的第二天就去世了的时候，先生有了不安。

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的不容易，你理解我的感受和情绪。先生不了解老王，对他的关心不够，她和老王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距离就是理解。人们之间的交往，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产生一些隔阂。在杨绛和车夫老王之间，有着地位、生活环境、知识等的差距，有意识的试图了解对方，才有有效的帮助。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思考。

2、对弱者的帮助，平等尊重不可少。曾记得有一个故事，在一列火车上，一个小男孩的对面坐着一对母女，男孩拿出一个易拉罐，想喝饮料，可能是第一次外出，第一次喝易拉罐，他不知道怎样打开。对面的母亲看在眼里，就拿出自己包里的易拉罐，给自己的女儿说着话，自然地打开了易拉罐，男孩看在眼里，自然就学会了。

先生对老王在钱上从来没有“亏待”，甚至最后老王送鸡蛋和香油时，连同告别时，先生也给他钱，却没有注意到老王的状态。我进而想到，在老王生病时，先生是怎样的呢？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又一思考。

我们对比我们还要弱的弱者，要给予怎样的帮助呢？ 那就是要架起心灵的桥梁：平等、尊重、互爱和理解，且发自内心！

杨绛的《老王》中杨绛为何愧怍

老王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愿意给作者家送冰块，车费减半；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担心人家看病钱不够；接受了人家的好处，总也不忘，总觉得欠了人情，去世前一天还硬撑着拿了香油、鸡蛋上门感谢。

　老王 （杨绛创作的散文）

《老王》是当代文学家杨绛于1984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文章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回忆了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段，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表达了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不幸者的关心、同情和尊重。作者也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应不应该以人道主义精神来关心不幸者。这篇文章后被选入多种版本的教材。

作品原文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1）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2）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3），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4）。

词语注释

（1）默存（mò cún）：作者的丈夫钱钟书的字。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学者、作家，著有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等。

（2）干校（gàn xiào）：这里指”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干部集体下放劳动锻炼的场所。

（3）翳（yì）：眼角膜病后留下的疤痕。

（4）愧怍（kuì zuò）：惭愧。

也说杨绛为什么“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