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尼采》(蒙克，1906年)
尼采(1844—1900)实在是最奇特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智识探索也是最为狂野不羁的，他的各种识见的爆发，不仅砸碎了19世纪各种信仰的外壳，最后也摧毁了他自己。
尼采的著述中贯穿着一种巨大的创造的快乐，他充溢的活力流淌在其20本著作中，这些书是他在44岁崩溃之前写的；每一页，甚至是每一行，都充满着强度，这种强度当时一定是使它的作者攥紧了手中的笔，就如它们现在使它的读者们无法释卷一样。
“我的野心就是要在10句话内说完其他人要用一本书才说完的东西，”尼采宣称，“以及其他人用一本书也没说出的东西。”
尼采对各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从现代精神分析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从现代诗歌文学到人类学、社会学、宗教、音乐、艺术和文化，以及反叛传统本身。
有些影响，如法西斯运动早期他的思想的普及程度，似乎是可怕的，但是那些纳粹分子的开路先锋对尼采思想的解释，实际上与尼采的真正意思完全相反。
尼采的另一些思想，尤其是有关社会学和人类自由的思想，至今还未得到很好的阐述。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要判断一个人智识的严肃性程度，只要看他对马克思和尼采的态度。至今只有韦伯和他的少数同代人在这一挑战前是合格的。这一挑战至今还摆在我们面前。
1861年(17岁)为坚信礼拍摄的照片
表面上看，尼采的童年是不稳定的和被骄纵的。他的父亲是德国东部路德教的一个牧师，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一群令人敬慕的清教徒女性中长大的：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未出嫁的姨妈。
尼采与母亲
在这种德国维多利亚式的氛围中，尼采受到严格的激励要勤奋工作。同时也熏染上了一种很深的对性的抑制态度，这后来发展到一种对女性的仇视和恐惧，也使他发展出了关于宗教性感伤如何强化了某种压抑性情感导向的一些认识。
他的家庭比较富裕，小尼采被送到了一所精英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培养了很多有名的德国学者，后来他又去了波恩和莱比锡的大学。家人希望他以后进入政府部门，但他却被哲学中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会被称为历史语言学的问题)所吸引，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正待开拓的新领域。
1866年莱比锡的语言学会，尼采(后排左三)、Ernst Windisch(后排右三)与好友Erwin Rohde(前排右二)
尼采的聪明和活力给他的教授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1869年尼采25岁时，这些教授为他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争取到了一个古典哲学的教授职位。为此，他放弃了博士学位的正式申请。
这就是年轻的尼采，正春风得意地通往他前途远大的学者生涯的道路上。但是他的精力已经溢出了常规的边界。
他的各种公开言论充满了激烈的变动：1866年，他热烈地支持普鲁士，因为普鲁士人的军事行动最终将经历了几个世纪分裂的德国铸造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到1869年，他放弃了他的德国公民身份而成为一名瑞士人。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尼采又成了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他志愿做了医护勤务兵为普鲁士军队服务。几个月之后，尼采回到瑞士。他对德国及其战争充满了深深的失望。而且，在前线护理伤病员的时候，他染上了痢疾和白喉，回到瑞士时身体状况很差。
尼采身着普鲁士军装(约1868年)
每在紧张时期便会出现某种疾病，这成了伴随尼采一生的一种模式。
12岁他正当青春期时，视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岁他第一次在服役期间执行任务时就从马上掉下来受伤了，因此而结束了他对辉煌军旅生涯的幻想。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有个人的或是职业方面的压力阻碍他顺利前行时，他总会退入到另一种很痛苦的疾病中去。
但是，在人生道路坦荡顺利之时，尼采是充满热情的。1868年，他与理查德·瓦格纳会面了，后者是当时红极一时的作曲家，他关于音乐音调和管弦乐色彩的革命性思想在整个欧洲公众中掀起了一场风暴。
瓦格纳夫妇(1872年)
尼采在瑞士住得离瓦格纳一家很近，他尽可能地经常去拜访他们。他爱上了瓦格纳美丽的妻子柯西玛。他成了瓦格纳运动的一个热情参与者，同时也是其核心信徒圈子中的一员，这一圈子的成员从大师本人那里获得灵感，并推动将其开创性影响带入到周边社会中。
那时，瓦格纳运动并不只是一场音乐实践——它比1960年代以“披头士”和“滚石”乐队为先锋的运动意义更大。瓦格纳的音乐是对统治着19世纪文明的形式主义颓废的冲击。在他伟大的神话歌剧中，瓦格纳摒弃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精神，并用德国中世纪的英雄形象取而代之。对于专门研究古希腊语言和文学的经典哲学家尼采来说，这一主题正好契合于他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开始浮现出的一种革命的可能性。
那时哲学家们开始发现，以往所认为的古希腊人是理性的哲学家、数学家和艺术家的印象只是表面的，在他们那些完美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和神庙有克制的对称背后，潜伏着一个更为情感化、更原始的希腊：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狂欢仪式、奇特的牺牲与狂怒，总之，令人沉醉的音乐和舞蹈使人们超出常态而进入到一个魔幻和力量的世界。
尼采在他第一本书《音乐精神中悲剧的诞生》(1872)中区分出了两种文化：日神文化和酒神文化。在前一种文化中，他看到了在基督教和现代欧洲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克制和理性的精神；在后一种文化中，他察觉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中通过瓦格纳和他的音乐得以重现。
1875年尼采在巴塞尔
尼采的书不大被他那些更为保守的同事所接受，因为他们对这一领域采取的是更为狭窄的、技术性的观念，他们不愿意去理解那种冲击着尼采的新的精神之流。开始时，尼采进行了反击，他出版了更多的攻击保守思想家的作品，并进一步发扬了他对瓦格纳和诸如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这样的他所崇拜的英雄的热情。
但是，到1876年，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不得不离开所任职的大学。到1879年，他完全辞掉了工作，只领到很低的一份退休金。之后他辗转于瑞士和意大利北部各地，在阿尔卑斯山的各个最美丽的风景点中徜徉，住在普通旅馆里，只要健康允许，就作长途的徒步。
他的写作在加速。他受着失眠、偏头痛、呕吐和消化不良等多种疾病的困扰，他有时会持续写作10个小时，直到眼睛刺痛。他倚赖于各种麻醉剂：水合氯醛、巴比妥、鸦片和其他种种。他陷入了自身思想发展的螺旋中，尽力向前推进他的思想，其程度远远超出了迄今为止任何人所敢于想到的地步。
他狂热的写作因为解脱了公职也因为他的孤独而获得自由，却像魔鬼一样抓紧了他；他的身体为此付出了代价。
他的发病情况仍保持着他那种个人化的模式。在1870年代后期，他开始与瓦格纳及其圈子决裂——那时瓦格纳的狂妄已达到了顶峰，成了上流社会的偶像，这最终的成功影响了他的观点：他从早期的革命性主题转到基督教感伤性的调和，他成为一场喧嚣的德国沙文主义和反犹运动的核心。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尼采著作全集》(第六卷)
而尼采这一方则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走向他认为是一种全新的心理科学——一种艰苦但欢悦的智慧，它挣脱了一切表面常规的束缚。这次决裂使尼采经历了他最严重的一些病痛。但当这一切都结束时(大约在1883年瓦格纳去世时)，这位哲学家真正的声音开始出现了。
在这段时间，尼采的性生活也陷入危机。虽然他和女人们在一起时总是过于礼貌并觉得压抑，但在这段时间内他求过几次婚都遭到了拒绝。
1882年，他经介绍认识了罗·莎乐美，她那年21岁，是一位俄国将军的女儿，年轻、美丽、有才学、充满理想主义。他们的思想撞出了火花，他们从智力上的密切交流发展到了那种19世纪典型的修辞意味的、理想主义式的恋人关系。
尽管尼采对婚姻持否定态度(莎乐美也持同样态度)，他还是向莎乐美求过两次婚，但都被拒绝了。后来他们曾计划与另一个学问上的亲密朋友(保尔·里)一起搬到巴黎去，建立一个三角家庭。
莎乐美、保尔·里和尼采(1882年)
但尼采的母亲和妹妹听说了这个计划，便以报复的态度突然来到他身边。39岁的尼采在年迈母亲的道德训令前仍然会颤抖不已。这个计划后来夭折了。
第二年，尼采的健康情况开始好转。这种良好状态一直持续到他1888年末的彻底崩溃。这段时间里，他的创造力又急遽飙升，这次的新方向是诗歌。
他写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接着又写了一系列大胆的著作，抨击基督教，呼吁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在1883年2月1日致Köselitz的信中预告新书题为Also sprach Zarathustra
毫无疑问，瓦格纳的死有助于减轻尼采的紧张感，他对婚姻期望的消逝也减缓了他的紧张感(虽然这本会加重他的紧张感的)。他的妹妹伊利莎白以前总爱插手他的事务，现在嫁给了一个叫弗斯特的反犹派政客，搬到巴拉圭去了。
场地清除干净了，尼采终于能自由地集中于他自己的思想了。这一思想洪流早已沸腾，现在终于冲破一切藩篱。
《苏鲁支语录》
1888年是尼采状态最好的一年。他几乎全年都很健康。他写了5本书，是一生中创作最丰的一年，包括2000多条他的思想陈述，结集为《偶像的黄昏》、《反基督》，两本攻击他以前的偶像瓦格纳并将自己树立为瓦格纳对立面的书，以及一本对他自己的作品之价值作尖锐讽刺性评论的书《看哪，这人》。
最后这本书各章的标题分别是：“我为什么这么智慧”、“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我写出了这么好的作品”、“为什么我就是命运”。
尼采逐渐成名。他第一次在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中间吸引了追随者。丹麦文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开始讲授他的思想。尼采开始与著名的法国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海伯里特·丹纳和伟大的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进行交流。
《权力意志》
尼采开始在公众场合出现并迷人地微笑着，这与我们在他一些早期照片中所见到的严肃、沉郁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1889年1月，他住在意大利的都灵。一天他看见一个车夫在街上抽打一匹马，他跑去制止，在抱住马的脖子时他崩溃了。之后一些天内的情况不大清楚。一个朋友收到了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我在射杀所有反犹分子。狄奥尼索斯。”
1889年病中的尼采
从那时起一直到他1900年去世，尼采一直在他人的护理下生活。他没再写过任何东西，不管是书还是信件。他也再没有谈论过他的思想。
他交替处在两种状态下。在一种状态中，他安静、有礼貌，能进行令人愉快的谈话，就像几年以前人们在瑞士旅馆的会客厅里碰巧遇见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男人。在另一种状态中，他就变成了狄奥尼索斯，他幸福地微笑着、狂野地大笑着，唱着歌，陷入情感的狂喜状态。
以上内容摘自《发现社会》
尼采我为什么这么聪明
尼采是理性的。批判理性带来的谬误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否定理性的存在，理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理性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硕果。
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就是用理性的武器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理性本身没有错，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没有理性，人类就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认识真理。没有理性，人类将落入迷茫可怕的境遇。
作文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我为什么这么聪明
我从来没有思考过那些不是真正问题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浪费过我的力量。我喜欢从具有价值的问题中完全除去坏的结果。因为在邪恶结果之前，太容易失去观察一个行动的适当立场。……也从来没有对这些观念浪费过我的时间……从根本上说，上帝不是别的，只是对我们一种粗劣命令：你不应思想——我对另外一个问题感到莫大的兴趣——“人类的拯救”之赖于这个问题远比赖于任何一项神学的奇迹为甚：此即营养问题。
因为这个“文化”自始至终要我们忽视现实事物，完全要我们去追逐那些值得怀疑的所谓理想目标而当作“古典”文化——似乎我们的努力结合“古典的”和德国的在一个概念之下的企图，自始就不是注定的一样！甚至这有点可笑——只要你去刻画一个“受过正统教化的”来比锡公民，你就会感到这是可笑的！——诚然，我承认，一直至我长到很大的时候，我的食物都是很坏的——用道德上的名词来说，厨师和其他基督徒同道人赞扬它是“无关于个人的”、“无我的”、“利他的”。
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相信，饮洒和吸烟最初只是年轻人的浪费，最后简直是坏习惯。
尽可能不要老是坐着不动；不要相信任何不是产生于户外空旷之地的思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随着身体自由活动而来的思想——也不要相信任何不能鼓舞你筋肉活动的思想。一切偏执都可能是起于内脏。
没有人能够随地生活的；凡是一个需要完成伟大事业而这伟大事业又需要他全部精力的人，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
内脏上稍稍有一点麻痹，一旦正常化以后，就足以把一个天才变成平庸人物。
天才几乎必然是舒适的。
天才都是有赖于快速的机能活动，都是有赖于一种继续不断为自己获得大量精力的可能性。
所以，我惶恐地想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我一生直到最近十年——最危险的十年——总是在那些不适于我的地方渡过的。
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也就是说我生命中多余而愚钝的因素，及是对生理状况的无知——那可厌的“理想主义”；从这个“理想主义”中产生不出好的东西来，它不能带来任何解决与报偿。
疾病开始使我接近理性。
一个人必须尽可能的远离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我壁垒是精神饱满最初的一种本能的谨慎。……对我而言，一些令人愉快的、聪明的、智慧的书，就是我借以复原的东西——应该是一本德国书吗？
上帝惟一的理由是他的不存在。
他肯有一种神奇的狂野魔力，没有这种魔力，我简直不能想像美是什么东西；当我评断某些人们或种族的价值时，我是根据他们需要去想出一个具有半人半兽神。那种性生之神的必然性的。
一个人不能想出这东西——他就是这东西，或者不是这东西。伟大的诗人只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发掘——这种情形达到了某种程度以致后来他不能再忍受他自己的作品。
驱使一个人疯狂的不是疑惑而是确定。……但是要感到这点，一个人必须是深奥的，也就是必须是一位哲学家……
没有乌云掩盖过我们的天空。
我想，我对于华格纳所能创造的可惊事物，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的更清楚，我想我对于那些只有华格纳才能达到的奇妙狂喜，比任何一个人了解得更清楚；同时，现在因为我的力量足以使那些最可疑而危险的东西转变为有利于我的东西，因而我变得更为有力的，所以我把华格纳看做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
限制一个人听觉和视觉范围，把一个人自己孤立于许多事物以外——这是初步的智虑谨慎，这是表示一个人并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必然的东西的初步证明。
不断需要保护自己的人，可能大大的削弱他的体能以致不能再防护自己了。
另一种智虑谨慎和自卫方式，是尽可能的少作反应就是使自己脱离那种迫使一个人停止他的“自由”和创造力而只变为一束反应的环境和处境。
一个他所读到的思想发出反庆——最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应。学者把他一切能力都放在肯定或否定批判那早已被想出来的东西上面——他自己不再思想了——他本身的自卫本能消灭了，否则他会对书本有所排拒的。因此，学者是一个衰颓者。
用道德上的名词来说：爱一个人的邻人以及为他人和其他东西而活，可能是保持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手段。
它开始发生支配作用，它慢慢地使你从离失和偏误中回转来，它促成一个人的种性质和能力，而这些性质和能力有一天将成为你整个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主要事业、“目的”、“志向”和“意义”方面，透露一点消息之前，它会慢慢地培养一切有用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去，我的一生简直是可惊的。为了重新估评各种价值，也许需要比一般人所具有的更多的才能；尤其需要那些现在还不一定互相矛盾和破坏的对立才能。
直到我所有的能力突然间都达到成熟分阶段，而在某一天完全的爆发出来为止。
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东西会与它现在的状况有所不同：我不希望自己有所不同……我总是一样。我从来没有任何欲望。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活了四十四岁以后，竟然能够说，他从严没有为荣誉、女人或金钱心过——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大学教授——这种念头过去从来没有进入我的脑海中，因为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四岁。
我的回答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饮食、地点、气候、娱乐，所有自爱的辩解——比人们向来认为根本的一切东西，更为想像不到的重要。
人们却在这些概念中寻求人性的伟大寻求人性的“神性”……所有政治问题、所有社会秩序问题、所有教育问题，都彻头彻尾的变得虚假了，因为最有害的人们被视为最伟大的人们，也因为人们被要求去轻视这些“细节”，说得更正确一点，去轻视这些生活的基本需求。
对任何健全本能的迹象非常敏感，乃是我的特色。在我的身上，没有一点病象；纵使我时常患着严重的疾病，但是我从来没有变为病态的；在我的本性中，你找不到一点热狂的痕迹。……悲伤态度不属于伟大性；一个需要采取一种态度的人是虚假的。……凡是在这个秋天的七十天中，能看到我的人，在我身上都看不到一点紧张的痕迹，相反的，只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愉快，因为在这七十天中，我怀着一种对后世的责任感，毫无间断的，完成了很多伟大的工作——在我之前，没有曾经做过这样多工作，在我之后，也不会有人做这许多工作。
我一生气恼那些在血管中具有卑劣血液的人。我认为人类所具有的伟大性是对命运之爱：一个人无论在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希望改变任何东西。他不但必须忍受必然性，并且，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隐瞒它——在面对必然性时，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虚假的——但他必须去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