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化同步的乡村实践

——以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为例

编者按:一个村庄,既不临城,也不靠海,仅有的资源就是人均几亩耕地和相对于土地而明显过剩的劳动力。在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中国大量存在着的这样的乡村,未来在哪里?如果仅仅靠种植粮食,这里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又在哪里?

近日,记者在吉林省吉林市大荒地村采访,感受到了一股扑面的新风:大荒地通过“村企合一”,深挖农业,建立了一种乡村与企业间互助互动的共融共生机制,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农民就地城镇化、农产品加工业及乡村服务业等的发展,在一个村庄的基础上浓缩“四化同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农区推动“四化同步”的微观样本。

本报记者孙林宁启文阎红玉张凤云

4年的时间,同样是那片土地上种出来的大米,从两三块钱一斤卖到了15块;村企合一第一年,村集体不仅偿还了原来亏欠的60多万元外债,还积累了140多万元,目前已积累到7000多万元;农民年均纯收入从8000多元猛增到了22000多元;村民们从原来闭塞的小屯子搬进了生活设施齐备的新村,而且外来人口越聚越多;村里的企业成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村子则被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村;村党委成了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从“村企合一”开始的。2010年,在当地党委的支持下,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党支部和当地民营企业东福集团党支部合并,由此加速了土地的整合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土地与资本的相遇,史无前例地激活了大荒地沉睡了多年的资源,引导着人们在这片昔日的沼泽地上走出了一条工业化、信息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助推新型城镇化的坚实之路。

乡村是阵地,是农业企业发展的根基

10月16日,大荒地村右前方几块方整的水稻田里,几台小型收割机来回穿梭着,脱了粒的水稻直接倒在四轮车上,“突突突”地开往不远处的东福米业公司。

东福米业总经理刘延峰站在地头对记者说,“这些地都是东福的稻米基地,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专门种植绿色、有机水稻,供应全国市场。像这样的基地,我们有2000多公顷。”

2000年刚起步的东福米业还是个小作坊,只加工本地大米。两年之后,刘延峰和哥哥刘延东兄弟俩租下了附近一个国有农场,开始种植绿色大米。2004年,东福的绿色大米种植成功以后,又开始种植有机大米,形成了70公顷有机米园区。到2013年,东福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12家子公司,总资产近17亿元的大型民营企业。

小作坊成长为大企业,一切似乎都显得那么顺利,可是在东福集团董事长刘延东看来,发展中的烦恼从来就没消失过。

“搞农产品必须要在农村,好种好收好加工。但是很多农产品加工业为什么在当地发展不起来?”刘延东对着记者,自问自答,“村里三年一换届,政策没有延续性。拿村里这个路来说,这是村民自己掏钱修的,企业要用怎么办呢?要不时的给村里拿点钱,时间长了企业受不了,农民也得不到实惠。说白了,集体收入没有,村子也没法发展,企业也没法发展,环境受制约呀。”

现实就是这样。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一些现代农业企业做的风生水起,而就在附近的村庄里,农民们却只能远远地瞅着,不能融进其中。

那么企业与村庄,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利益关系呢?东福米业探索过跟农民签订订单,可是因为不好管理,有机水稻不敢跟农民签。

近在咫尺的大荒地村,一年一季的农业生产也不是看上去那样的平静。

“原来生产队修的挺好的排水沟,各家就往外占。”村民乔明儒说,“一年吃点儿,一年吃点儿,最后排水沟给占没了,涝的时候大家大眼瞪小眼,谁都没办法。”

一年又一年,村民们每家守着几晌地,到头来也攒不下几个钱。年轻人一茬一茬地走了,剩下那些走不出去的老人,看着村子一天天衰落下去。

“东子,你好了,那俺们也得差不多呀。”有一天,村里一位老党员忍不住找到刘延东,唠了一句实在嗑。

是呀,村子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呢?这个问题刘延东问过自己好多次,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土地的经营权还在农民手里,一亩二分地不论你种啥都难发财,永远是个温饱。

“不包产到户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单产能上去,但是持久下去不搞集约化经营,现代农业就也难实现。”刘延东说,“一家三亩地、五亩地,农业机械化怎么推广?还没等挂二档呢,农机开到地头了。”

合作被提上了日程。合作是必须的,因为分散不经济没效益。为了找到村庄与企业共生共融的结合点,2010年东福集团党支部和大荒地村党支部合并,成立了村级党委,刘延东当选党委书记。

“村企合一”,不是村子和企业就合并了,而是管理合一,账目分开,经济独立核算,实现村企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人才、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企业管企业的经营管理,村两委管农民自己的事。村党委为企业发展规划蓝图,也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村企合一”开启大荒地村发展新历史。

农业是基础,是村庄发展的根本

2010年,新的党委成立后,村里发生了一件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大事,即以集体的名义成立了水稻种植合作社,开始流转村里的土地。

第一年流转了2个村民小组的地,第二年就剩一个村民小组了,再过一年就剩一户还自己种着。为什么这样顺利?原因是农民自己学会了算账。

“我们这疙瘩就种一季,除了化肥、种子、农机,自己种地每亩也就能剩七八百块钱。”乔明儒告诉记者,他家里3个人的地都流转了,“每公顷1.55万元,合同5年一签,每年过完元旦就给钱,省心省事。”

土地倒是流转集中了,可现代农业怎么搞?却是个认识逐渐提高的过程。

“土地一集中,一整田,光埂子就省不少地,每公顷可增加2%的耕地。地下还铺设管网,下多大雨都能给排出去。”在大荒地人看来,土地集中连片,首先就能搞上水管网,这是现代农业最基本的前提。

接下来,大荒地村的土地上引入了东福集团先进的种植和管理理念:由种植公司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水稻种植实现标准化、规范化;育苗、插秧、施肥、收获全程机械化;选种用的是绿色有机稻种,施肥施的是有机肥,防病虫害用的是生物科技性诱剂,还采用稻田养鸭、养鱼、养蟹等生产方式,种植绿色、有机水稻。

记者来到公司现代农业监控大厅,这里的场景深深地震撼了记者。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大田里的情况:一个个小巧的鸭舍有序地点缀在稻田里,旁边是小型气候仪。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打雹子用的火箭炮。

“我们这是智慧农业管理,从育苗到大田移栽、生物治虫,再到收获归仓,全程监控,都是高清显示。一片叶子,一粒稻米,上面有没有病斑,都能看清楚。”监控大厅负责人房杰介绍说,“我们大米包装上全部打了二维码,手机一扫描,就知道这包大米是什么品种,哪块地种的,什么时候施肥等。从土地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为什么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做这些?

“没有科技的进步与管理的创新,就是集约了土地现代农业也发展不起来,也不会产生品牌效应。这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刘延东说。

以此为支撑,东福集团的米业加工更是做到极致。在有机大米生产车间,两条国际领先的稻米加工生产线正在运转,白米分级筛、大米抛光机、立式砂辊碾米机、远红外色选机、包装机等都在忙碌着,工人在机房使用计算机控制。

搞现代农业,就得有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农业效益才能提高。经过有机种植、极致加工的大米,挂上“大荒地”的驰名品牌,进入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并出口港、澳地区及中东国家,有机米最贵卖到了50块钱一斤。今年4月,吉林大米牵手“淘宝挑食”在全国开卖,东福米业的绿色稻花香大米一周销量就达到了1.7万箱。

东福集团发展的基础,是大荒地及其周边村庄那滋养了几千年的黑土地和那黑土地种植出来的优质稻米,而大荒地村的发展则是依托东福集团来实现的。集中连片的土地种出来有机稻,通过企业加工销售出去,让传统封闭的村庄,继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之后,有了与外界沟通的另一条通道。

对于现代农业发展,大荒地也碰到了普遍性的问题——将来谁来种地。现在农村老龄化严重,第一轮土地承包后种地的那些人依然在种地,但是干不动了。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让自己家小孩再种地了,都上城市也不一定能好就业。

刘延东决定适应村里人的想法,“我让你家的孩子到公司来开收割机,同样是干农业劳动,但腰板儿溜直,因为变成产业工人了。如果不这样,再过5年,老人种不动了,孩子也不会种,那地不得扔么?!”

乔明儒就是如此,自家的土地流转后就在企业里上班。由于种地是把好手,依然负责地里的生产和技术管理,每个月也能拿到可观的收入。

“50公顷一个主管,下面有5个人,管水、施肥。按粮食产量算钱,一公顷达到1.4万斤拿基本工资,增产的10%给个人。”乔明儒对这套管理方式很是满意。

无论是从土地的产出,还是从农民的增收和身份的转变上看,“村企合一”对于大荒地村民都是有利的。但是农业现代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耕地上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那解放出来的农民能去哪里呢?

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东福将碎米制成有机米酒,利用稻草加工成饲料,用于养殖业,将稻壳压缩成炭棒,成为再生能源,配套建设养殖场,利用畜禽粪便和炭棒灰制作有机肥料种植水稻。上下游产业的延伸为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如今东福集团的业务范围已涵盖科技研发、水稻种植、农机服务、稻米加工、仓储销售、杂粮生产、土特产加工、玉米烘干、畜禽养殖、生物肥研制、秸秆燃料加工等领域,吸纳了附近村庄1500多名劳动力长期就业。

这就好比一条龙,龙头转起来了,龙身龙尾也就跟着摆起来了。而这些,也使大荒地的就地城镇化成为了可能。

土地是命脉,是就地城镇化的载体

“大荒地,地不荒,落地窗前稻花香。”这是大荒地村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地不荒,说明地没扔,落地窗,说明上楼了,闻到稻花香,说明还在坚持以农业为主。的确,在大荒地,村在块块稻田中,稻在座座楼房间,水稻围着村庄种,楼房点缀在稻田,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

村里的年轻人留在了集团当产业工人,集团的发展又吸引了一批外来人口在这里打工兴业,大荒地就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人口集聚。而大荒地村丰富的温泉资源,不仅吸纳400多名农民就业,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口集聚的需求也就逐步上升。人开始变多了,村慢慢长大了,那些在企业上班,却住在交通不便的小屯子里的年轻人最期盼的城镇化建设就提上了日程。

为适应这种需要,大荒地村开始建设新农村,对村屯进行整合,让农民就地城镇化。他们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建设了31栋农民新居,吸纳了924户农民集中居住。他们还新建了卫生院、污水处理厂和垃圾中转站,治理了河道900多米。

建楼那会儿也不是一帆风顺,就有老百姓提出不同意见。刘延东说:“老百姓说你给我十室一厅,中间还不能带隔墙,为啥呢?他说我得建塑料大棚,我得放农机。再说上楼了,我那个地咋整呢?”

城镇化不是城市化,一定不能离开农业,农业是发展的根本;一定不能离开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农村城镇化前提就是要集约和节约用地,向土地要资源,而且必须以人为本以土地为依托,保证农民离土不离乡,上楼不失地,实现就地购物、入学、就医、养老、就业。

2010年前,大荒地的6个自然屯情况大抵如此:一个简陋的小卖部,摆点儿酱油和醋,充个电话费都得跑到镇上去。因为居住分散,一家一户的宅基地总共要占120公顷地。村屯整合之后,村里只要12公顷地就可以建住宅小区和老年公寓,解决了村民们的居住问题,剩下的复垦作为耕地。

值得称道的是,在新村建设时,他们就提前做了表土剥离,把原来地上的好土篓起来,平移到需要复垦的地方去。

在老年公寓门口,记者碰到了韩俊杰老人。他对老年公寓赞不绝口:“住得挺好的。今天试水,马上要给暖了。听说还要开食堂,不用自己做饭了。”

在韩俊杰看来,大荒地村委会给大伙创造了两项福利:一个是土地流转,另一个就是房子。“我们原来那个砖瓦房几十年了,到翻盖期限了,可有的户翻盖不起啊。我那个房子200平方米,内部流通,有用处的能卖10万块钱。整栋拆迁后,补了我100万元。买小康新村的楼房,折价2800元一平方米,补我这个钱,新农村建设的80平方米的房子能买5套。”韩俊杰伸出一只手比划着。

就地城镇化建设,使村民们的生活环境也随之改善。如今村里商业红火,超市、网吧、电信营业厅、服装店、盲人按摩、饭店遍布村里,东福米业的员工也经常到村里去叫外卖。

乡村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除了专门建设的集市,每逢周二,大荒地的健身广场会聚集四邻八乡来赶集的人,鸡、鸭、猪肉等各种土特产以及来自城里的时新衣裳和鞋袜摆满了市场,消沉多年的乡村集市又恢复了元气。

村庄整合的同时,集体经济也有了长足发展。村里没有卖一分地,而是靠水稻种植合作社的收益,加上楼下车库、门市物业等方面的收入成了村庄公共事业的基础。集体有钱了,给村民补贴取暖费、物业费、水费,上楼住户每户还补贴2万元装修款;免除老年公寓供热费;上了60岁的老人,每人年补贴从300元到500元不等,合法生育子女的、考上大专以上的学生都有不同程度补贴;村里还承担村民新农合医疗的50%……这些都让大荒地人的心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踏实。

但是刘延东觉得还不够,他把自己在村里的工资、在企业的红利拿出来一块,成立了一个基金,用于村里的文化活动。

刘延东这才觉得欣慰,也很感慨:“农民离开家乡,见不到自己的土地,到城里也融不进去,这样的城镇化就不叫城镇化。农民在自己的居住地可以就地城镇化,一定不能离开农业这个产业基础,农业是城镇化的根本。”

现在,大荒地的城镇雏形基本形成。村里的礼堂正在施工,规划中的满族风情街马上就要开工,集团的神农庄园温泉度假村把“大农业”与“大旅游”结合,每年吸引50万人次的游客来大荒地采风。

吉林市副市长徐莉告诉记者:大荒地村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用农业现代化做根基支撑起“村企合一”,非常好地处理了农民、集体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既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基础上的城镇化,是一二三产融合的城镇化,深深扎根于农业,其在农村可复制的价值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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