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帝开篇，崇祯帝结尾，传十七帝，历时276年。

自洪武帝废丞相后，明清成为中央专集权顶峰。相较于清朝皇帝，明朝的皇帝都极富有个性，但这种个性对治国理政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

毛主席曾在1964年五月的一次谈话中点评过明史：“我看《明史》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微好一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看书中的毛主席

对上面这番话，笔者虽不完全赞同，但就明朝总体历史而言，在明朝中后期，明朝皇帝的个性过于明显，极大影响了明朝政治发展的走向。

明朝到底是因为什么而灭亡的呢？今天，我们就结合毛主席的点评，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都说明实亡于万历，但明由盛转衰，嘉靖一朝也是重要的一环。毛主席对于嘉靖帝的表现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

这里的“不办事”多指政务，嘉靖则可以用孟森《明史讲义》的评价概括：“终身事鬼而不事人。”

嘉靖帝变成这样与他早年以及当皇帝初期的境遇有很大干系。

嘉靖皇帝剧照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实力有一定的衰弱，但大抵并未伤及根本，成化年间，甚至有犁庭辽东的壮举。但武宗去世后，因膝下无子，只能挑选旁支中适龄子弟作为皇位继承者，年仅十三的嘉靖帝作为武宗的堂弟在杨廷和的支持下，登上了带给他至高无上的荣耀，却也带给了他无尽寂寥的皇位

嘉靖帝与其父兴献王关系密切。兴献王亲自辅导嘉靖，当嘉靖年纪稍长时，不仅让他参加王府的一切典礼和仪式，进京时也会带着嘉靖去觐见。兴献王给予了嘉靖足够的关爱，而嘉靖也将其父视为最敬重的人。可未料，正是嘉靖帝这份正常的孺慕之情，却成为其后与朝臣不断冲突的根源。

1521年6月1日，嘉靖帝即位的第五天，他命令礼部提出合适其生父的称号，时任首辅杨廷和指示礼部尚书将其父兴献王尊为皇叔考，而将孝宗尊为皇考。这个意思相当于让嘉靖承认自己被过继给了孝宗一脉，视自己的早已去世的伯父弘治帝为父，伯母张皇后为母，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只能当作叔叔婶婶对待。嘉靖帝对自己父母感情深厚，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

令嘉靖更气愤的是他的伯母张皇后，这位皇后被她已故的丈夫和儿子宠坏了，她并不将新皇帝和他的母亲放在眼里。

与此同时，在朝堂上或许是被武宗压抑太久，内阁与朝中的大部分大臣似乎想给新皇帝一个下马威，对这件事毫不退让。但很明显，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小瞧了这位年仅十三的小皇帝，嘉靖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难对付。

这场争论持续数年，嘉靖以拔河一样的方式一点点将主导权抢回了自己的手中，他足够耐心。此番争执，最终以杨廷和1524年3月致仕为开端，嘉靖帝在对朝臣的斗争中以雷霆霹雳的手段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524年8月11日，嘉靖帝恢复了其母的皇后尊号。三天以后的8月14号，两百多名官员带着必死的决心跪于阙下，反对皇帝的决议。

而后明朝历史上又一次发生大规模的廷杖事件，有180多名官员遭遇廷杖，17人死亡，其余的人被贬谪。而嘉靖帝终于在1524年8月20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其生父被追封为皇考，庙号睿宗。大礼议宣告结束。

这场多年争论激起了这位年轻皇帝对大臣们的怨恨与不信任，造就了后来嘉靖专断的性格。这份不信任感与专断始终贯穿着嘉靖的皇帝生涯。而这场争议的解决也标志专制皇权的彻底复兴。

嘉靖早年时还算得上勤政，他抑制了宦官团体的恶性膨胀，还政内阁同时不拘成法，多次变革，尤其解决了困扰明朝多时的宗藩问题。

但随着和朝臣关系的不断恶化，加之长期修道食丹，他的性格越发古怪，对国家事务也越发懒散。

而壬寅宫变后，差点被宫女谋杀的他完全退出了朝堂，在1534年已经停止出席惯常的任何会议与典礼。除了一小批他的心腹外，嘉靖并不和其他大臣接触，这时他才刚30岁。

与万历的完全放弃管理朝廷不同，由于对朝臣的不信任，他一直将国家管理权力掌握在手中。这算是开了一个坏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长期不与自己的下属接触，这是明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这一次便持续了25年。“靡不有初”，这四字正是毛主席在读《明史·杨爵传》时对嘉靖帝的评价。

若是没有大礼议，或许嘉靖真能得个善始善终，但可惜没有如果。而他的后代们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儿子隆庆长期不理朝政但好在还会批阅日常文件，有大臣们的协助，政府还能正常运转。而万历在国本之争之后直接撂挑子不干，政府完全无法运行。

在《跟毛泽东行读天下》一书中，记载毛主席去十三陵游览时对于明朝皇帝的评价。

对于万历，毛泽东如此说道：“定陵葬的是万历皇帝，他叫朱翊钧，就是京戏唱《二进宫》的李艳妃抱的小皇帝。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是明朝当皇帝年头最长的一个，也是失民心最严重的一个。”

在毛主席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明亡于万历一语，毛泽东表示赞同，而“酒色财气”形容万历也是恰如其分。

隆庆帝去世后，年幼的万历即位了。这位在史书中被认为是少年聪慧的皇帝，在即位后一直生活在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的阴影之下。

张居正想要塑造一个典型的贤明君主的形象，对万历的要求一直非常严格，要求万历要廉洁朴素，要求万历成为一个道德楷模，时不时对这位冲龄之童进行批评教育。

但张居正自己似乎并没有过着廉洁的生活，在张居正死后，万历发现自己尊敬的老师如此双标，他十分愤怒，这种愤怒的表现让他变得十分愤世嫉俗，他对朝中大臣感到十分不信任，认为他们都是双标的。

同时由于年少物质的亏欠，他变得对金钱十分贪婪。原本的万历在张居正死后还是有心治理朝廷的。但这时的万历面对着一个问题：当时的官场形成了一种反抗权威的风气。

当张居正是权威时，这些言官大臣反对的是张居正，而当张居正死后，年轻的万历利用这股风气扳倒了张居正的追随者之后，这些大臣们将矛头转向了万历。

国本之争中，围绕立嗣的问题，按祖宗之规该立当时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万历偏爱郑贵妃，想立其子常洵为太子。

大臣与皇帝产生了冲突，这份冲突持续了15年。在这期间，万历变得孤立无援，同时他也变得消极怠工。

他开始学他爷爷不上朝，但万历这个人没有嘉靖帝的雷霆手段，他比较仁慈但同时他也比较优柔寡断，面对大臣们的反对，他不打不杀，他做出的反馈就是消极怠工，将所有政务置之不理，批评置之度外。

《国榷》中对万历有这样一段描述：“上以为威怵之不止也，不若高阁置之，批答日寡，后遂绝不视朝，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经筵久辍，推升者不下，被纠者不处，上之一切鄙夷也。”

国家机器开始不再运转，未批阅文书堆积如山，许多朝中要职出现空缺也不补，对于大臣的辞呈也不回复，许多人老死在岗位上。

一般的朝代都会出现公务员超编的情况，但万历时严重缺员，就算按照惯例处理，连盖章、签字填表的吏都没了，完全不能满足当时日常政务处理。

这时也没人审理案件，许多人直接在大牢里关死了。《明史·方从哲传》当中对此就有记载：

“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只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与哀诉。诏狱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遭，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当时有个大学士叫李廷机，在万历三十六年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由于朝中党争频繁，加之身体原因，当了没多久，他就想辞职。

但万历不批辞呈，他就没法按照正常程序离职，于是从万历三十六年开始，不到4年，他连续上了123道辞职奏疏，但万历都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李廷机都急了，直接说：“不奉旨，去。”意思就是万历不给他批，他们直接走人了。但李觉得自己职位挺高，不打个招呼不太好意思，一直想等皇帝批准，就是等不来。

最后他直接哀求万历，说：“求您可怜可怜我，您不可怜我，谁可怜我呢？你现在不放我，将来也得放我。既然你早晚得放我，你现在就放了我得了。”

最后还是说了句：“与其死而放之，犹不如生放之文也”。他同事叶向高也说按以前惯例，六部长官之类的大官退休要上三道奏折，普通的只需要上一道，像这样上了123道还不同意真的少。

这个辞职前前后后拖了六年，六年中真正工作就工作了几个月，其余的五年就是在不停写辞职信。真如《明神宗实录》中说：“举往时朝上夕报之常规，今皆成转日回天之事业。”

而由于万历十分爱财，有人推测他之所以不给朝廷补人，就是为了节省官费。与此同时，他还还派出大量的宦官作为税矿监使，去开采银矿，扩充他的小金库。

中国并不是一个产银国，这些宦官到了各地之后实质上是将矿税当成了一种敲诈勒索的手段。他们威胁要在别人的祖屋和祖坟之下挖矿，不给点好处不罢休。

叶向高在《请止矿税疏》中提到：“今四封之中，五岭之外，更无一处山川得完其面目，更无一处人民得安其生理，试观从古至今有如此世界而不乱者也，有如此召乱而容易收拾者也。”

在《明史纪事本末》中也提到这些宦官的所作所为：“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况吾衽席之赤子哉！”

这些活动也引发了各地城镇的暴乱，加之小冰河时期的影响，当时的农民收成并不好，万历也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农民起义也开始爆发。

隆庆议和，俺答汗封供后，蒙古已经不再是明朝的心腹大患，但就在万历时期，建州女真开始崛起。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原本被小看的建州女真在这时开始向明露出了爪牙。而这时万历三大征，极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消耗了张居正改革时期所积累的巨大财富，这三大征胜利也称为明朝最后的余晖。

于此同时，东林党开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他们将个人品行与行政才能加以联系，过度关心政府官员道德的纯洁性。

当他们影响力大增时，他们有意卷入了朝廷考核制度，去除那些自己认为人品低劣的官员。这种政治宽容的缺失极大的加深了明朝本就存在的朋党矛盾。并在今后数十年，争论不休。

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万历年间也是明朝转入衰落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所有的矛盾都开始爆发。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矣。

泰昌帝，在位时间并不长，仅29天。这位不被父亲重视的短命天子，被士大夫们给予了厚望。

这位短命的皇帝召回了令人憎恨的税矿监使，又从内库拿出来100万两白银供边防之用。

对于长期遭受打击的士大夫们来说，朱常洛有着成为一个合格君王的可能性。许多士大夫为此受到了鼓舞。但没料到的是两粒可疑的红丸结束了他短暂的皇帝生涯。

而他的接班人，天启帝朱由校由于和父亲一起常年不受爷爷的重视，天启基本上是个文盲而且体弱多病，相比于治国理政，他更喜欢做木匠活。

不得不说，他的手艺也十分高超。如果不是出生帝王家，他可能成为一个木艺大师。他对木艺的投入堪称忘我。

而在治国理政这一方面，他将权力交给了他信任的内侍——魏忠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开启了晚明最灾难的时期，这期间东林党与阉党之间斗争不断，即使在魏忠贤被崇祯清算后，阉党残余一直和东林党人、复社斗争。

魏忠贤剧照

他们之间似乎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以至于到了南明还在斗争。党争不断，内耗愈多。天启并没有活多久，他的弟弟朱由检登上了帝位。崇祯的上台也意味着魏忠贤的垮台。

这给予了当时部分士人很大的鼓舞，一些人甚至把崇祯帝的即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

毛主席在面对“刘青山、张子善案”时提到说：“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

确实，崇祯的这种好体现在他确确实实地想要有所作为，上台伊始便除掉了魏忠贤，而且比他先前的几位皇帝都要认真负责，同时革新人才选拔制度，用人不拘一格。

无奈时局如此，整个朝廷已经烂到了骨子里，他又有何办法？

人的清醒需要条件，他本身多疑又刚愎自用，作出处死袁崇焕和三饷加派的策略时，毫无疑问他不是清醒的。他追求了速效，而这种速效也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崇祯皇帝剧照

这就像是给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开出一剂猛药，这个病人的身体并不能承受得住这么猛烈的药效，还很可能会让他一命呜呼。

当时明朝就是这么一个病人，直接被崇祯的几剂猛药加速送上了黄泉路。所以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古圣诚不我欺也。

结合毛主席对明朝的点评，笔者认为，明朝亡于以下几点原因：

1.皇权腐败与制度崩坏

表现为中期以后，皇帝怠政日甚一日，万历后期，臣工奏疏大半留中不发，许多衙门缺官长期不补，以致出现“职业尽弛，上下解体”的局面。

与此同时,经济上的疯狂搜刮，也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致使民变接连不断。故自清朝以后，人们普遍认为明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而在1958年5月25日，十三陵水库动工时，毛主席与周总理去参加劳动途中，在参观长陵时。

毛主席问周总理如何看待明亡的原因，周总理引用顾炎武的观点：“十三陵、居庸关和北京城，地非不灵，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职业尽弛，上下解体而人心去也！

沉思的毛主席

2.官僚队伍的尸位素餐和整体腐败

尽管明中后期也有像海瑞、戚继光、张居正那样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但总体说来,早在天顺时官员们就已经普遍是“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李贤《天顺日录》)，所谓“只求做好官”，并非要把官做好,而是指谋求担任“好官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荣华富贵!

至于国计民生，甚至自身职守，全然不计在心。在上文毛主席提到的“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腐败案”时之所以会提到崇祯，正是因为崇祯面对的是整个朝堂由内而外的腐败情况。

毛主席也在这次案件指出：“问题若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主席的这番话深刻显示了接受明亡的教训，对于干部纯洁性建设保持高度自觉。要实现党的长期执政，保持干部队伍纯洁性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3.土地兼并与民生问题

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且面对小冰河气候，农民收成本就不好，在这时崇祯帝以军费的名义进行三饷加派，极大的加大了人民负担，农民战争由此爆发，而农民战争也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4.党争与宦官专权

不得不说的是，宦官专权与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极大加快了明朝的灭亡速度。

万历时期的矿税监使和天启时期的魏忠贤给明朝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伴随魏忠贤追随者组成的阉党和东林党、复社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斗争极大的消耗了明朝内部的凝聚力，徒增内耗。

明朝没能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日夜侵蚀，这棵近三百年的参天大树在经历风霜之后，最终在1644年4月24日晚，当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城的前一晚，崇祯自缢于煤山的老歪脖子树上之时，轰然倒塌。就此明朝彻底被掩埋在历史的流沙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