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的财政制度构成和财政收入的来源》

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开始不断兼并周边政权，并向着帝国的方向迈进。

在不断兼并邻邦的过程中，吐蕃原有的政治格局也随之不断变化和调整，一批旧权贵因此消失，新权贵不断出来。

当松赞干布登基后，他必须迅速对旧有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环境。

一、吐蕃政治体制的调整。

松赞干布时期颁布了，以“基础三十六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规划。

其中，“六大法典”的第一项“六六大计法”（又译“万当十万之法”），便是将吐蕃领土划分为具有军事和行政双重功能的“四茹”(后形成“六茹”)、六十一个“东岱”。

在四茹的划分中：

卫茹，以拉萨大召寺为中心；

约茹，以雅隆昌珠为中心；

叶茹，以香地雄巴园 (现在的南木林雄雄)为中心；

茹拉，以赛地方的杜尔巴纳(萨迎赛区)为中心：

被吐蕃征服后的苏毗、象雄，分别设了苏毗茹和象雄茹。

茹一级行政体制的设立，打碎了之前小邦国的疆域，将整个吐蕃领土置于王室权利的管控之下。

从经济意义上说，“茹”的首领“茹本”由王室任命，在相应管理地区拥有财产支配权，并承担相应义务。

同时，在每“茹”下又封十六个地方官，四茹总有六十四个地方官。这些地方官具体负责辖区的经济社会事务。

针对在建立吐蕃王朝期间有功的贵族，王室还赏赐了十八个“采邑”。

从各大贵族“采邑”所处的地区上分析，没有与在“茹”下的十六个地方重合，显然采邑并没有占吐蕃大量的地盘，也不是吐蕃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

除此之外，“茹”下还设有偏向军事功能的“东岱”（千户），总计六十一个。

“东岱”以部落为基础来划分，每一个东岱的属地就是各自东岱的兵源区，负责为军事行动提供有组织的士兵来源。

二、吐蕃财税制度的形成

虽然，松赞干布生前制定了一系列财政、社会组织、官僚体系和军事制度（“六六大计法”、“十万金顶具鹿法”、“内府家法”等）。

但他所处的时代，毕竟是吐蕃王朝草莽初创的时期（“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旧唐书·吐蕃传》）。松赞干布生前，吐蕃王朝的制度并没有彻底完成。

禄东赞主政期间(公元650-667年) ，又对松赞干布制定的律条，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增订。

首先，他主持了大规模的户口清查，详细统计吐蕃国内的人口数量；

其次，在掌握了户口数量的基础上，加强了赋税的统一摊派与征收；

最后，他还用“议盟”的方式实施了，“大料集”的财政征集行动。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记载:“及至牛年(公元653年)……大论东赞于‘枯’定牛腿税。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贡赋”。

公元654年，吐蕃“区分桂和庸，为大料集而始作统计清查”。

公元673年，噶尔东赞之子赞聂多布与钦陵召集议盟，并在牧区行大料集。同一年在“董”之虎苑集会议盟，并制定“岗顿”的赋役方法。

大多数西藏教法史料认为的，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完成于松赞干布之手，是对西藏制度建设的一种误读。

之后，吐蕃王朝的财税制度依旧在不断发展之中。分别于公元708年，对平民加征了“黄金”税。

726年，又开征了“宫廷直属户”的赋税，据学者推测开征王室所属封地的赋税，可能意味着之前册封的十八个贵族“采邑”，也被纳入了国家税收的范畴。

746年，吐蕃赞普还曾诏告全国，宣布减轻属民负担的赋税任务。

这说明赤德祖赞时期，吐蕃已出现属民赋税过重的问题，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减税政策减轻负担。

但之后三位赞普（牟尼、赤德松赞、赤祖德赞）在吐蕃大力推动佛教普及化运动，甚至可以称为“暴力弘法”。

与之相配套的，实施了“三均富贵”、“四大供”、“七户养僧”等制度，所有吐蕃国内僧人都由专属属民供养，且寺院所属田产、牧场不在国家征税之内。

这些弘法制度实施几十年后，吐蕃国家财政收入锐减，经济濒于崩盘。末代赞普朗达玛执政两年后，被迫开始推行抑制佛教发展的举动，即所谓“灭佛”。

纵观吐蕃王朝的历史可以看出：

三、吐蕃财政收入的组成

吐蕃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大概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税赋、贸易、贡赋和战争掠夺。

1、吐蕃的税赋收入。

吐蕃王朝对国民征收的税赋收入，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赋税主要由“农牧税”和“其他杂税”两部分组成。

早在松赞干布时期颁布的“十万金顶具鹿法”，便确定了“畜牧计量法（吐）”和“农田计量法（突）”。

同时还规定，“为奉养国王，众臣必须努力工作，庶民必须按期缴纳土地、牲畜税”。

在缴纳税赋的人群中，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阶层，除非赞普特别准许，都必须依法纳税。其中，赞普封赐给贵族的采邑，也在国家税收的范畴之内。

在《贤者喜宴》中记载：“朗萨财王、泥婆罗铜王、苏毗铁王和门地娱乐王。自立王位，但征收税赋献给吐蕃王，因此他们也属于吐蕃之臣民。”

例如，赤德松赞时期曾颁给工噶布的诏书（“第穆摩崖石刻”）记载：“工噶布小王之奴隶、土地、牧场，迩后决不减少，亦不摊派官府差役，不科赋税，不征馈遗；在其境内所产之物中，以酿酒粮食青裸、稻米任何一种(奉献)均可；而骚送之役，不得远延。”

可见吐蕃王朝时期，曾有过针对某一特定群体，免除赋税的政策。

对于一般的庶民来说，吐蕃的农业税（“突”税）以两头牛一天所耕土地单位来征收的赋税，类似于地租。一般以缴纳实物完成，如：青棵、小米。

按吐蕃简牍记载，各地征税的额度不同，河陇地区的农税比例为成比率的百分之五十，而新疆鄯善地区的吐谷浑部落为百分之六十。

庶民还需上缴户口税（人头税），简犊记载对吐谷浑部落每户征收五升青棵。（藏升约等于现在十斤左右）

除税收外，庶民还需服徭役，为国家无偿进行劳动。

《弟吴宗教源流》记载:“权威判决法”规定，在修建王陵时，男丁一天不来罚一只山羊，女子一天不来罚一头驴。

吐蕃对参与畜牧业的人群有非常详细的分类，《弟吴宗教源流》记载吐蕃有七牧人，为洛昂牧马人、达木牧牛人、热卡牧山羊人、卡尔巴牧绵羊人、桂氏牧驴人、恰氏养狗人、俄氏养猪人等。

这些“七牧人”上缴“吐”税的征收单位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吐”是缝制一张皮袍所需的牲畜皮张数；

另一种观点认为，“吐”是计算成年牲畜的方法，即羊为一岁以上、牛为三岁以上、马为二岁以上即叫“吐”。

不管哪种观点正确，从畜牧人员详细的分类可以看出，吐蕃官方对出产马匹、肉、奶的畜牧税收，极为重视是一定的。

其中，吐蕃王朝的金属冶炼和制革技术相当发达（盔甲制造技术）。《弟吴宗教源流》中记载，“当时有六匠人，即格尤为铁匠、卡日为鞍匠、沙为弓匠、热夏为剑匠、恰氏为恺甲师、冲子为天师。”

在《旧唐书·吐蕃传》也记载着：松赞干布时，禄东赞曾向唐朝进贡一只金鹅。“其鹤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科”。

另外，在阿拉伯史料中记载，西突厥苏禄曾被神箭手直接射中面门，但他穿着吐蕃恺甲，因而没有受伤。

由此可以看出，吐蕃王朝时期军队的所穿的铠甲不但供应自己的军队，还能出口给盟友。

吐蕃铠甲复原

2、吐蕃的贸易收入。

一般意义上认为，吐蕃国境四周山川阻隔，交通困难，似乎理所应当是处封闭之地。

但其实，吐蕃与周边各地的交通古已有之。除了前面提到的铠甲出口，吐蕃还向外域大规模出口食盐。

自古以来，藏北地区便盛产食盐。《隋书·西域传》女国条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

《柱间史》中也记载：(朗日松赞时)“在次邦之山找到黄金，格日之山找到银子，长布之岩上找到铜，热格之山和岩上找到铁，北方的魂湖找到盐”。

因此，从阿里地区向北往新疆南疆地区、向南往天竺地区贩卖食盐，交换粮食等物资的商业往来应该比较频繁。

另外，在波斯和大食的文献中，只要提到麝香必然要提到吐蕃，甚至远在欧洲的贵族，也知道吐蕃麝香质量上乘。

而这些“吐蕃麝香”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云南和川西，因此以吐蕃为中心的“食盐之路”、“麝香之路”、“宝石之路”、和“吐蕃丝绸之路”，是沟通东亚、西亚、南亚交通网的一个组成部分。

3、吐蕃贡赋收入

吐蕃王朝在其二百年的历史中，和周边地区各政权产生很复杂的关系。其中，既有与唐朝的战和不定，也有与南诏国的结盟破盟，还有先联合后吞并，以及吞并后的羁縻州管理。

因此，与周边各政权间互相赠礼纳贡，也是吐蕃的收入来源之一。

《册府元龟》记载:“高宗以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即位，吐蕃赞普弄赞（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封海西郡王。弄赞因致书长孙无忌云:‘上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减之心者，请勒兵以赴之。’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前，以表其诚。于是进封宾王，赐彩三千段。乃刻其形象，列于昭陵阀之下。”

同书，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条记载，吐蕃遣使请和，唐朝以“杂彩两千段赠赞普，五百段赠赞普祖母，四百段赠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缎全达延，一百三十段赐乞利徐，一百段赐尚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也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进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曾母，二百段赐可敦。”

《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书李皓，持节于吐蕃。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规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

唐蕃间的国家关系，并不仅表现在战场争霸，其间还保有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

在两国二百多年的交往中，双方遗使来往共290余次，其中唐使入蕃100多次，蕃使入朝180多次（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

吐蕃对唐的礼物主要为金银器、药材、马匹等几类，而唐对吐蕃的馈赠则集中在绢帛、陶瓷器皿和技术输出。

此外，当吐蕃和南诏结为兄弟之国后，吐蕃在通向南诏的道路上修建了跨越金沙江的“神川铁桥”（今丽江市塔城乡），并设立了神川都督府。

之后，云南的贡赋和物资大量流入吐蕃。史料上可见南诏曾入贡特产，如铎鞘、浪川剑、生津、瑟瑟、牛黄、琥珀、白叠茂、纺丝、象牙、犀角，越赕[dǎn]马、统备甲马等物。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中还记载:“(松赞干布)其时，天竺、汉地、仲格萨尔以及大食等边地诸王，闻听化身王松赞干布，年少即能依教法治理政事之神奇事迹之后，他们便从各自地方献来赋税、礼品，以及岁贡，又献很多宝画书信。”

必须得承认，史料中关于各政权间贡赋的记载相当稀少。但从目前掌握的信息看，吐蕃王朝至少和周边政权中的唐、南诏、川西诸羌、吐谷浑、泥婆罗、天竺、勃律等国家存在贡赋关系。

神川铁桥位置

4、战争掠夺的收入

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显然不利于一个大帝国的发展。因此，对外扩张补充国内经济供应的不足，成了吐蕃王朝的主要国策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吐蕃王朝二百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外扩张的历史。

在不断的对外扩张中，掠夺占领区的资源，以战养战，成了吐蕃获取财物和资产最快捷的方式。

因此，史料中有关吐蕃军事行动的记载，通常也伴随着吐蕃军队掠夺奴隶、财物、地盘等情况。

早在633年（贞观七年），禄东赞便率军攻打吐谷浑，“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

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吐蕃又趁尼婆罗内乱之际，出兵扶持自己支持的王子上位。之后，尼婆罗国羁縻于吐蕃治下，甚至一度泥婆罗王都由吐蕃王室成员担任。

安史之乱后，河陇唐军无力抵抗吐蕃军队。《旧唐书》记载：“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

这种每至麦熟吐蕃即来抢粮的局面，在唐朝边军中称为“防秋”。

《敦煌吐蕃文献》中还记载: “墀德祖赞之时，赞普亲自出征，夺取唐境土，攻陷唐之瓜州等城堡。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至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庶民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

由上述记载可知，吐蕃军事行动与抢掠资源是紧密联系的，甚至有些军事行动就以掠夺为根本目的。

综上所述，吐蕃王朝的特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存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松赞干布只能算是肇始者，而不是集大成者。但他倡导的，度量衡标准化、赋税规范化、官吏专业化，无疑为之后赞普指明了方向。

也正是吐蕃在制度建设上的不断探索和改进，在促使一个草创几十年的政权，能够迅速在亚洲腹地崛起。

但必须要看到，以高原上困顿的生产能力，支持一个大帝国的运转是不可能的。因而，吐蕃王朝只能走上对外扩张，以战养战之路。

但战争的收益只能在一段时间内，缓解吐蕃国家经济的压力。一旦唐蕃陷入拉锯战，战争本身的巨大消耗便足以拖垮吐蕃。

唐蕃战争后期，曾一度导向吐蕃的南诏国和川西诸羌，不堪忍受无穷无尽的征税和兵役，纷纷再次投向唐朝。这足以证明，吐蕃已陷入战争收益不足的泥潭不能自拔。

另外，连续几位赞普狂热的崇佛举动，更让本就岌岌可危的吐蕃税收更加雪上加霜。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濒于崩盘，就算边关将领各个都是孙武复生，云长转世，也阻挡不了王国末日的到来。

参考书目：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_东嘎洛桑赤列；

《弟吴宗教源流》_弟吴贤者；

《王尧藏学文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制度文化研究》_王尧；

《西藏通史一松石宝串》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

《吐蕃时期政治制度研究》_麦如·玉拉太；

《吐蕃经济研究》_格藏才让；

《吐蕃经济研究》_高玉蓓；

吐蕃初起时兵峰强劲，对当时的西部强国吐谷浑具有军事优势。但生产力水平不高 国力尚数一般。但之后有四次机会造成吐蕃国力激增有了与唐朝抗衡的实力。一是攻灭吐谷浑，精兵健马收降无数。二是文成公主出嫁带去的大量工匠工具和种子提高了吐蕃的生产力。三是金城公主出嫁割让给吐蕃的黄河九曲之地，位置重要而且水草肥美，吐蕃由此获得了一个好的进攻补给基地，并为进一步窥视唐境打下基础。四是安史之乱导致唐朝尽失西域陇右之地，吐蕃获得上述地区国力盛极一时，有趣的是由于本身制度与生产力的不匹配这也导致日后其灭亡的加速。总之吐蕃作为盛唐时期西方唯一劲敌政治外交军事独具特色，综合国力虽然强大却远远不如同时期的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但其雄踞世界屋脊，地理位置险要，本土作战消耗不大。打仗打后勤，这才是吐蕃抗衡唐朝的唯一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