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河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成为热点话题。其实，抗洪抢险并不是新鲜话题，它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尤其在中华洪水神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洪水神话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神话类型，那些最重要的中华创世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大禹治水中都有关于洪水的叙事。中华洪水神话诞生于先民抗击洪水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深刻的内涵与重要价值，对当代抗洪抢险实践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早期洪水神话与乐观主义生存哲学

洪水神话是人类最古老的神话之一，它最初的产生与几乎给人类造成灭顶之灾的史前大洪水有关。地理学家指出，大约在距今1.2万年左右，随着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大量冰川融化，各大洋水量猛增并由此造成了一次全球性的史前大洪水。世界各古老民族的神话中都有关于史前大洪水的记忆，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就曾指出美洲有130多个印第安种族中都流传有以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

史前大洪水也曾在中华先民的集体记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他们创造了最早的中华洪水之神混沌，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洪水神的庇佑。根据《山海经·西山经》的记录，混沌的样貌像个黄口袋，颜色很红，有六只脚和四只翅膀，没有脸。“混沌”一词可用以形容天地不分的迷蒙状态，这种状态常常出现于大洪水中，因此“混沌”之名本身就代表大洪水。

因为史前大洪水具有毁天灭地的巨大威力，由此创造的混沌神也就具有极高的地位，比如《庄子·应帝王》就直言混沌是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中央天帝。当然，威力巨大的洪水终会退去，人类很快重建家园，继续繁衍生息，而这一切也被原始先民认为是洪水之神的恩赐。洪水后人类再殖神话便由此产生，比如西方的挪亚方舟神话、中国的兄妹成婚神话。不少洪水后人类再殖神话被当作创世的开始，洪水之神也由此成为创世大神。这是混沌神拥有极高地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与大洪水的遭遇启发了先民的哲学思考。比如春秋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就曾提出宇宙起源于混沌的思想，这是有神话学根据的。而先民先后赋予混沌洪水神与创世神的身份，说明他们面对破坏力极强的大洪水依然保持了乐观主义的生存哲学，他们始终坚信：洪水终会退去，家园终会得到重建。

治水神话的产生与治水技术的发展

洪水神话不仅是最古老的中华神话，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洪水神地位的降低。

以混沌为代表的原始洪水神曾处于神界顶层，甚至成为创世大神，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下来。《庄子·应帝王》记录混沌神话说：中央之帝混沌对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很好。由于混沌没有面目，倏与忽商量着帮他开凿七窍以报答他，结果混沌被凿死了。混沌被凿死的情节其实暗示混沌失去了至高的地位。随着先民治水技术水平的提高，洪水对于人类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了，洪水神受到的崇拜也就没那么强烈了。

混沌之后最重要的洪水神是南方的共工，它的产生代表了先民对南方洪水频发现象的认知。共工的相貌也相当奇特，它长着人头、蛇身，头发是朱红色的。作为洪水神，共工曾有不少“丰功伟绩”，比如《淮南子》载，“共工为水害”“共工振滔洪水”，洪水神共工曾掀起滔天洪水淹没过不少土地，吞噬过不少生命。虽然共工的威力不小，但先民对他却没有多少敬畏，很多神话文献都将共工视为害神，对他制造的洪水之灾持批判态度。这与治水技术推广后，先民有了一些成功的抗洪经验有关。

以洪水神共工作为图腾祖先的南方某氏族就以治水之术闻名，该氏族以共工命名为共工氏。共工氏族在长期与南方洪水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并且凭借着这些技术，很快成为南方诸氏族的领头羊。共工氏神话就在此背景下诞生了。虽然以洪水神作为图腾祖先，但共工氏所擅长的却是治理洪水，讲述共工氏事迹的神话也因此成为最早的治水神话。这是相当有趣的演化。共工氏族最初将共工神奉为图腾来崇拜，是为了在洪水频发的现实中寻求洪水神的庇佑。但也是在长期遭遇洪水的过程中，共工氏族寻找到了一些减轻洪水灾害的方法。

治水神话是中华洪水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善于治理水土的共工氏族以水纪事，以水命名氏族中的官职。其中的一位氏族首领在黄帝时期当过土官，另一位氏族首领在少昊帝时期做过水官。由于擅治洪水，共工氏族的首领还曾出任过南北部落联盟的首领，正如《国语·鲁语上》所记载的那样，共工氏曾是九州的霸主。共工氏的技术虽然在当时比较先进，但显然还不够强大，洪水还常常对南方先民造成威胁，因此对洪水神共工的崇拜依然盛行，共工神话与共工氏神话同时在先民中流传。这也造成了今天我们理解神话的困难，共工一会儿是人头蛇身的神，一会儿又是会修筑堤坝进行农业生产的人。但总的来说，作为最早的治水神话的共工氏神话，它的产生与发展代表了先民，尤其是南方先民在治理洪水方面的初步实践。

治水神话的多元叙事与抗洪救灾的精神动力

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寻求神灵庇护的行为减少，不少神话因此消失，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常理。但中华洪水神话的发展却并不符合通常的认知。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洪水神的地位虽趋于降低，但洪水神话的创造却从未消歇，历朝历代都有新产生的洪水神话，当然主要是治水神话，形成了多元的治水神话叙事。

最早的治水神话——共工氏神话的影响还比较小，大禹治水神话产生后，治水神话才成为中华洪水神话的主流，这与先民治水技术的不断进步密切相关。大约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期，先民发明了堵塞防洪的方法。这种方法持续了数万年，直到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才出现了疏导的治洪方法。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又逐渐衍生出修筑水库蓄水的方法。后两种方法在大禹治水神话中被概括提炼为“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方法，即通过多种方法疏导滞留的洪水，在易旱之处修筑水库蓄水，积留的洪水可以在旱时浇灌农田，为农业生产服务。这些方法说明先民对洪水的治理已经从单一的“防”转向了综合性的“用”，这不仅是治水技术的一次大飞跃，也使先民产生了人类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比自然更高明的想法，极大地增强了先民战胜洪水的自信心。

但治水技术的持续进步并没能阻断新的洪水神话的产生。从大禹开始，很多在防治洪水方面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都被奉为治水神，影响较大的比如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李冰父子。他们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与灌溉的双重作用，使多灾多难的川西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为了纪念他们的功德，当地民众在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麓为其立庙，并世代传颂李冰父子治水的神话。

汉顺帝时任会稽太守的马臻也是一位治水能臣。他制定了将会稽山三十六源之水整合为湖的规划，发动民众修筑了著名的鉴湖以及东西两条湖堤，此后八百多年间绍兴民众再无水涝之患。在鉴湖之滨，至今还保留着民众为崇奉马臻所修建的马太守庙。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也曾被奉为治水神。北宋熙宁十年，苏轼调任徐州知州。不久，黄河决口，洪水包围了徐州城。苏轼决心与徐州共存亡，率领军民奋勇抗洪救灾，修筑堤坝保护了徐州城。抗洪胜利后，在修复城墙时，苏轼还主持修建了一座旨在镇伏洪水的黄楼。这座黄楼后来被民众改为黄楼庙，主奉苏轼神像。徐州民众中至今流传着不少苏轼抗洪的神话。

明清时期各地因治水有功而被封神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今上海浦东新区的三元宫坤道院前身是周太仆祠，俗称周太爷庙，庙中主奉的是在清雍正年间担任过上海县令、松江知府的周中鋐。周中鋐曾多次带领上海民众治理时常泛滥的吴淞江，后在指挥修筑陈家渡水坝时不幸葬身江中。周中鋐死后，被民众奉为治水神，并立祠供奉。

治水神话与治水神崇拜现象的不断产生值得深思。一方面，这与洪水之灾的难防难控有关。俗语曰，“水火无情”，水与火一同被认为是可以造成巨大灾难性后果的两种自然现象。但中华文化史上并没有接连产生新的火神话与火神崇拜，这可能与大多数火灾的可防可控有关。与此相反，即使在科技发达的当代，洪水发生的规律依然难以完全被人类掌握。另一方面，不断产生的治水神话讲述的其实都是治水实践中具有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治水英雄的事迹。这些神话在历朝历代的抗洪救灾行动中成为团结各方治水力量的精神纽带，为抗洪救灾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总之，中华洪水神话，尤其是治水神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它的发展过程既体现了先民面对洪水的乐观主义生存哲学，又记录了先民治理水灾的技术与经验，同时也表达了先民对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崇尚。中华洪水神话中的文化与精神力量，曾支撑着华夏民族战胜一次又一次的洪水灾难。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苏唯

来源：作者：毕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