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弗兰克尔
维克多·弗兰克尔(1905-1997),医学博士,维也纳医科大学神经与精神病学教授,担任维也纳神经综合医学院的首席专家长达25年,他创立了“意义疗法”及“存在主义分析”,被称之为继弗伊德的心理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
书名
活出生命的意义
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译者吕娜
目 录
前言
自序
第一部分 在集中营的经历
第二部分 意义疗法
△追求意义
△存在之挫折
△意源性神经官能症
△心理—动力
△存在之虚无
△生命之意义
△存在之本质
△爱之意义
△苦难之意义
△次临床的问题
△意义治疗的心理剧
△超级意义
△生命之短暂
△作为一项技术的意义疗法
△集体性神经官能症
△对泛决定论的批评
△精神病学的信条
△精神病学的重归人性化
△写在后面的话
△违背举行的乐观主义辩护
后记
自序
目前,这本书已用英文印刷了100多版,还以其他21种语言出版。其中,仅英文版销量已突破300万册。
这些不争的事实也是美国报业和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开始采访我的原因,他们通常在罗列这些数据之后惊叹道:“弗兰克尔博士,你的书成了真正的畅销书——对此成就你有何感想?”每到这时,我就会如实相告,我压根没有以畅销书作者的身份去看待这本书,也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把这本书看作对我们这个时期困境的一种表达:如果数以千万的读者去购买一本标明能解决有关生活意义问题的书,那说明这个问题一定是当下最急需解决的。
当然,书中的某些其他内容可能也加强了本书的冲击力。例如,书的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存在主义分析治疗),浓缩了第一部分的精华。第一部分是自传部分(集中营的经历),是对我理论存在的明证,两部分共同加强了本书的可信度。
在我1945年提笔创作这部作品时,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一直坚持要匿名出版这部作品。事实上,最早出版的德语版上并没有出现我的名字,但在出版前的最后关头,在朋友的劝说下,我勉强在扉页上印上了自己的名字。起初我是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一部匿名作品,它不会给作者在文学方面带来什么声誉。我的初衷很简单,只是想通过具体的事例向读者传递一种观点——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义,即便是在最为恶劣的情形下。如果这种观点在某些极端的环境中得到验证,我的作品或许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或许对那些绝望中的人们会有所帮助。
让我惊讶而又感到非同寻常的是,在我的众多著作中,恰恰是这本我原来打算匿名的书出乎意料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因此,我再三叮嘱我在欧洲和美国的学生:“不要只想着成功——你越想成功,就越容易失败。成功就像幸福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物,是一个人无意识地投身于某一伟大的事业时产生的衍生品,或者是为他人奉献时的副产品。幸福总会降临的,成功也同样:常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希望你们的一切行为服从良心,并用知识去实现它。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当然是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注意,我说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后!——正是由于这种不关注,成功将降临于你。”
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在希特勒占领奥地利后我不设法逃离险境。就让我的回忆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在美国参加二战后不久,我接到了让我去美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领取移民签证的邀请。年迈的父母闻讯后欣喜万分,他们一直指望着我能够平安离开奥地利,然而我却变得有些犹豫。我真能忍心撇下双亲,让他们独自面对等待着被送往集中营的厄运吗?身为儿子,我的责任在哪里?我应该移居到一块能够让我安心创作的乐土吗?是集中精力发展我的意义疗法,还是应该担负起儿女真正的责任,尽一切可能保护父母?我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也是一种两难境地,人们通常希望得到“上苍的暗示”。
正在此时,我注意到了我家桌子上的一块大理石。我向父亲问起它的来历,他告诉我说,这是他在被纳粹焚烧的维也纳最大的犹太会遗址上发现的。他把这块石头带回了家,因为上面镌刻了《十诫》的部分内容。父亲向我解释那些希伯莱文字说,它代表了《十诫》中的一条。我急忙问道:“是哪一条?”他答道:“荣耀你的父母,地上的生命将能得到延续。”就在这一刹那,我决定留下来,陪伴我的父母,就让美国签证过期吧。
节选
心理—动力
人对意义的追寻会导致内心的紧张而非平衡。不过,这种紧张恰恰是精神健康的必要前提。我敢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能比知道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更能有效地帮助人活下去(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尼采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我认为这句话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里,你会发现,那些知道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某项使命有待完成的人最有可能活下来。写过集中营题材的其他作者及在日本、韩国和越南战争的战俘营里做过精神病调查的人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一部待出版的手稿被他们没收了。重写这本书的渴望的确有助于我战胜集中营严酷的处境。比如,在巴伐利亚集中营时,我得了伤寒热,却在碎纸片上记了许多笔记,希望如果有幸活到解放那一天,这些笔记会帮助我重写那本书。我确信,在巴伐利亚集中营那漆黑的监狱里重写那部被没收的书,这有助于我避免可能发生的心血管衰竭的危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健康有赖于一定程度的紧张——即已完成的和有待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紧张,或者是当下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这种紧张是人固有的,也是精神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应毫不犹豫地以患者有待完成的潜在意义去激励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唤醒他内心潜在的追求意义的意志。我认为,某些精神卫生学说主张人最需要的是平衡(生理学术语称为“体内平衡”),这种说法是错误和危险的。人实际需要的不是没有紧张的状态,而是为追求某个自由选择的、有价值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和奋斗。他需要的不是不问代价地消除紧张,而是某个有待他去完成的潜在意义的召唤。人所需要的不是“内稳态”,而是我所谓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存在的动力处于一个紧张的极化区(其中一极代表有待完成的意义,另一极代表意义所期待的主体)。我们不应该认为这只有在正常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它对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个体来说更为有效。建筑师要想加固常年失修的拱顶,就得加大拱顶上面的负重,以使其各部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理,治疗师要想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也不应当忌讳让患者重新关注生活目标以使他内心产生相当程度的紧张。
我已阐述了让患者重新关注生活意义在治疗上的良好效果,许多患者抱怨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他们受到内心空虚的困扰,我把这种症状称作“存在之虚无”。
生命之短暂
使生命丧失意义的事情,不仅包括痛苦,还包括死亡。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说,生命中真正短暂的是潜力,一旦潜力得到了实现,那么在实现的那一刻它就成为了现实。它们被保存下来,成为历史,在那里它们得到了救赎,免除了短暂性。因为在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情的失去是不可挽回的,所有的事情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保存。
这样,我们存在的短暂性并不会使存在变得没有意义。但它的确构成了我们的责任,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意识到必定短暂的可能性。人们总是在多种现实可能中做出选择,哪些可以不予理会,哪些应当努力实现,哪个选择一旦成为现实就变成了“时间驿站中不朽的印记”。在任何时候,人都必须决定哪些可能性将成为他存在的纪念碑。
通常,人们只想到短暂性本身,而不去想它之前有过的丰富果实,他曾经历的快乐和痛苦,曾经做过的许多事情。那一切都不会被否定,也不会被忘却。我应该说,“曾经存在”是最为确定的一种存在。
意义疗法因为牢记人类存在的短暂性,所以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积极向上的。我们形象地表达这个意思:悲观主义者好比一个恐惧而悲伤地看着墙上的挂历每天都被撕掉一张,挂历越变越薄的人;而积极地应对生活问题的人好比一个每撕掉一张就把它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还要在背面记几行日记的人。他可以自豪而快乐地回忆日记中所记下的所有充实的日子,那些他曾经有过的全部生活。即便他意识到自己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必要嫉妒年轻人,更没有必要为虚度的青春懊悔。他为什么要嫉妒年轻人呢?嫉妒年轻人所拥有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远大前程吗?“不,谢谢你”,他会这么想,“我拥有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我做过了,爱过了,也勇敢地承受过痛苦。这些痛苦甚至是我最珍视的,尽管它们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来源:[美]维克多·弗兰克尔 著,《活出生命的意义》,吕娜 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6月,第10-13页、125-128页、151–153页。
simple living,noble thinking
丽泽哲学苑
责任编辑: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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