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央经过一系列缜密的调研与综合规划，最终决定把重庆从四川省划分出去，成立继北京、天津与上海之后的中国第四个直辖市。

众所周知，国家无小事，中央的每一个安排，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央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去的决定看起来波澜不惊，实际上却是中央集战略、智慧与民生考虑于一体的浓缩表现，回味中央当初的每一个细微布局，都能让我们受益良多。

本篇文章笔者将围绕1997年我国为什么要把重庆与四川省“分家”，带大家领略中央当初的伟大战略与智慧安排。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巴蜀”之地这一喊法，巴既指巴渝（今重庆一带），蜀既指蜀地（四川）。

西周武王伐纣时，今老重庆一带的巴人和四川一带的蜀人，一起参加了征战。西周建立之后，武王姬发便允巴人建立了巴国，蜀人建立了蜀国。

这便是中国最早意义上巴蜀两地成名的由来。

秦朝，始皇帝一统天下，吞并了巴、蜀两国，自此建立了巴、蜀两郡，巴蜀逐渐开始融合。这也是中国最早意义上巴蜀不分家的由来，其性质如一母同胞。

北宋时，蜀境内有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川陕四路，它在西南一带的作用与地位尤为显著，是当时政权将西南地方连成一片最主要的枢纽，此后我国慢慢将“川陕四路”的喊法浓缩成了四川。

公元1189年，南宋皇子赵接踵正月刚被封为恭王（辖地重庆一带），二月便登基，于是便自诩为“双重喜庆”，特意将恭州更名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来。

从此之后，巴蜀便一直不分家，直到近代史之后才有了划时代的变化。

民国之后，中国三次将重庆从“巴蜀”中划分出去，独立而成中央直接领导的“直辖市”。

第一次是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了战略需要，于是迁都于大后方“重庆”，并把重庆第一次提升为国民政府直辖市，属临时首都性质。

第二次则是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之后，因为从纵深战略方面考虑，于是把重庆设为了西南军政委会的驻扎地，重庆再次直接水涨船高地成为了中央直辖市，直到1954年其直辖市性质才取消并划入四川。

1953年时，重庆仅仅只是原老重庆（巴地）小小的一块，真正面积不足一个市。

1955年时，中央根据发展需要，又将贵州的17个乡划归重庆。

1959年又将长寿县、巴县和綦江县三点一线与重庆接壤的县城划给重庆。

1974年，中央又在远离重庆市中心的地方设立了重庆双桥区，代表重庆面积的扩张仍在计划之中。

1977年，江北县划归重庆。

1983年，中央果然把双桥区周围的合川、潼南、铜梁、大足、永川、荣川、壁山、江津八县划归重庆。

1997年因为三峡工程，中央又把面积庞大的四川所属万县、涪陵和黔江大部分地区划归重庆。

直到1997年，重庆的占地面积已经达到了8.24万平方公里。

而据中央人口普查显示，在未划分之前，97年重庆的人口已经达到了3042万。而另一面，97年四川虽然占地面积达到了48.6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仅8429万人。

很明显，重庆与四川的数据对比很能说明问题，重庆在仅占地是四川六分之一的情况下，却担任了其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容纳。

很显然这组数据一对比，必定有一方是被严重限制发展了的，而这一方只能是重庆而非起领导作用的四川。

重庆自中央有意进行扩增规划之后，人口不断提升的同时，经济上却丝毫没有达到中央预设的期望值。

它的绝大多数经济与资源，都被倾斜于成都，且受制众多，这便极大地打击了其发展的积极性。很多资本家因为其战略地位的次要性，甚至不愿意到这里投资。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正是坐镇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也落址于重庆，因此他对重庆爱屋及乌，对其的发展尤为关心，一直不遗余力地力促重庆的发展与崛起。

可以说重庆市发展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默默推动。

1980年邓小平乘坐“东方红33号”轮船沿重庆一路顺江而下视察长江三峡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这一次视察让其得以就四川与重庆的发展问题，有了深层次的认识与了解。

当时邓小平已经发现了重庆发展中的诸多受制与滞后问题，并带领中央着手改革调研与发展计划。

中央首次提出将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的精确时间应该是在1985年。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南方刚刚结束了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签字仪式后便就三峡工程的相关工作向三峡工程小组组长李鹏询问。

李鹏汇报说：

考虑三峡工程淹没区近113万人口的迁移与安置问题，我们正在考虑是否专门就此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同时这个行政区也应该包括重庆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业经济基础和人员智力的支援，也便于发展经济。

邓小平则创举性地表示道：

咱们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嘛，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从目前的的发展来看，邓小平的这个做法确实高明，但当时因为中央考虑三峡工程的规模极其庞大且耗时长久，因此实际意义上把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在当时仅仅是个不甚成熟的设想，但一直在中央的积极考虑范围之内。

邓小平提出“将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的大胆构想之后，直到90年代，重庆的发展仍旧不见起色，邓小平对此颇为不满，更加建议中央就重庆的发展要引起重视，重庆开始从四川划分出去的设想也开始在90年代初开始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1994年，江泽民到重庆意味深长地题词：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1995年，李鹏也进行了类似的题词。

中央将重庆划分出去的的态度一槌定音。

1997年，经国务院一致通过，我国正式把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直接将其成立为受中央领导的直辖市。

以上便是重庆从四川省划分出去并成为直辖市的全部过程与表面原因。

当时中央作这一考虑的所有出发点都是建立在万县、涪陵和黔江这三个三峡淹没区城市的人口安置基础之上的。

1985年之前，中央最开始考虑是要在万县、涪陵和黔江和宜昌这“三地一市”和三十多个县之间，围绕三峡大坝，建立一个三峡省。当时的三峡省规划，是没有把重庆考虑进去的。

1985年中央对可能建立的三峡省的人口普查数据是1760万人，而占地则是8万多平方公里。这样的人口，这样的占地面积，几乎已经是我国最小人口与占地面积的一个省，三峡省的建立的意义似乎略显鸡肋，三峡特区的构设也将成为摆设。

当然，中央当时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它能否经受得住三峡建成之后来自淹没区113万人口的迁移冲击。

很显然当时中央就是否能够把三峡省建立成特区也表示怀疑，因此邓小平关于“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分出去”的建议一提出来，马上就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响应。

很显然，把重庆划分出去，是一举多得的美事一桩。

首先，三峡淹没区113万人有了安置去向。

其次，也可实现中央原本就希望刺激重庆积极发展的目标。

但真正细化来说，大致有以六大考虑。

一、对三峡113万人口的安置考虑。

前文已经叙述，三峡省自己消化容纳113万人的设想，几乎是不成熟的。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带头作用的领头羊城市，才能在人口安置与就业方面吞吐这113万人口。

这个城市，既要有带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又要符合中央的战略布局，选来选去，只有重庆最符合这一条件。

当时重庆加四川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1亿，占地面积又过大，政府在规划与发展上总是顾此失彼，机构上更是尾大不掉。假如113万人口再直接加到与之接壤未划分出去之前的重庆，这对本已经趋于人口饱和的重庆来说，显然并不理智，同时对四川省委的人口规划与机构工作来说，也是火上浇油的。

因此，将重庆划分出去，利用三峡地区三地一市和三十多县的容纳优势，既可以缓和其本身密集的人口问题，也可反过来带动三地一市与三十多县的发展。

二、出于对四川省人口规划的考虑。

1997年之前，重庆未划分出去之前，四川的总人口达到了1.1亿，而当时作为经济特区与沿海重点发展城市的所在地广东的人口才7千万人。

很明显，在没有经济发展领头羊城市的情况下，四川的这个人口比例极不合理，久而久之，只会造成整个四川发展的淤塞与人民生活状态的两极分化。

当时中央作两个考虑。

一将四川的一部分人口划分出去。

二是在四川也成立一个经济特区，带动经济发展。

而这一构想恰巧与三峡特区不谋而合。

综合考虑之下中央决定，直接把重庆与其3000万人从四川划分出去。这样一来仅剩8000万人口的四川省，很多工作与发展问题也迎刃而解。

三、出于对四川省简政的考虑。

准确地来说，在进行三峡省的规划后期，邓小平的指示是“最好把重庆市作为三峡113万人口的缓冲市，再考虑将其作为特区，带动三峡地区的发展”。

也就是说，刚开始中央并没有考虑将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那么这样一来，三峡地区与重庆的特区工作，将会有极其繁重的工作任务与大量重复的机关编制工作压到四川政府。

据当时中央初步统计，光是重复的公务员编制便可能达到3万人以上。这既是种浪费，也更易滋生冗政乱政造成尾大不掉。而反过来看问题则不一样了，将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是两全其美。

实际上1996年重庆市政府考虑到这个问题时，便已经向中央建议将万县、涪陵和綦江划归重庆下辖管理，并得到了中央的赞同并实施。

四、易于重庆与四川的各自发展。

从邓小平有意扶持重庆的发展以来，重庆的占地面积就在不断扩增，经济也在可持续地发展，但最终税收和各方面资源却大量向四川省会城市成都倾斜，久而久之便造成了重庆自生发展的滞后性与资本家投资的消极性。

当时重庆虽仅占地8.2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达到了惊人的3000万，所谓僧多粥少，没有多余的可发展空间便意味着资本家在这里投资的空间已经趋于饱和。加之其当时自身价值远远不及成都这类省会城市，投资的价值更是有限。

在发展消极、投资饱和、价值有限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也就慢慢使中央对重庆经济发展构设逐渐沦为一纸空话。当然，四川省本身对此亦是有心无力苦恼不已。尾大不掉与顾此失彼，成为了当时四川省的两大工作难题。

我们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个“和尚挑水”的故事。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人多了，积极性反而降低了，既得的资源分配也就少了。

因此，将重庆划分出去，对重庆与四川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

一方面可以促进重庆的积极发展与资本家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对四川的压力缓和并给其精政、简政和定向扶持与发展地方城市提供条件。

五、基于直辖市的性质出发。

1939年，蒋介石政府把重庆设为临时首都，在1945年光复南京之后，重庆便一直成为其在西部纵深地区的战略防备陪都，直到其最终败退台湾。

我们来看我国对“直辖市”的定义。直辖市与省、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同一等级，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其市长更是与北京市政府同一等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因此，中央正式将重庆划分为直辖市之后，为了避免政治工作的重叠与交叉问题，将之划分出去是极其必要的。同时也能体现出我国对直辖市的等级定义。

六、从战略防备考虑。

当初新中国曾就定都问题曾进行过缜密分析与细致讨论。

定都的最后选址争议主要是围绕南京与北平展开。

当初东北局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曾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中央在进行定都的考虑时，应当优先考虑北平而不是南京。从地缘政治上考虑，南京离日本、港澳台乃至台湾都太近，一旦有变，我们能够做的积极防御极其有限。

实际证明，当初开国大典时蒋介石确实曾经意图派飞机轰炸破坏，最终却因为北京与其最北的空军基地金门相差1700多公里而不得不放弃。

回过头来也就是说，万万一哪天局势有变，我国也可以效仿当初的蒋介石政府，移都重庆。

当然，这只是从战略预备方面一家之言的构想。

而直辖市的定义，也意味着重庆完全有机会成为首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各方面的秘密布局与映射城市。毕竟毛泽东也曾经就此发表讲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就是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而当时，三峡大坝作为如此重要的工程，一旦被破坏，对中下游百姓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因此我国就更加有必要将其作为军事重守之地。而一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比有首都性质的城市拥有更强的军事防备力量了。这也是将重庆设为直辖市的隐性条件。

基于以上，便是我国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分出去的综合原因。但不论基于何种考虑，就像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要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一样”，党和国家一切的工作重心，人民始终是作为第一位考虑的。

使人民过得更好更幸福，一直都是我党一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盼头。

致敬伟大的党，致敬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