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5月27日，上海解放。

还有什么比这更励志的故事——在上海法租界秘密举行的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8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气吞万里如虎，渡长江、进南京、战上海，进军全中国！

短短28年，浓缩了何等壮阔的历史！沧海横流，大浪淘沙，千锤百炼，方显英雄本色。

上海，是观察这段历史的最好坐标。从1921年7月到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何以成功？

时间给出的答案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文 | 关山远

编辑 | 黄俊峰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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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时间总是令人感慨。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那13位风华正茂、热血沸腾的代表，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只有2位还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一位是毛泽东。

《毛泽东年谱》记载，上海解放两天后，毛泽东拿到新送来的新华社社论文稿，从头至尾仔细审阅修改，当天发出。

这篇题为《祝上海解放》的新华社社论激情洋溢地写道：

“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

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来上海，是1919年3月14日，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行，从此与上海结缘。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的途中，又专程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此次上海之行，对毛泽东至关重要。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解放上海做出具体部署：“打上海不仅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经济战”，“要在军事进城的同时，做到政治进城”。解放上海，因此被形象称为“瓷器店里打老鼠”，解放军赢得了全国最大城市的攻坚战，并且过程中城市几乎没有被损坏。

另一位是董必武。

他曾是一个晚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到日本留过学，加入过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他确立了自己的信仰，终生为之奋斗。

《董必武传》记载：上海解放第二天，5月28日，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与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分别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那段时间，董必武很忙碌，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进行立法方面的准备。

1956年2月，董必武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典出《庄子》，意为远大前程的事业，初创之时，都很微弱。

中国共产党，就是由“简”到“钜”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一条坎坷、曲折甚至苦难之路，伴随其间的，是奉献、牺牲，只有播种、不问收获……

王尽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抱病领导工人斗争，虽被捕入狱，仍不懈奋斗，因积劳成疾，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病逝，时年27岁；

邓恩铭，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8年12月，因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在狱中曾两次组织越狱未果，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牺牲，时年30岁；

何叔衡，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年龄最大的中共一大代表，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2月26日，在福建长汀水口镇附近被敌人包围，突围时牺牲，时年59岁；

陈潭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曾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遭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47岁，同时被害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作始也简”之时，并非所有人都自信地能预见“将毕也钜”，因为种种原因，动摇、放弃，甚至背叛：

1922年，陈公博脱党；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7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中共一大代表中，还有两人沦为汉奸：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为他的接班人，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在苏州被处决；

周佛海投降日寇后，曾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1948年2月28日病死南京狱中。

值得一提的是李达，他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当年在上海负责中共一大筹备、会务，因密探闯入破坏，也是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中共一大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完成所有议程。1923年，李达在与陈独秀的一场激烈争吵后退党，但他一直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1948年初，毛泽东派人给李达带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

1949年5月14日，李达辗转抵达北平，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李达多次诚恳申请重新入党，毛泽东对他说:“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事不可咎，来者犹可追。”

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张庆孚等人做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

重新入党的李达说:

“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一手好牌，张国焘为何打得稀烂？

1948年底，在上海解放前半年，张国焘匆匆离开上海。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上述文字，是1938年4月12日毛泽东等五人在延安发给张国焘的电文，见于学者路海江所著《张国焘传记和年谱》。

背景是：

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搭国民党高官蒋鼎文的车到了西安，投奔国民党。蒋介石得悉后，如获至宝，让特务头子戴笠安排严密护送张国焘到武汉。

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李克农闻讯先后在武汉劝说张国焘回延安，遭到拒绝；毛泽东等人发去以上劝告电文，亦无效。

4月16日，张国焘与蒋介石会面，当天，毛泽东再次发电劝告，诚恳希望他早日回延安，“一切事情均可商谈”。

但在次日，张国焘发表公开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共中央遂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

张国焘，是中共党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学者少华在《张国焘的这一生》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疑问：

张国焘的一生曲折、跌宕并逆转——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建党时期引领群伦的功臣宿将；长征时期拥兵十万的战争枭雄；抗战时期叛党出走的“军统”特务；建国之后乞食北美的落魄老人……像慧星一样升起，像陨石一样坠落，是命运乖张？还是性格使然？

其实，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张国焘机会。他的起步很高：江西名门出身，“学霸”级人物，当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大佬们懒得理睬的管理员时，张国焘是正儿八经的北大学生，担任过北京学联主席，在苏联期间接受过列宁接见……

一手好牌，为什么却被他最终打得稀烂？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投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在短暂的喜悦激动之后，张国焘开始想多了：自己兵强马壮（当时四方面军八万余人，中央红军不到万人），“谁的枪多谁当老大”之邪念油然而生。这种想法，是当时军阀的主流价值观，但张国焘忘记了：他不是军阀，他是一个共产党人。

在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张国焘大搞小动作，要挟中央，趁机抓权，想当军委主席。以团结北上为重的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调整上层领导机构，经慎重考虑，委任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但他并不满意这个位子，此后从掣肘到分裂，直至另立中央。

此事对于红军打击特别大。1960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接受老朋友斯诺采访时回忆说，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过草地时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趁势给自己争取利益，是一些投机分子的共性。揣摩自己的野心在党内受到遏制，张国焘又把希望放到了蒋介石身上，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的这一生》一书中写了个细节：

“在张国焘还笼罩着一层神秘灵光时，戴笠对他十分尊敬，认为只要他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那段时候，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会上最受欢迎的嘉宾，也是戴笠最引为骄傲的部属。每次请客，他都要邀请张国焘参加，宴会之前，他会用很神秘的口吻对朋友说：‘明天请你来吃饭时，你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张国焘不同意戴笠把他位列第三，排在毛（泽东）王（明）之后。他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

可悲的是，被蒋介石、戴笠寄予厚望的张国焘，虽然搞过一些策反共产党军队的工作，但一无所获。国民党方面认为：此人利用价值已尽，不用再养了。

1948年6月，张国焘跑到上海办了一本反共刊物，见国民党节节败退，他在1948年底跑到台湾，又从台湾跑到香港，一度生计无着。

无奈之下，他想起了中国共产党，表达了想回大陆的意愿。然而，由投机的本性驱使，他又开始跟美国人勾搭。

毛泽东态度很坚决，让张国焘做选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录了1959年1月毛泽东的批示：“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张国焘选择了移居加拿大，最后死于多伦多一家养老院里，埋骨异国。

学者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这样不无感慨地写道：

“最后的神志中，他是否记得44年前，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汇合，他骑一匹白色骏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的情景？”

3

千锤百炼的“硬骨头”

陈毅，成为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有趣的是，上海市政府不是在上海成立的。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组建实录》一书写道：1949年5月10日，在江苏丹阳一座大庙里举行的上海接管干部和部队会议，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预先成立，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一套人马。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向数百名端坐在背包上的接管干部作了一次入城纪律报告。

这是陈毅的“高光”时刻，也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成功之路的形象诠释——这世上，哪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就在陈毅成为上海市长的14年前，他还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在湘粤赣交界的莽莽大山中，像野人一样生活，屡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陈毅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牵制敌人。陈毅曾数次遇险，最惊险的一次，是与敌人猝然遭遇后，因行走困难，只能跟警卫员一起躲在路边水沟芦苇丛里，与敌人近在咫尺。他握枪在手，随时准备朝开火。所幸水沟有两丈多深，芦苇丛很密，人难钻进来。

在令人窒息的等待中，陈毅听到一个敌兵说：“我捡到一个挎包，里面有件衬衫，还有两本破书。”另一敌兵说：“啊，共产党苦得这样子，还读书呀！”

苦成这样子，居然还读书——一个堪称意味无穷的历史细节。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中，陈毅等人受到的威胁，不仅仅来自国民党军队，更来自党内的叛徒，譬如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在1935年的叛变，给赣粤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高级将领陆续牺牲，中央红军杳无音讯，死亡威胁如影随形，游击队甚至一夜要换几个地方来躲避敌人的袭击……

明天，太阳还会不会照样升起？

但陈毅充满信心。时任少共赣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在回忆文章《弥天烽火举红旗——回忆陈毅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写道：

“陈毅同志对我们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是家常便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这时候要坚定信心。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险恶的。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是的，从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不乏关键时刻意志不坚定叛变投敌的“软骨头”，但更多的是面临生死抉择却不改初心的“硬骨头”。

张国焘是“软骨头”，但跟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弟弟张国庶，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硬骨头”。

1930年5月，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张国庶被捕，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司令张辉瓒威逼利诱，张国庶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张辉瓒恼羞成怒，亲自下令处决张国庶。

7月5日，张国庶被敌人装进麻袋沉入赣江，壮烈牺牲。他的妻子晏碧芳被砍去头颅，“暴尸三天”。

当然，张辉瓒为他的残暴付出了代价，在1930年底国民党军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中，张辉瓒被红军活捉，后来愤怒的群众将其公审后处决。

为了信仰，铁骨铮铮，前仆后继，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虽处绝境逆境却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原因。

临刑前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是硬骨头，面对枪口高歌吟唱的瞿秋白是硬骨头，中国共产党的两大主要创始人“北李”“南陈”也都是硬骨头……

没有什么压力能够让他们屈服，没有什么困难能够让他们低下头颅。

观察中国共产党的“硬骨头”精神，长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一句话说：“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是的，长征牺牲惨重。长征前，各根据地鼎盛时期，红军总数达到30万人，经过各种磨难曲折，损失九成，但这幸存下来的两万五千人，是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中国革命的精英，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党和红军的骨干。

正如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前的一次会议上所说：“我们是经过锤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

可以说，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跨越千山万水，经历九死一生，成长为一个硬骨头集体，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一个政党的气质：

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

4

“最危险的叛徒”，告诉了我们什么？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虽然曾迁至他地，但不久又回到上海，除中共一大外，二大和四大也都在上海秘密召开。直到1933年1月，整体迁到江西瑞金。

学者说起这段历史，多称“被迫从上海迁到瑞金”。

为何“被迫”？

1931年上半年，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敌人在上海疯狂搜捕，使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越来越难以立足的背景下，先是一批高级干部陆续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1933年1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至瑞金。

顾顺章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此人工人出身，敢打敢杀，多才多艺，曾被党组织选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受训时间虽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应该说，顾顺章为党的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但时间一长，就骄横起来，露出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简而言之，“无组织，无纪律”。

他自我放纵到何种程度？

1931年3月，他完成护送任务后，在武汉勾搭上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大受欢迎。

恰恰就是因为公开表演，被认识他的特务发现，结果被当场逮捕。顾顺章迅速叛变，导致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包括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

对如此破坏力惊人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愤恨不已。193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在中共历史上罕见的“格杀勿论”的“通缉令”，结尾是：“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顾顺章事件的惨痛教训是：组织往往过分看中一个人的才干，却忽略了纪律教育，有时为了让他多干事，无视甚至默许他拥有某种“特权”，比如顾顺章“吸鸦片”“玩妓女”，结果小恶膨胀、特权反噬，差点导致组织覆灭。

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专门写过一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她在文中反思道：

“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是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力量来源——从严治党。这四个字，既是宝贵经验，也可称得上是血的教训。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共产党员罗广斌（后来他与人合著了长篇小说《红岩》）幸免于难。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向党组织交上了狱中党员合写的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不得不迁出上海；曾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导致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

无论是杨之华的反思，还是“狱中八条”，都是痛定思痛、披沥赤诚的诉说，至今仍然发人深省。

恪守理想，坚守纪律，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两大武器。

5

飘扬的红旗

1949年5月25日凌晨，解放上海战役已近尾声，解放军兵临苏州河，几名中共地下党员冒着流弹，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顶楼绮云阁挂起第一面红旗。残敌将旗杆射断后，地下党员乐俊炎奋不顾身，趁着枪声刚停，用皮带将自己和旗杆绑在一起，腾出两手，使劲将绳子系在旗杆顶端，红旗高高飘扬。

这是在上海升起的第一面红旗。

从此，红旗在上海飘扬了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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