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评审书目——《道德动物》，来自美国作家罗伯特·赖特。
《道德动物》是《物种起源》《自私的基因》之后，进化心理学的经典之作。作者罗伯特·赖特以达尔文的人生经历为案例，用进化心理学破解人类的情感、道德与责任困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基本的人性和道德准则，改变我们思考和感受生活的方式。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评审团”，我们将不间断地为大家送上最新鲜的阅读体验。书评君期待，在这个新栏目下，向所有人提供关于阅读的优质评价，也同新的优秀“书评人”共同成长。
本期书目
《道德动物》
作者：罗伯特·赖特
译者：殷融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7月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普林斯顿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2009年《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百位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时代》等杂志的撰稿人，他关于科学、技术和哲学的文章，曾多次获美国国家期刊奖。主要作品有《神的进化》（入围普利策奖）、《三个科学家和他们的神：在信息时代寻找意义》（入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道德动物》（《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非零和时代：人类命运的逻辑》（《财富》杂志评选的“75本智慧之书”之一）、《洞见》（2020年度读者“十大影响力好书”之一）。
评审员001 杨剑清
道德性的动物，还是动物的道德性？
何谓道德动物？罗伯特·赖特教授这本书名所指显而易见：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作为进化心理学家，全书主要基于达尔文主义和进化心理学研究成果，围绕达尔文所在时代背景及达尔文个人生活（重点是婚姻生活和研究发表进化论历程），对男女两性心理差别、个体情感动机、道德选择等作了阐述。以往单纯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两性心理差异，很容易被贴上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标签，即便研究者是以样本调查、数据分析等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也很难获得公允的“外衣”。
除极少数社会阶段、极少数社会体系（如母系社会）外，在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在两性中居于弱势一方，这是普遍共识。如作者所说，在政治领域男性掌权的历史脉络下，这种不对等贯穿到了各方各面。正因如此，如果从生物进化角度来分析这种事实背后的心理差异，不单纯以男性或女性站在各自立场去揣测对方心理，那么进化心理学是消除性别分析可能存在的傲慢、偏见的有效理论手段之一，具有较高的公正性和客观度。正如作者所说，目前并没有更好的其他理论能让进化理论湮入历史尘埃。读罢此书，个人有些粗浅感受分享。
一、人性的趋向是伴随着适者生存而不断变化的。
很显然，包括进化心理学家在内的学界共识，人区别于和我们基因相似度达99%以上其他物种的最重要特点，在于人类的情感和道德，这也是作者在动物这个名词加上道德这个前缀的原委。书中讨论的感激、羞耻、悔恨、骄傲、怨恨、荣誉感、同理心与爱等等人性特点，是人类这个物种在个体基因维护自身生存和繁殖利益和环境压力驱使下形成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些道德情感，并非一朝一夕所得。进化论不等同于遗传决定论，但进化心理学指出了我们某些心理的原始动机，尽管我们无法察觉和感受它的存在。书中第一章所述的男性相较主动、热情，女性相较被动、腼腆等心理差异，以及现行的婚姻制度对两性来讲都并非最理想制度等，均是基因努力使自身走向繁荣的外在体现，要认识到这点，可比接受圣母-荡妇这种粗鄙二分法的概念难太多了。
人类具有道德感的历史与语言和文字的形成密切相关，但这个文明世代在语言文字形成之前的漫长人类进化史中太短暂了，所以动物性的原始力量远远大过文明社会影响个人的道德力量。如书中所述：“甜食偏好源自一种只有水果而没有糖果的生存环境，而如今沉溺甜食则会带来肥胖问题”。正因如此，道德要刻入DNA形成记忆，还有太多漫长的岁月要走，或者说，动物性要能完全与当前文明社会形成融洽的匹配，避免两者激烈的冲突，文明社会能否减少我们那些“不道德”人性的展现？新的进化也许才刚刚开始。
二、认识人性的关键并非关乎善恶，而在于深刻的复杂性。
所有人性的面向都包含在每个个体中，无关性别，无关文化，无关环境，因为“进化没有明确的方向”，同时“道德具有巨大的多样性”。无论男性在短期择偶策略所体现的“饥不择食”，以及男人究竟会成为无赖还是慈父，抑或无论女人是腼腆还是奔放，这些特质“都不可能垄断进化策略”。如书中所述，单一人格类型的基因，会输给那些让人格没那么固化的基因。每个人的人性包罗万象，对人性的认识，不要限于善恶是非的判断，而在于不要固化认知、自我设限，要避免排斥、拒绝人性的所有可能，避免把人性（道德）单一化、绝对化。从适者生存的角度看，生存和繁衍是基因的核心利益，弱肉强食是生命和生态系统重要的法则之一，进化心理学就是避免将其简单冠以善恶与否的道德评价。我们当然不能掉入、甚至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中，尽管基因有其“自私性”，但仍会在亲代、家族兄弟、乃至无血缘关系的同类中以慈爱、同情、悲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本质构成了人性深刻而难解难分的复杂性。
还需注意的一点是，人性虽由长期基因进化和环境影响而来，但最终是以当下的即时性来表达的。如果一定要对人性（道德）进行评价的话，我个人认为即时性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道德动物》一书并未讨论道德时效性的问题。唯唯诺诺的好人，可能会做出罪恶滔天的事，恶贯满盈的坏人，也会做出挽救众生的善举，这一切都取决于当下的行为。善恶一定是某人当下的、即刻的善恶，而非某人长期的、永恒的善恶。
三、把握整体、关切个体，不忘源头、面向未来
纵观本书，从基因和物种进化来阐述人类具有的某些与生俱来的心理和人性，为我们了解人类各种行为动机确实提供了一些理论。但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动机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正如作者所说，他们不带有天然的道德价值评判。进化心理学和本书都重点涉及了两性及婚姻的话题，这也是当下对每个人具有现实的、切身意义的论述。两性的择偶目的必然有基于长期基因选择、心理进化下的生物属性因素，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影响，当今的择偶目的有了更多来自社会属性方面的考量。尽管人类祖先最为注重的也许只有食物，但其本质上和当今人类注重的财富、地位、权势等并没有不同，我们每个生命个体既是生命数亿万年进化的“此刻”终点，但同时又是未来亿万年生命进化的“即刻”起点，生命进化成雌雄两性，爱情是生命给我们最奇妙的馈赠。虽然《道德动物》一书始终都不支持文化决定论，但毋庸置疑，低结婚率、高离婚率、低生育率问题已是我们所处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环境对我们心理改造迅猛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了生命进化的速度。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把握今生，这比是否掌握了主宰“道德动物”的命运之剑更实际。
我们当然清楚，让我们快乐的，同样会让我们痛楚，但我们仍应该去感受、去爱，敢于去追寻幸福，也要敢于去承受痛苦。书中最后一章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在爱情和婚姻选择的问题上，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可能性上，或许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人的自省能力和自控能力，这两个能力同样也是我们要摆脱基因对我们先天控制的救赎手段。自省要求我们不能停止感悟和思考，而且要怀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本身就是基因和生命进化的逻辑；而自控要求我们后天的“道德性”要能积极对抗先天的“动物性”，这正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质。正如本书结尾所说，进化只是一个冷酷的逻辑，但人类的道德感是值得我们心存感激的奇迹，我们如能遵循自己内心深处良知的引导，也许很容易颓丧的人生能多一点意义吧。
唯一需要提出商榷的是，全书四个章节中太多的篇幅以达尔文自身的人生轨迹为范例，这多少有失偏颇，尽管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但并不代表他本人的个案一定能验证进化论的所有观点。但本书还是强行认为进化论解答清楚了达尔文一生各个时期展示出的情操、性格以及行为，似乎强行要冠以达尔文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个人觉得，进化心理学应是一种宏观性、长期性的理论，而并非一定要用在判断某个人、某个时期的某个行为上。
阅读评分：8.2分（满分10分）
评审员002 崔克敏
人类的终极问题
不是某一种学说能解决的
美国作家罗伯特.赖特著的《道德动物》一书，如果说此书是一部传记，那则是与众不同的传记，此书虽然以达尔文的作品与生平为脉络，但不局限于达尔文的生平，多方面地对达尔文的著作进行注解与分析，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一夫一妻制的进化渊源，对兄弟之情和父母对子女的偏爱进行生物学上的探讨，将读者带到维多利亚时代，审视达尔文的新进化论，思考人之源和现代道德的起源以及人之进化到何处？
此书深刻见解与探讨，让我想到了南唐中主李璟的“菡菡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用这两句词引出文学“感发”问题，此书思考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观，涉及内容之广，产生的振撼之深，引发读者的思考，走进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无我之境”，可谓经典之作，圆满之作，给此书打满分，10分。
此书开篇介绍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从心理学和经济学上对男性和女性进行分析，指出一夫多妻符合男性利益的设计，产生于极权社会，但对低收入男性来说，则是不公平的，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文明社会为避免动乱理智地选择一夫一妻并形成制度。
达尔文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在法律上规定了一夫一妻制，这让达尔文在结婚与不结婚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结婚是怕年老后的孤独，为人父的达尔文为失去小女儿而伤心难过，有着普通人喜怒哀乐，让读者感到了达尔文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也有之不完美之处，为下文追问“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啊！”埋下伏笔。
此书在分析达尔文理论时，将人性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透彻地分析了利他互惠性缘于亲缘，一个人与周围人相比较，长期受不公平代遇，其损伤是巨大的，社会在进化中应注重个体利益不受侵犯，在制度上保证其权益，避免为社会地位而发动战争，让社会走向良性的轨道，是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
此书的结尾将新达尔文学说和其他学说进行比较，风格独具，充满智慧，让读者在享受知识的同时，引发思考，意识到哪一个学说，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其局限性，人类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终极问题不是哪一个学说所能解决得了的。
阅读评分：10分（满分10分）
综合意见
综合评审员的意见，《道德动物》得到了9.1分（满分10分）的评价。罗伯特·莱特在本书中从进化论的视角为人类行为的动机作出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本书巧妙的地方在于使用了大量达尔文本人的生活事例作为论据，名人琐事往往比枯燥的论述更能吸引读者阅读，不利之处也如评审员所指出，缺乏普遍性的论证会让说理失去力度。
你们如何看待这本书呢？觉得评审团的意见如何？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鼓励与批评！
作者/评审员
编辑/李永博 青青子
校对/柳宝庆
为什麼人类道德要用动物做类比？
首先先回答人为何要拿动物来做对比的问题这里的逻辑是 动物不具有理性，更多的只具有本能，尚不如人。换而言之，人这种具有理性思维以及道德的生灵更应该遵守所谓道德。
然而就如你所说，上面也已经提过，动物并不具有思考能力，这些所谓动物的德行其实根本不能被称之为德行，事实上不过是我们把人的德行美德在动物身上映射体现罢了，或者它只是恰好和我们的德行相一致的本能。这是不能和道德混为一谈的。
下面主要就来谈道德了。
脱离了其他生物的行为，人还可以确定自己应该如何生活才是正确的吗？
道德更多可以被理解为德行。康德认为德行便是基于原则上的，换句话说，德行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原则，和美一样，德行是可以被陶冶的，通过获取更多的知识，扩大自己的见识，随着思想的进步，人的德行会变得更加崇高优美。而德行本身在世人眼中必然是越是普遍则越是崇高的。所以由此可得出结论，道德本身和其他动物的行为在精神层面是独立存在的。如今人离开了动物界还是具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体系的。不过话说回来，自然界的一切在人的普遍德行形成的初期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人的很多思想总是从自然界中得到启发的，从这点上，对今日人们的德行的形成，动物界，乃至自然界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
高分求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和在后世的发展的摘记！
2-2 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延误与优先权的确立达尔文的自然进化学说给人们的影响不只是生物学的革命，而且波及到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特别是对宗教思想产生了震撼性的冲击。科学上的独立多重发现表明，如果没有达尔文，进化论依然会出现，华莱士的观点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的极其相似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毕竟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重要著作带来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改变了人类对于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认识。阅读关于达尔文的传记，我们可以了解进化论的观点的形成、《物种起源》的诞生以及达尔文主义的传播中的精彩故事。
1 马尔萨斯在达尔文进化思想形成中的地位
达尔文的自传、笔记和信件等多种资料表明，达尔文进化思想的形成起始于1837年。结束“贝格尔”号之旅后，在刚开始整理收集的资料并写作航海经历时，达尔文已经开始思考物种演化，寻找“必定改变生物种类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某种自然法则或力量”。1838年秋，他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得到了启发。马尔萨斯关于人类繁衍的论点“生命是为了求得生存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过程”，可以应用到动植物研究之中。在1839年，达尔文就以一种暂定的提纲形式，初步确定了进化论的大致轮廓。1942年，达尔文写了1份有35页的简要的概要；到了1844年，这篇概要被扩展成230页。至此，达尔文的伟大成就的核心部分—进化论和它的核心机制“自然选择”已经形成。
在达尔文思想形成过程中，马尔萨斯的思想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既有科学发展的内史观和外史观的区别，也有科学发展的突变的观点和连续的观点的区别，这也会在不同的达尔文传记得到体现。内史和连续的观点倾向于忽视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影响，外史和突变的观点倾向于强化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影响。
《达尔文与进化论》
涅克拉索夫在篇幅较长的《达尔文传》中，认为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认为：“在讨论关于鸵鸟的绝灭和保存时，他已经接近于最适者能被保存的理论，也许，没有马尔萨斯，他也会得出这个理论的。” 而斯泰福在篇幅较短的《达尔文与进化论》中，却花了不少笔墨来阐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者把达尔文比喻成痴迷于智力玩拼图游戏的人，而“1938年秋季，最为关键的一块拼图板找到了适宜的位置。当时，达尔文纯为娱乐阅读英国牧师、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 欧文·斯通则用艺术的手法描写了《人口论》在达尔文心中产生的巨大震撼：“他开始阅读起来，刚阅到马尔萨斯的第二页，便感到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了一下。这是一道智慧的雷电，照得他头昏目眩，并强烈地震撼着他。自从他开始系统地探索地动物和植物的物种起源、变化和离差问题以来，已经过去整整十五个月了。可是直到现在，他才偶然找到了解开这个谜的钥匙。……他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终于找到了一把钥匙来打开物种起源世界的那扇紧锁着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门。他在两间前厅里来回踱步，随贝格尔舰航行以及返回英国后努力钻研的情景一幕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他却不能宽衣上床，一下子躺在沙发上。现在，他拥有可以开展工作的理论了！”
2 《物种起源》与进化论学说的延误
然而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成形后，他没有把这些手稿付印，却转到了关于不太重要的藤壶研究中去了。直到1856年他才开始重新整理这一理论，并把它写成草稿；到了1859年，也就是在他的理论形成整整20年后，达尔文才公开发表了关于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思想，而且这个学说的发表还是在另一个同时代的持类似进化观点的科学家华莱士的激发下才发表的。
因此，无论是达尔文的研究者还是达尔文的传记作者都必须回答这个达尔文事业上的历史之谜：为什么延误了这么多年后，达尔文才将他的进化论学说公之于世呢？对此的解释是众说纷纭，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有的涉及社会环境的原因，有的给出方法论的问题，有的则在性格上寻找答案。不过，从这些答案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相同的结论：如果要写一本要冒犯他周围的人包括同事和妻子的宗教信仰的书的时机不成熟，达尔文必须耐心等待时机，并且谨慎措辞，证据充分，积蓄起足够的声誉来缓冲将会出现的冲击。
首先是时间、精力与疾病问题。达尔文首先必须完成的是他的地质学研究，这是早已进行而且属于贝格尔号考察报告的内容。在这期间，达尔文完成了结婚，养育了孩子。达尔文重病缠身，也经历孩子与父亲的去世。在达尔文进化论形成期间，达尔文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变成了一个慢性病人。达尔文患病的基本特征是心悸、心疼；长时间的呕吐；难以忍受的头疼、胃疼；令人痛苦的皮疹；全身无力、虚脱。这种情况断断续续地持续了25年，直到他去世。这样的身体状况使得达尔文每天只能工作短短几个小时。在身体极度恶化的时候，达尔文甚至一连几个月完全不能工作。有的医学家认为达尔文在南美考察期间感染了一种热带疾病—恰加斯病。这种病又叫南美锥虫病，是一种能引起高烧，摧毁肝脏和其它器官的热带疾病。一些现代学者认为，达尔文的疾病不是由于器官病变，而是长期心理不安的结果。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在1990年撰写了一本心理学传记《查尔斯·达尔文：全新的生命》。在这本传记中，鲍尔比强调了心理与生理双重疾病对达尔文一生的影响。鲍尔比认为精神原因是达尔文疾病的本源，达尔文的疾病与一种叫做强力呼吸综合症的医学状况极为相似，这种疾病与心理焦虑紧密相关，起源于母亲去世后压抑的悲伤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由于家庭压力和工作紧张，时常诱发达尔文长时间的虚弱、忧虑不安和胃部疾病，患病又使得达尔文希望通过工作来减轻疾病的痛苦。鲍尔比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达尔文对于疾病的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也是他迟迟不能完成进化论的重要原因。一旦进化论发表，各种各样的质疑、批评与反对将随之而来，这些外在的压力和人为的紧张会加剧达尔文的病情。达尔文疾病最严重的时期是1839年左右、1848年到1949年和1963年到1964年等3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发生在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而1855～1858年间达尔文的身体尽管也时好时坏，但总的健康状况不错，使得他能够完成《物种起源》的写作。
其次是信仰问题，这也是最常见的解释。达尔文没有勇气来发表他的观点，因为英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不会接受达尔文学说的。在达尔文之前，他的祖父很早就提出了一种自然神论的进化理论，也是在完成20年才发表的。拉马克也在达尔文诞生之年即1909年提出过类似的进化图像，被谴责为异端学说。钱伯斯1844年完成的《创造自然史的遗迹》以自然神论的观点，大致勾勒进化论的轮廓，不得不以匿名形式出版。出版后舆论哗然，被一些评论家谩骂为“肮脏、龌龊的东西”。当时的英国著名科学家，包括达尔文的好友赖尔、胡克以及赫胥黎，也不完全相信进化思想。达尔文也自然能够清楚地预料到，他的学说可能会激起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抨击。事实也是如此，在《物种起源》出版后除了华莱士、胡克以及少数的博物学家以外，在英国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自然选择的解释。
《达尔文传（卷1）：航行》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达尔文不得不尊重他的妻子爱玛的宗教观念。达尔文接受了他父亲关于女性宗教信仰的忠告。“在我订婚以前，父亲劝告我，要严密隐藏资的怀疑观点。……他说：在丈夫或妻子还未生病的时候，生活过得很美满；但是一旦如果男人生了病，那么，有些妇女就会感到非常痛苦，因为她们担忧自己的丈夫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商务印书馆，达尔文回忆录，1982年，第58页）而达尔文恰恰就是一个多年来体弱多病的丈夫，他的妻子爱玛是一个相信上帝存在也希望达尔文死后能够进入天堂的信徒，达尔文不希望自己的进化观点对妻子造成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爱玛虽然仍旧信仰基督教并坚持上教堂，但她也至少是容忍了丈夫的观点。例如，传记作家布朗（Janet Browne）在《达尔文传（卷1）：航行》写道，1844年达尔文完成初稿后，留给爱玛一封类似遗嘱的信。这封信表明了达尔文当时的矛盾态度，“他宁愿去死，也不愿承受他知道会冒出他的头脑的争论；他宁愿去死，也不愿故意伤害爱玛的感情，或者更糟糕，她因此而被社会排斥。”（Charles Darwin: Voyaging ，volume 1 of a biography，第447页）
第三是策略问题。这用来解释为什么达尔文会花8年时间在一种不那么重要的蔓足类动物即藤壶的研究上。赖特在《道德的动物—我们为什么如此》（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翻译出版）把这种策略称为“三边同时加固措施”（第284-286）。策略的第一边是通过对藤壶的研究，达尔文直接获得了自己的证据；与此同时，不断地通过与专家的交流，也强化了自己的证据。策略的第二边是达尔文提升了自己的资历。达尔文的藤壶研究不仅把他从一个重于收藏的博物学家变成了重于研究的专家，也为自然选择的理论提高了声望。策略的第三边是达尔文调动了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建立一个科学同盟。达尔文不断地通过书信往来和相互拜访，与几名有名望的学者形成了所谓的“达尔文帮”，关键人物有赖尔、赫胥黎、胡克和格雷。达尔文可能清楚，自己的著作面对三类读者对象。第一类是神学家们，他们的反对是可以预期的；第二类是普通的读者，他们象阅读小说等文学作品一样阅读达尔文的作品，达尔文不会去他们持的态度；第三类是科学共同体，也就是各类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达尔文真正害怕的是来自他们的批评。他希望尽量完善自己的工作，提供更多的证据，使得他的观点在科学上的异议较少到最低程度。要建立牢固的证据基础，需要很多的时间。
也许一切努力都没有把原因归结为达尔文的内在个性特点来得简单明了。很多传记作家笔下的达尔文在重大问题的抉择上往往优柔寡断，没有自己的明确和坚定的意志，缺乏主见，经常不得不依赖于别人。只有在得到他所信赖的人的支持和鼓励后，达尔文才会坚定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信心。
我们可以从达尔文在几个重要事件上的表现可以得出这一点。例如，在决定是否参加贝格尔之旅的时候，达尔文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于是立即写了一封回绝信。他又觉得放弃这次机会非常可惜，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舅舅。他仔细地列出了父亲反对的理由，让舅舅去作说服工作。在结婚问题上，达尔文也是十分理智，反复权衡结婚的好处与坏处，而不是听命于感情的驱使。即使在出版《物种起源》这部重要著作时，达尔文也是反复征求他的朋友们的意见后才决定出版的。
欧文·斯通《达尔文传》中写道，“他被卷入其中已经二十年了，充分表现出他的思想反复。有时他的信念处于自卑的状态，有时却又相信自己的天才，比一般人看得远，懂得多。他不停地兜圈子，一会儿至高无上的思想让位于凄惨失败的思想，一阵子意气消沉代替了欢欣鼓舞。他极度渴望出版他的书，却又不愿他的书在生前问世。他公开宣称，他的书将获得成功并被普遍接受，跟着却又认为他 的书一定会遭到失败，没有人会买它和读它。他告诉朋友们说，他对自己文章中的倒霉风格感到焦虑，却又不停地写了几千页，沾沾自喜于写下来的东西，并且肯定他对自然界普遍法则的揭露将是科学研究中的一场革命。”（欧文·斯通。达尔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第779页）虽然斯通没有直接给出解释，但他对达尔文的个性特点的描述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参考答案，用来解释达尔文在物种的意义和物种形成过程的认识上的犹豫不决。
3 为什么是“达尔文进化论”而不是“华莱士进化论”
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是在另一位博物学家华莱士的激励下才很快发表的。1858年6月之前，达尔文仍在慢腾腾地写作自己的一本“关于物种写不完的书”而此时华莱士寄给达尔文一篇论文，希望得到他对自己新论点的评价并请求他将文章转交给德高望重的地质学家赖尔。使达尔文惊呆的是，华莱士的文章简要概括了达尔文艰辛研究近20年的大部分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面临两难选择，其一是销毁这篇文章，对华莱士置之不理，这样可能招致不诚实的道德谴责；其二是单独发表华莱士的论文，这样就可能使自己20年的优先权付诸东流。他选择了求助于两位值得信赖的科学家赖尔和胡克，他们安排在林奈学会上，把华莱士的文章和达尔文所写的梗概一同宣读，后来又一起发表在学会的刊物上。这也促使达尔文认识到不能再迟疑了，必须尽快写出自己的书来。这样，《物种起源》在1859年底得到发表。一些传记作者赞扬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合作精神。“这样，写信给华莱士时，达尔文总是称‘我们的理论’。对应地，华莱士清醒地觉察到20年来达尔文一直在攻克这个问题并收集证据，从来没有不是把优先地位给达尔文。他们变成了亲密朋友，他们的通信也显示了更多的赞同和很少的分歧。所以，这段经历以科学历史上最幸福的故事之一宣告结束。”（Bowlby，第332页）另外一些传记作者则认为，达尔文的自白“我很少考虑到：享有更大创新立异的人，究竟是我还是华莱士”明显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谎言，达尔文没有直接发表华莱士的论文是达尔文的最大道德瑕疵，“达尔文与华莱士共同分享发现自然选择学说这一荣誉的事实，经常被人们誉为科学家之间的无私合作与美好愿望的崇高典范。实际上，华莱士根本没有机会来决定是否同意这样的安排，甚至也没有人询问过他的意见。”（斯泰福，第107页）
在科学史上，华莱士的名字总是伴随在达尔文的名字的出现，而且在达尔文的巨大光彩下变得黯淡无光。为什么人们记住的是“达尔文主义”而不是“华莱士主义”，或者象某些物理学方程式那样，以两个人的名字共同命名为“达尔文—华莱士主义”呢？假如华莱士的文章率先发表了，达尔文的优先权真的会像他担心的那样付诸东流吗？
首先是证据问题。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不论我的手稿的摘要，或者那封给爱沙的信，本来我是不打算发表的，而且写得又很拙劣。华莱士的这篇论文却相反，它叙述得异常每秒和十分清晰，令人钦佩。虽然这样，我们这次发表的联合论文，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说明了，对于任何一个新观点，要使大家对它重视，多么需要对它作相当详尽的解释。”这是博物学研究区别于物理、化学等理论科学的不同之处：在那些学科中，一个科学家可以凭借灵感、直觉等提出一个新的发现：用数学方程式、模型结构等表达的定理，给出自洽的逻辑证明，然后留给其他实验科学家去检验，一篇短短的论文就可以让一个科学家名垂青史；而涉及到物种是不变的还是进化的理论是博大精深的，不能通过几个简单的事例和干瘪的理论框架来实现，而需要多方面的观察资料作为证据，进化理论不是演绎的理论，而是归纳的理论。关于物种是进化的观点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不少科学家提出的，这些人中至少包括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马斯·达尔文、钱伯斯和斯宾塞等，但谁也没有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那样取得成功地提供足够多的解释。《物种起源》初版本印数1250册当天就被购买一空，第二版3000册也很快售缺。很短的时间内，它被翻译成了几乎所有的文字，被广大读者研读和评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不管读者是赞成、反对抑或存在分歧，他们都对进化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作用。《物种起源》被赖尔称为是一个“很长的论据”，它被用来论证整个进化理论，特别是用来论证对自然选择理论给与完整说明的自然选择理论。也就是说，华莱士仅仅凭借一篇短论文很难获得自然选择的首创者的荣誉。
其次是科学联盟问题。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按照现代的观点，达尔文是一个业余科学家，依靠家庭的资助完成收集了环海旅行，在自己的家里考察各种证据，完成了论文写作，但他一刻也没有和其他科学家隔绝，通过书信交流、聚会等形式，和其他科学家赖尔、胡克、赫胥黎和格雷等共同组成了的“达尔文帮”。赖尔是著名的地质学家，达尔文的地质变化的知识得益于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一书。虽然在公开场合赖尔表现得保守，但是私下里他鼓励达尔文完善自己的学说。胡克擅长植物分类，不断地催促达尔文完成自己的理论。胡克保存的1944年达尔文写给他的表达自然选择的信，成为达尔文优先权的一个有力证据。在达尔文举棋不定的时候，是德高望重的赖尔和资深的胡克说服林耐学会，把华莱士和达尔文的理论共同公诸于世。赫胥黎是一位年轻的动物学家，达尔文理论最坚定的捍卫者，在和牛津大学的颇有影响力的主教威尔伯福斯进行的著名的辩论中大获全胜，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格雷是哈佛大学的自然史教授，1857年达尔文就物种起源思想写给他的信，成为达尔文优先权的又一个证据。格雷是达尔文思想在美国的主要辩护人。因此，达尔文主义不只是达尔文一个人的理论，实际上是“达尔文帮”主义。
进化。图片引自http://www.csicop.org/si/2003-11/intelligent-design.html
不管如何，达尔文主义的形成源于一部伟大的著作。“达尔文的伟人一向很温和，甚至对自己的对手也彬彬有礼，虽然他处于这些攻击风暴的中心，但他的一些朋友和拥护者却经历了最激烈的斗争时刻。然而不管这些人的作用多么大，为达尔文争取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的主要斗争武器，还是他那部不断地发行新的版本和译本的出色著作《物种起源》，这部著作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击败了各个对手，说服了那些动摇分子，在越来越多的无私地寻找真理的人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朋友和信仰者。”（涅克拉索夫著，韦清豪等译，达尔文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287页）
探索进化足迹的巨人——达尔文
达尔文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生物学家，也正是他找到了生物发展的规律，成为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对近代生物科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年的4月19日是他逝世123周年，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缅怀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
现代生物学之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
因为达尔文无意学医，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1831 年他毕业后就参加了测量考察舰“贝格尔”号历时5年的环球旅行。这对达尔文是有决定意义的5年。南美洲等地大量的物种变异的事实，使他对《圣经》产生了怀疑。通过对采集到的各种动物标本和化石进行比较和分析，他进而认识到物种是可变的。由此，他逐步摆脱了神创论的束缚，坚定地走上了相信科学和追求真理的道路。
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大学生措手不及，迅即把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到。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大学生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哪只给忘记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啦，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这大学生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痛。他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市内的剑桥大学走去。这个大学生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为“达尔文”。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
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
“贝格尔号”军舰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意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
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 当他们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
后来，达尔文又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在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回国之后，他一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寻找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指出：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紧接着，达尔文又开始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提出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并很快出版这部巨著。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很多著作。
达尔文本人认为“他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还有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如：达尔文本人所写的著名的《考察日记》和《贝格尔号地质学》、《贝格尔号的动物学》等。在他的著作中，具有特别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物种起源》，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理论的逐步发展过程。《物种起源》的出版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因为《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达尔文鸟
《物种起源》的出版，引起造化论者和具有目的论情绪的科学家们（而这些人却是占绝大多数）对达尔文学说的猛烈攻击，也引起维护达尔文主义的相应斗争，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的除达尔文本人外还有进步的博物学家；他们到处都成为达尔文学说的热烈拥护者。
达尔文是一位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的20年里，他始终没有中断过科学工作。 1876 年，他写成的《植物界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一书，就是经过长期大量实验的结果。书中提出的异花受精一般是有利的结论，已在农业育种中广泛应用。到了晚年，达尔文心脏病严重，但他仍坚持科学工作。就在去世前两天，他还带着重病去记录实验情况。
1882 年4月19日 ，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逝世了。由于达尔文一生对生物科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人们将他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寺院中堂的北廊，和杰出的科学家牛顿葬在同一个地方。